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奈地选择--出关--试论述鲁迅的《出关》

鲁迅的许多作品曾引起较大争议,他的<故事新编>中的<出关>也不例外.鲁迅的本意是什么,解读这篇小说的关键是怎样来看待鲁迅对自己的认识,弄清楚老子为什么出关以及<出关>的"关"到底意指何物.其实,老子出关是因为他看透社会本质,出于无奈而出关.<出关>里客观地反射出鲁迅当时复杂的心态.     

也谈"击匈奴降者赏令"的颁布时间——与阎盛国先生商榷

敦煌酥油地简牍中有"击匈奴降者赏令".一般认为,"击匈奴降者赏令"产生于汉武帝时期.阎盛国对此说的驳斥存在着误读原始史料、片面剪裁他人论述、机锋错位等缺陷,所推导出的"击匈奴降者赏令"颁布于刘邦时期的结论难以成立.实际上,"击匈奴降者赏令"的施用对象主要是参与打击匈奴的汉人,而非匈奴投降人员."击匈奴降者赏令"是在匈奴降人大批出现,且汉朝对匈政策发生根本转变的形势下颁布的,时间不早于汉武帝元光年问.     

再谈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关市令》之“副白”与“案记”

本文结合唐宋文献与新近发现之吐鲁番文书,提出"录白"不仅仅是日令所有的概念,在唐宋时代也是广泛行用,其含义即是对正式文书的录副,而《天圣令》中所出现的"副白"与日令之"录白"义同。至于"案记"则是相关部门在文书行政过程中所作出的登记在案的记录,而新出吐鲁番文书中《唐天宝十载交河郡客使文卷》即可视为客馆"案记"之后所形成的文书。     

《民法典》中人格权禁令的程序法定位

《民法典》第997条新增了人格权禁令制度,但没有明确该制度的程序法定位,从而导致同案不同审的现象时有发生。学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存在分歧,“行为保全说”认为人格权禁令即行为保全,因其忽略了两者间的区别而受到质疑。“独立程序说”主张建立独立的禁令程序,却陷入效率与公正的程序互斥悖论。“非讼程序说”要求以非讼原理构建人格权禁令程序,其虽能实现程序效率,但极易造成双方当事人利益的失衡和法院禁令裁判权的失控。事实上,无论是基于法律文本的规范解释,还是出于及时保护人格权的功能考量,人格权禁令均只能被定位成暂时、附随和略式的诉讼程序,并应遵循行为保全的程序框架。同时考虑到人格权的特质,《民法典》第997条在申请时间、适用条件、担保必要性等方面对行为保全制度实施了适度改造,即人格权禁令是行为保全制度在人格权领域的改造性运用。在后《民法典》时代,《民事诉讼法》与《民法典》的衔接应充分利用既有的程序资源,实现程序创新与程序稳定之间的协调平衡。     

“击匈奴降者赏令”新释——兼论西汉封侯匈奴降者的法律依据

敦煌酥油地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的“击匈奴降者赏令”是针对在汉朝军事攻击下投降的匈奴人的赏令,根据简文推测这些匈奴人主要是指匈奴大小贵族、军事将领。赏令是汉朝在全面展开对匈奴战争后,为了拉拢鼓励匈奴大小贵族、军事将领投降而颁布,具体颁布时间应在汉武帝元光二年(前133年)至元光四年(前131年)间,赏令的颁布突破了汉初“白马之约”的限制,为西汉封侯匈奴降者提供了法律依据。     

三曹“令”用语特征探微

"三曹",即曹操、曹丕、曹植。他们不仅在诗歌创作上成就极高,在公文"令"的书写上也颇有特色。除了由于史料保存问题而导致的与一般公文书无较大差异的"规范性"用语特征缺失之外,"三曹"的"令"尚有现实的功能性、华美的文学性两大用语特征。而这三种用语特征的形成,又与现实需要、历史渊源、个人素养等有着密切的联系。     

从冯燕到向中令——由游侠而士绅的“忠义”之路

冯燕是唐传奇中的豪侠,其侠举为士大夫所褒奖。他们虽极力将冯燕式的侠义和儒家之"义"联系,但冯燕以后的人生并无圆满的交代,留下了一个历史的悬念。宋人张齐贤所写的《向中令徙义》,为"冯燕"式的豪侠提供了一个新的人生模式,即走向"忠君"报国之路,获得士大夫的身份殊荣。"向中令模式"的意义是将冯燕们完全士大夫化,成为(扌晋)绅的楷模。这种转换是由宋代文人政治的价值取向所决定的。从冯燕到向中令象征了民间侠义的儒家化改造的完成。这种"忠义"对民间,特别是士大夫群体产生了难以估量的文化影响。     

信用证欺诈的认定标准与止付令下达依据——中、英、美不同法律视角的比较研究

最高人民法院2005年出台的《关于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旨在规范信用证纠纷案件的法律适用,然其第8条虽以列举的形式规定了法院可下达止付裁定的信用证欺诈的情形,但因"信用证欺诈"认定标准不清晰,造成有关止付令发布条件的规定过于宽泛,严重曲解了信用证相关法规和国际惯例的规定,背离了信用证的独立性、安全性及高效性特征。英美法对信用证欺诈例外的严格适用和止付令的谨慎下达,可为我国立法司法所借鉴。     

