爱国主义是鲁迅前期思想的基石——兼与艾菲老师商榷

艾菲先生的《论鲁迅前期思想的“基石”》(见《山西师院学报》1980年第2期),从一个较新的角度来研究鲁迅前期思想,得出了一个有新见的结论:“在鲁迅前期思想中,虽然羼留过尼采哲学,达尔文进化论等‘杂质’,但它们始终没有居于‘主导’地位,它们在鲁迅前期思想中矛盾纠结、消长起伏,渐渐地退却了,消散了,而构成     

直面希望

鲁迅先生用“丰之余”笔名写过一篇《扑空》。施蛰存先生说：“丰先生作《扑空》．其实并未‘空’，还是扑的我。”     

释“悳”

鲁迅先生在他的《名人和名言》中曾写了如下的一段话: 还有江亢虎博士,……谈到小学,说“‘德’之古字为‘悳’,从‘直’从‘心’,‘直’即直觉之意”,却真不知道悖到那里去了,他竟连那上半并不是曲直的直字这一点都不明白。这种解释,却须听太炎先生了。(鲁迅:《名人和名言》) 一九七二年底,我的一位朋友给鲁迅先生的这段话作注,要我帮他解决一下有关“悳”字的形义问题。他既问道于盲,我则义不容辞。曾先后给他写了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是:     

关于《呐喊》《彷徨》中绍兴方言的注释

鲁迅在《呐喊》、《彷徨》、《故事新编》和《朝花夕拾》等作品里,用了不少的绍兴一带的方言字和方言词。其中有的作者自己向读者作了说明。如“‘难’者,‘今’也;‘者个’者,‘的了’之意,词之决也”。     

鲁迅、郭沫若确曾在《对英宣言》上列名

周恩来同志在1941年11月16日所作的《我要说的话》(后改题为《论鲁迅与郭沫若》)的演说中,曾赞扬鲁迅与郭沫若两人“在北伐期中,谁都没有‘文人相轻’的意思,而且还有‘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事实。”指出“在广州发表的文学家宣言,周郭两先生均列了名的。”这里所说的“文学家宣言”,指的是《中国文学家对于英国智识阶级及一般民众宣言》。它最初发表在1927年4月出版的创造社的《洪水》半月刊第3卷第30期上。但在该刊上的这一宣言的末尾的“签名者”,却是这样的几个字:“成仿吾,鲁迅,王独清,何畏等”,并无郭沫若的名字。当然,在这个“等”字中,是应该包括郭沫若同志在内     

关于鲁迅散文诗《雪》的主题

鲁迅先生写于一九二五年一月的散文诗《雪》,现已选入中学语文教材.对它的主题应如何理解,还存在不同的看法.有一种意见认为:“作者通过描绘‘江南的雪’和‘朔方的雪’两幅雪景,抒写了自己热爱自然、热爱生活的美好情趣.”(《读鲁迅散文《〈雪〉》,一九七九年第二期《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并批评李何林同志的意见,认为李何林同志关于《雪》于情景之外“还有所象征”的说法是与作品实际有很大距离的.(李何林同志的意见可参看陕西人民出版社《鲁迅〈野草〉》注解)对此,我有不同看法.     

《孔乙己》是“愤怒讨伐儒家教育的战斗檄文”吗?

鲁迅先生晚年回忆“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峥嵘岁月时,深情地写道:“从一九一八年五月起,《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陆续的出现了,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又因那时的认为‘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     

“一面有残毁者,一面也有保全、补救、推进者”——鲁迅与文物

鲁迅先生是一位伟大的高瞻远瞩的爱国主义者,他非常热爱祖国的优秀文化遗产。他说:“我们有艺术史,而且生在中国,即必须翻开中国的艺术史来。”(《且介亭杂文·论‘旧形式的采用’》)他认为,祖国琳琅满目的文化遗产,是自古以来的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一切文物,都是历来的无名氏所逐渐的造成。”(《南腔北调集·经验》)鲁迅先生对文物的珍视,体现了他对劳动人民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尊重、爱惜。     

试论鲁迅笔下的两位女性形象——祥林嫂与子君之比较

鲁迅 1 92 4年 2月写的《祝福》中的祥林嫂和 1 92 5年 1 0月写的《伤逝》中的子君 ,是对中国历史、现实深思后创造出的两位女性形象。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写道 :“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 ,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 ,以为必须是‘为人生’ ,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 ,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 ,意思是在揭出病苦 ,引起疗救的注意。”《论睁了眼看》中也写道 :“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在《南腔北调集》中又称“要改造‘国民性’”。鲁迅通过祥林嫂和子君 ,提出了浓烈的封建…     

《贾谊论》“遗俗之累”注释商榷

苏轼《贾谊论》是一篇有名的人物论,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以下简称“王书”)与张之强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以下简称“张书”)都在文选部分里收了这篇文章。《贾谊论》说:“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遗俗之累。”王书对这句话仅注了一个“累”字,释为“忧虑”。张书则注得颇详细:“遗俗之累,指不同于世俗的毛病。‘遗俗’:与‘高世’句式相当,等于说‘遣世’,即‘离开世俗’,与世俗之人不一样。累:事相因致损。拖累、负担,这里指缺点、毛病。”张书既释“累”为“缺点、毛病”,则两书对“遗俗之累”的解释很显然是不同的。究竟应该怎样解释“遗俗之累”呢?考“遗俗之累”乃前人熟语,苏轼于此不过是     

《湘灵歌》等诗与杨开慧的就义有关吗?

