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诠释:中国传统哲学今昔间距转换的纽带

社会历史的时移世变促动着语言文字表述形式的变革,近现代的横断性事变促使着中国社会纵向的断裂划分,置身于这一历史链条上的观念文化要域的中国哲学,其自身就背负了传统与现代相差异的问题；要使哲学的传统焕发新机,对其进行现代性诠释是接通今昔间距的转换纽带；现代诠释需有下述应当性的践识:诠释经典原理以立其本是其基本立场,诠释子学思想以归其域是其理论要务,接续“义理发挥”以开其新是其方法理路.     

查尔斯·泰勒的诠释性社会科学哲学

查尔斯·泰勒认为,人类是一种自我诠释的动物,他们能够理解并且反思人类生活以及他们与其他人的关系的意义.社会实践应该按照行动者的社会意义进行阐释.他由此批评了试图按照因果解释将社会科学还原为自然科学的自然主义,它忽视了人类生活中意义与意向性等最为重要的方面.因此,他倡导一种诠释性的社会科学知识理论,这种诠释的目标在于理解,而这种诠释性理解理论通过语言哲学得到支持,语言提供一种表达理解的形式.主体的实践通过他们的语言理解所塑造.     

量子信息的本质特征及哲学意义

量子信息是量子力学和信息论结合产生的一门新的前沿学科 ,它具有经典信息论无可比拟的奇特的纠缠和非定域关联特征 ,给哲学提出了新的课题。从哲学的角度 ,论述量子信息中由非确定性理论和客观实在性所引起的两个基本哲学问题     

论唯物史观的三大诠释模式及其解构与整合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内容,在其一百多年的传播和研究中形成了三大诠释模式：一是以物质本体论为基础的经典诠释模式,二是以实践本体论为基础的实践诠释模式,三是以人学理论为基础的人学诠释模式。这些诠释模式从不同的视角和维度揭示了唯物史观的丰富内涵,同时又对人们全面理解唯物史观设置了视界障碍。因此如何解构这些诠释模式并整合其基本观点和内容也就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而从马克思的感性世界理论入手,则可以提供一个更为全面理解和阐释唯物史观的平台和途径。     

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诠释理路

在日益成为哲学界"显学"的西方诠释学的冲击下,国内哲学界进行着积极的回应和有益的探索.但是.当前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当务之急并不是与西方诠释学的"接轨".而是清理本有的学术资源,进而确立合理的研究方法.通常来讲,治中国哲学史可采用两种理路:一种是"外在诠释",所强调的是时代背景与哲学思想之间的互动关系;另一种是"内在诠释".所注重的是哲学概念与义理之间的演变与迁延.两种理路虽无优劣之分,但"外在诠释"应是治思想史或治社会学的方法,而非治哲学史的方法.因此,在治哲学史时应采用"内在诠释"方法.只有这个问题搞清楚了.才可进入到与西方诠释学的"接轨"问题.     

“观”“无为而治”——“还原”向度的本体诠释与重构

"还原圣人本意"是思想史的永恒主题之一.故,诠释有两个基本的向度:"还原"的向度与"发展"的向度.作为道家政治哲学的一贯主题,"无为而治"在历代的解释学语境中逐步面临着一种有"见"而无"观"的根本性"还原"困境.破解这一困境的关键是转换传统解释学的诠释向度,以作为本体诠释学和本体认识论的"观"为基本通道进入具有深刻根源性意义的老子道论之原初视域,并在本体价值论、本体伦理学和本体方法论的视角"理解"道家无为治国论的内在逻辑与理论体系.     