论海事强制令的实施和执行

我国海事强制令制度中关于海事强制令的实施条件和执行措施的规定存在一些缺陷,在完善该制度的过程中,有必要借鉴国外相关立法经验。海事强制令的实施不应以被请求人违法或违约为条件,而主要考虑申请人是否有一定的胜诉可能并能够提供适当的担保,以及被申请人能够提供的反担保。对于海事强制令的执行,应从禁止被申请人变更系争物现状、命令或禁止被申请人为一定行为、禁止被申请人设定、移转或变更船舶上的权利等三个方面考虑。     

重论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附《唐令》的制定年代及意义

自《天圣令》发现以来,其制定之时仿效《唐令》是否制定于玄宗开元二十五年,研究者之间一直存在争论。有学者认为这部《唐令》乃是德宗建中时期制定,又有学者认为其反应的是唐代中后期的制定,而且这三种意见均有可靠史料支撑。现在从唐代、五代和宋代官府与私家藏书书目的记载来比较分析,结合唐宋有关律令修订的记载,可以判断,宋太宗时期朝廷至少有两部制定于开元二十五年的《唐令》。一部收藏在馆阁当中,淳化三年经过校勘。一部是在当时朝廷内外官署手中,随时因事修订,作为处理部门专属事务的依据。《天圣令》制定之时仿效的正是后者。因此,《天圣令》附《唐令》的性质明了之后,对其文献价值和研究价值就需要重新认识,而现今唐令复原的思路也将发生质的转变。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在贫穷的文学史面前——对文学史自以为是的历史质疑

在人类历史文化中，文学史也许是一种最不真诚的历史现象。它通过对文学观念的泛化理解，努力把人类历史上的诸多文化现象或样式纳入文学史范畴。从而营造出一个被充分“放大”了的繁荣的文学历史，给世人虚拟了一个辉煌的文学史形象。如果从读者的角度（亦即社会文学生活的角度）去认识文学的历史形象，则不难看出，在人类文学的绝大部分历史过程中，人们的文学生活是贫乏和萧条的，社会的文学资源也是短缺的。所以，我们的文学史应当把文学的历史真相告诉读者，而不应当遮遮掩掩或虚构繁荣的景象。     

保持党的纯洁性的内在要求与优化路径

党的纯洁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保持党的纯洁性是加强党的建设的优良传统;在世情、国情、党情深刻发展变化的今天,面对风险和挑战,保持党的纯洁性是应对法宝;要从信仰、思想、组织、作风方面加强党的纯洁性建设,坚持从严治党。     

浅论电视艺术学的学科定位

电视艺术学的研究对象是电视艺术活动,由此决定基本研究课题是电视艺术创作论、电视艺术接受论、电视艺术文本研究、电视艺术的源泉与影响问题。电视艺术学是电视研究与艺术学之间的交叉学科,它本身又包括电视艺术理论、电视艺术批评、电视艺术史、电视艺术理论史和电视艺术批评史等五个更小的下位学科。     

数字化出版对高校学报及编辑意识的影响

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期刊数字化出版已成为出版业的发展趋势,也是国家出版产业的发展方向。期刊数字化出版改变了学术期刊出版的形式、内容以及服务机制。从高校学报编辑过程的数字化变化、印刷出版过程的数字化变化和产品形态的数字化变化三个方面阐述了数字化出版对高校学报带来的影响。高校学报要适应数字化出版所带来的环境变化,学报编辑应增强学习意识、网络意识、策划意识与法律意识,才能成为数字化出版时代的行家里手。     

现代企业性质再解读——基于劳动分工与组织演进角度的阐释

在对现有研究企业性质的理论进行回顾的基础上,我们发现,传统理论只是从成本的角度对企业性质加以界定,而现代经济条件下企业间战略联盟以及企业内部组织结构中人力资本作用的凸显等企业制度的创新趋势表明,只有从劳动分工和组织演进的角度出发,强调获利能力在企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才能对企业的性质作出更加全面而深刻的认识。     

浅谈网络文化背景下的校园文化与德育创新

网络文化的兴起和发展给校园文化注入新的活力的同时,也给校园文化带来巨大的冲击。如何正确引导、教育青年学生,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充分调动和整合网络资源为校园文化建设服务,保持校园文化的健康发展,探寻网络文化背景下高校德育工作的新出路成为一个刻不容缓的新课题。     

"新闻策划"研究的学理审视

从传播学的视野出发,对"新闻策划"概念的内涵及其演变作了全面梳理,进而深入分析了"新闻策划"实践的合理范畴与分类。传媒定位策划、版面 栏目策划、新闻报道策划和新闻事件策划等策划行为的准确统称应是"新闻传播策划",新闻传播策划属于新闻业务管理,因而其研究属于媒介经营管理学范畴。     

浅议如何提高新闻报道质量

提高新闻报道质量 ,不仅是党和政府及受众的要求 ,也是媒体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要树立政治意识、责任意识、质量意识 ;努力造就一支高素质的新闻队伍 ;建立健全一套完整的质量考核管理机制。     

宪法解释体制下的司法空间与界限

立足于我国宪法解释的现状,无论从最高人民法院以司法方式解释宪法的社会基础和活动空间亦即其面临的现实动力和压力方面,还是解释的运作方式和实际表现亦即其个案和附带性质方面,我们都可以看出,宪法司法解释得以规范和奏效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其在我国几个效力不同、功能各异和相对独立的宪法解释所构成的有机联系的宪法解释体制中符合司法的特性及其依附的政治体制架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