在鲁迅诗歌研究中,有这样一种观点,即: 鲁迅的几首诗——《送O·E·君携兰归国》、《无题》(“大野多钩棘”)、《湘灵歌》“与‘长沙事件’有密切关系”,并且循此深论,认为这些诗与杨开慧同志的壮烈牺牲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书评

论鲁迅与中国文化这一类题目的论著已经很不少,再想写出新意应该说是比较困难的,最近出版的林非先生的《鲁迅和中国文化》却是一本令人耳目一新的著作.全书共五章“鲁迅论中国传统文化”、“鲁迅论启蒙主义”、“鲁迅论‘人’的命题”、“鲁迅论国民性”、“鲁迅论中国新文化建设”.这些都是鲁迅思想研究中最主要、也最寻常的课题,唯其如此、才显示出此书于寻常中开掘突破的学术价值.     

读《宋诗选注》札记二则

钱钟书先生的力作之一《宋诗选注》,1989年9月出第二版,就重印而言为第六次。钱先生在《第六次重印附记》中写道:“—九八五年重印后,我又有些增改,主要在注释里。这书又将重印,而纸版损旧,得全部重排;出版社容许我有机会,把修订各处都收入书里,我很欣幸。”对于钱先生的修订工作,王水照先生有一段话说得很好:“钱先生的所有著作,从《谈艺录》、《旧文四篇》、《也是集》(两书又合编为《七缀集》)到《管锥编》,都有反反复复的‘增补’、‘补订’、‘补遗’,而且都是‘明码标价’,而不是暗中‘改头换面’‘自我整容’。……这些修改,除少数属于订正外,绝大多数是增补例证,发展和完善论     

鲁迅杂文艺术的辩证法

对鲁迅先生杂文艺术的认识,历来就有分歧。早在三十年代就有人给先生取个绰号,叫做“杂感专家”。对此,瞿秋白同志有一段精辟的论述:“‘专’在‘杂’里,显然含有鄙视的意思。可是,正因为一些蚊子苍蝇讨厌杂感,这种文体就证明了自己的战斗意义。”(《鲁迅杂感选集序言》)是的,鲁迅杂文的战斗作用与艺术价值是得到了世界公认的。国际主义战士史沫特莱曾经这样评价先生从事的杂文创作:“他把他的笔只当成一种武器——简直是一枝匕首——用来批评政治。……通过这些政治批评,畅流着中国的和西方的二支文     

浅论陶渊明的“怒目”与“静穆”

陶渊明是我国晋宋之际的伟大诗人,论家对其作品中表现的“怒目”与“静穆”历来争议很大,至今尚不一致,故有论辨之必要。一钟嵘《诗品·序》称陶渊明为“隐逸诗人之宗”,历代论家多沿袭此说并加以阐发。“五·四”后,有学者说“陶渊明浑身‘静穆’,所以他伟大”,原因之一是他“能泯化一切忧喜。”鲁迅曾对此提出批评.可是至今尚有人未理解鲁迅的原意,认为“静穆”是陶渊明的主要方面,“怒目”只不过表现在晚年极少数作品中。是否如此,试作分析。     

《论语》这名目究竟指什么?——兼与李高田同志商榷

《青海教育》八六年第十二期发表了李高田同志的题为《〈论语〉为何用“论”字》的短文。笔者认为该文有两个问题值得商榷: 第一,该文作者在根据《辞海》和《辞源》对“论”字部分解释的引证基础上,紧接着下了个结论: “由此可见,‘论’显然是‘伦’的通假字,那么,《论语》的‘论’字的本字也应该是‘伦’字了”。     

“食河豚”质疑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鲁迅日记》云:“上午同广平携海婴往筱崎医院诊……晚坪井先生来邀至日本饭馆食河豚,同去并有滨之上医士。”越三日的《日记》又云:“为知人写字五幅……为滨之上学士云:‘故乡黯黯锁玄云(略)’为坪井学士云:‘皓齿吴娃唱柳枝(略)’”在一年将尽的时候,相熟的“知人”赴饭馆,食河豚,把盏小酌,原是人之常情。席间,坪井、滨之上先生是否曾向鲁迅先生索书索诗,不得而知,总之,三天后鲁迅就欣然命笔了。给滨之上的诗全文如下:     

关于方言里的“新妇、外后日”

一、新妇李荣先生在《谈谈方言研究》(见《中国语文天地》1986年第2期)一文中曾举例说明南方二十八处方言称“新娘子、儿媳妇”为“新妇”,这二十八处方言都集中在长江以南的吴、粤、闽方言区。据此,李先生说“北方说‘媳妇’不说‘新妇’。”李如龙先生在《论汉语方言的词汇差异》(见《语文研究》1982年第2期)一文中说:“中古时     

一条微博引发的方言存废之争

87年前,鲁迅在杂文《论“他妈的!”》中写道：“我曾在家乡看见乡农父子一同午饭,儿子指一碗菜向他父亲说：‘这不坏,妈的你尝尝看!’那父亲回答道：‘我不要吃。妈的你吃去罢!’这简直已经醇化为现在时兴的‘我的亲爱的’的意思了。”     

拙劣的伎俩 罪恶的目的——斥苏修对鲁迅的歪曲和污蔑

近年来,在苏联的报刊上,苏修御用文人连篇累牍地发表所谓“纪念”鲁迅的文章,无耻地攻击和污蔑鲁迅。说什么:鲁迅是“彻底的人道主义者”,鲁迅。从来不像北京的宣传机器试图描绘的那样,是个政治上的‘左派’,创作上的‘反人道主义者’”,并绞尽心机地在《鲁迅全集》里找出鲁迅一九二二年写的《鸭的喜剧》、《兔和猫》两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