对量子力学解释群的理解

量子力学解释群长久以来争论颇多.本文对量子力学解释群进行了逻辑分析,并以量子力学的互补性诠释为例,阐述了它的逻辑结构及它对量子力学描述的统计性与测不准关系的理解,并总结了量子力学多种解释的共存发展。     

通过诠释以建立哲学:内在机制与困难

刘笑敢近年有关中国哲学诠释的一系列论文引入注目,这些论文涉及三方面工作:一是对中国哲学诠释传统的梳理,二是对诠释活动内在机制的探讨,三是对流行的以西释中方法的检讨.刘首先区分哲学性的诠释与诠释性的哲学,虽然在操作上不无困难,但这个区分对于认识中国哲学诠释传统的特点具有启发.两种定向及反向格义诸说的提出,开拓性地揭示了哲学诠释的内在机制与困难.在界定顺向诠释与逆向诠释时,刘设计了高度理想化的实验室条件,在一定程度上似有独尊训诂之嫌,但刘强调思想创构与客观性的学术研究不同,允能成立,对青年学人尤称良训.广义的反向格义(以西释中)不可亦不必免,但刘对反向格义的批评自有一股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的悲情,在理论上也非多余,毕竟,以西释中,风险与收益共存.     

马克思哲学的物质本体论诠释之谬

把马克思哲学诠释为物质本体论,不符合马克思思想的实质,是不能成立的.因为这种诠释不仅遮蔽了马克思在哲学史上实现的本体论重建所带来的伟大变革的深刻意义,而且混淆了马克思同恩格斯在思想上的异质性,也不符合本体论所固有的逻辑自洽性的内在要求,它不可能担当马克思为自己的哲学所确立的意识形态批判这一历史使命.     

对教育管理研究范式的思考

实证与诠释是教育管理研究方法的哲学基础。教育管理研究循着诠释-实证-诠释-实证的发展脉络,从20世纪初开始,逐步形成了西方教育管理以实证为主的研究范式,我国则更多地选择了以诠释为主的研究范式。单一的研究范式都有其缺点,选择和发展以复杂科学为哲学基础的综合范式,是教育管理研究范式发展的未来趋势。     

艾柯的"过度诠释"在文学解读活动中并不存在

泛泛而论,“过度诠释”之说是有其道理的,但从《诠释与过度诠释》一书来看,无论是艾柯立论的方式还是具体论证过程都有着明显的错误,其错误主要在于:将生活本文诠释、科学本文诠释与文学本文诠释混为一谈,从而抹杀了在文学解读过程中不可能撇开其第一阶段———文学欣赏阶段的丰富多采的感受、想象和联想所带来的结果这一根本特点,从而也就忽视了在文学解读活动中根本不存在的“过度诠释”的问题。     

从EPR佯谬看科学的文化传统

关于人不能谈论的东西, 人必须保持沉默。 —维特根斯坦 EPR 佯谬是爱因斯坦(A.Einstein)与波多尔斯基(B.Podolsky)、罗森(N.Rosen)合写的一篇论文《量子力学对物理实在的描述是否完备》中提出的。该文发表在1935年5月15日出版的美国《物理评论》上是爱因斯坦与玻尔(Niels Bohr,1885—1962)两位科学巨人在长达半世纪的关于量子力学哲学诠释论战中的一篇非常重要的论文,它不仅涉及到量子力学的完备性问题,也涉及到关于哲学基本出发点等根本问题。50年后的今天,虽然爱因斯坦与玻     

对教育管理研究范式的思考

实证与诠释是教育管理研究方法的哲学基础。教育管理研究循着诠释－实证－诠释一实证的发展脉络，从20世纪初开始，逐步形成了西方教育管理以实证为主的研究范式，我国则更多地选择了以诠释为主的研究范式。单一的研究范式都有其缺点，选择和发展以复杂科学为哲学基础的综合范式，是教育管理研究范式发展的未来趋势。     

柏拉图神话诠释思想与《圣经》解经传统的内在关联

诠释学思想起源于古希腊时期,柏拉图作为古希腊传统诠释思想的重要代表,通过对神话的诠释形成了神话诠释思想。而中世纪解经学家则是在古希腊哲学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对《圣经》的诠释形成了解经传统。从历史的传承性来看,柏拉图神话诠释思想与《圣经》解经传统存在着深刻的内在关联,揭示这种内在关联,有助于把握诠释学传统的历史渊源及演化方向。     

诠释学与中国经典诠释问题及未来

哲学诠释学是一门关于理解和解释的学科,它通过文本与经典来实现。真正的文本首先必须是经典,而且是一直被人们奉为真理的经典;文本还必须是经过长期不断实践和理解的著作,即文本与对其的理解和解释构成不可分离的关系,理解与解释本身就是文本的内在本质。经典型或古典型是一个可以不断变化并具有现实性的价值,它们并不只是表示某种历史现象的特征,更是表示历史存在本身的一种特殊方式。在我国有着浓厚基础的经典诠释传统中哲学诠释学找到了进一步发展的力量,但我国的经典诠释从总的方面来说并没有达到海德格尔那种源始的诠释学,在传统与现实、继承与创新的关系上,它不像西方经典诠释重视后者,而是更重视前者。因此要发展中国的经典诠释就要强调从方法论到本体论的转向,强调理解的本质是我被事情本身所吸引而参与到里面。关于中国哲学的问题,本文认为,真正形态的中国哲学需要我们按照哲学的一般本性加以建构,要与时俱进,它不是某个民族的财产,要代表当代理解的最高水平,同时它不能失去自身的主体性,要以当代最高水平来诠释和发展自身的思想。经典只有不断地与现代视域融合才能开出新的意义和真理,中国的经典诠释也要遵循这一诠释学真理,中国哲学的出路就是通过经典诠释来发展中国哲学思想。     

李善《文选》诠释--一种与中国经典诠释截然不同的诠释现象

近二十年来,国内外众多学者对中国诠释学的研究主要是基于对中国哲学经典的研究,尤其是儒家经典的研究。李善的《文选》诠释作为中国文学诠释史上最典型的诠释现象,与中国经典诠释传统之间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从诠释立足点、诠释理念、诠释目标、方法、诠释态度及对于真理的认识等诸多方面,揭示李善《文选》诠释与中国经典诠释诸多截然不同的方面,目的在于揭示中国文学诠释传统与中国哲学诠释传统的不同,并以此展现中国诠释传统的丰富多彩。     

中国哲学百年回眸

百年中国哲学是围绕着如何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个时代课题而展开的,其基本内容是对古今中西哲学思想的诠释、比较、评价和选择,以重建中国的现代哲学,进而为重建新的社会模式提供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其讨论的焦点是“传统哲学与现代化”的关系,试图通过对传统哲学的价值诠释和选择,以实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由于社会的发展变化,使哲学问题的不同侧面得以凸现,人们对哲学问题的思考和回答也有所侧重,因此形成百年哲学发展的阶段性。     

荀子儒学经典诠释方法论发微

荀子感应战国末期社会转型的特定需要,总结各家各派的经典诠释经验,重新确立了诠释儒家经典的基本目标,重新建构了关于儒家经典的文本观念,并且以此作为建构新的儒家经典诠释方法论的引导.而就创建新的儒家经典诠释方法论而言:荀子首先重视的是"诵数以贯之,思索以通之",亦即通过诠释与思索,而将儒家经典文本之所讲所论贯穿起来以发掘并洞明其中的道理;荀子特别重视的是"布乎四体,形2乎动静"、"为其人以处之",亦即通过诠释儒家经典,诠释者能够对儒学精神学以致用,在致用中加深理解与诠释;荀子十分重视的还有,它能促使诠释者逐渐进入一种理想境界,亦即"使心非是无欲虑也,及至其致好之也".     

论跨文化翻译的关联理论诠释

语用学中的关联理论可以为跨语言、跨文化的翻译研究提供科学的语用学分析方法。关联翻译理论认为翻译是以译者为中心寻求关联的跨文化“明示一推理”过程。译者站在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之间进行跨文化交际。译者在原语认知环境中寻求关联并在目的语认知语境中做出动态适应。关联理论从认知的角度出发,对交际做了新的诠释,合理地解释了跨文化翻译的过程。     

王船山《中庸》诠释特点析论

在中国哲学史上,王船山的经典诠释成果蔚为大观,在对儒家经典文本<中庸>的诠释过程中,"兼综汉宋"的诠释宗旨、实学化的诠释立场、护教学的诠释目的以及跨文本诠释是其<中庸>诠释的几个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