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孔子的君子人格

《论语》中所塑造的君子人格,是一种道德力量的人格,体现着高尚的道德品质和道德境界,这种君子人格以内心自觉自发的“仁”为基础,同时还要遵循外在的“礼”的道德规范,“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说明以“仁”为质并约之以“礼”的孔子的理想君子人格的崇高的道德精神内涵。     

略论孔子君子人格思想

论述孔子思想理念中所要构建的君子人格体系,分析君子人格的构成要素及内在联系,提出培育以“仁”为核心、以“礼”为表现形式、以“忠孝”为基本要求、以“信义智勇”为补充的君子人格,并阐明培养君子人格的历史意义和对现代社会的启示。     

论孔子塑造“君子”人格的理论创造及其现实价值

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在思想道德教育方面,对塑造具有我们民族特色的理想人格特别是“君子”人格,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索,一是规范了“君子”应当具备的德行,二是凸现了“君子”人格的重大价值,三是阐述了“君子”修身应当注意的问题.其理论成果,即使到了今天也仍有不可低估的现实价值.     

论孔子理想人格的德性之质

孔子哲学思想的伦理性质,决定了君子理想人格的德性之质。君子理想人格所体现的尊严意识、自主意识、和谐意识、为群精神和有为精神等基本精神仍有其时代价值,给我们以深刻启示。     

阮籍人格建构的文化阐释

阮籍人格由三重构成，即作为传统儒士的真实自我，作为魏晋名士的现实自我，以及作为文学家的理想自我-“大人先生”，这三重自我之间张力的失衡。导致了阮籍人格的焦虑与分裂。这种士人人格在士大夫文化史上具有典型性，其中所包涵的现实悲剧，人生伦理以及内在超越精神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伦理人格向审美人格的生成，生存智慧与诗性智慧相融通的特点。     

中国古代山水画家人格建构策略的现代意义

艺术家是创造社会文化与民族精神的主力军之一,优秀艺术家的人格建构策略及其活动对本民族、对人类的人格建构都会产生重要影响。中国古代山水画家的人格建构策略及其活动不仅具有独特的画学价值,也是我国人格心理学研究的宝贵资源。通过中国古代山水画家人格活动的心理学解读,可以提炼出有助于现代人人格建设的合理因素,使之成为现代人格教育的重要资源。     

简论中国古代清官的法律人格

清官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法律人,具有明显的法律人格特征。古代清官法律人格的外在表现既体现在司法活动的断案上,又体现在他们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上。古代清官法律人格的内在精神主要体现在其道德品质、知识结构和价值追求上。清官的法律人格是中国特定的文化塑造出来的,这种人格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社会的矛盾和冲突,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但是,清官框扶正义的社会效果非常有限,而且麻痹了平民百姓的抗争行为,对中国的法治建设造成了消极影响。     

孔子道德理想论析

孔子是一位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思想家。他提出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具有极其深远影响的道德理想目标,作为实现其社会理想的精神动力。他将周公为代表的西周初期统治者的思想主张,作为自己思想体系的出发点和逻辑起点。孔子的志向在于建立一个富足、文明、和谐、稳定的理想社会。出于实现这一社会理想的需要,他提出了一个以"仁"为核心、以"礼""义"等为基本范畴的社会道德价值体系,设计了具有不同层次品格的理想人格形象。他谈论最多的道德理想人格是"君子"。君子人格应当具备的品格,最主要的是"仁""知""勇"三个方面。     

司马光文化人格及其成因探究

司马光的文化人格主要包括疑古疑经的怀疑精神,反对浮华的求实文风,致力于文化普及进而实现社会教化的文化使命感等内容.从它的形成看家世遗传、后天教育、社会文化环境以及他自身努力等都是必不可少的因素.司马光的文化人格不仅是其个体对社会变迁的反应,更为士大夫阶层提供了文化行为上追求的典范和楷模.     

儒家君子人格与大学美学课程的现代性融合

儒家君子人格是数千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塑造的人格审美范式。当代文化语境下儒家君子人格所具有的道德、审美、教化与思想内涵,是审美化价值理念、认知图式人格的体现,也是审美教育服务家国价值旨归和仁爱认知原则的人格原型,可为大学生人格培育确立目标导向。儒家君子人格思想融入大学美学课程,其路径大致包括在社会美教学中推重崇高型君子人格、在自然美教学中倡扬比德型君子人格、在艺术美教学中濡养儒雅型君子风范等几个方面。     

政治生活中的君子与圣人--《论语》三章镜诠

儒家学说自其创立之时,就以理想人格的成就为旨归,此理想人格即是君子和圣人。但儒家并不以君子人格的养成为最终目的,而是进一步指向了政治生活的实践维度。我们通过对《论语》中“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孔子使子路问津”和“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三章的文本诠释,来凸显儒家德性与政治之间的内在关联,指出“天命”为君子人格提供下学上达的形上根据,并奠定了理想人格的逻辑基础,提示儒家君子人格走向政治生活的必然性(天命的召唤);孔子与隐士对政治生活的不同态度体现了儒家理想人格的现实追求;圣人“无为而治”一方面呈现了理想人格的治世方式,另一方面也突显了德性在政治生活中的基础性地位。     

高职院校博雅视角下传统文化教育内涵探析

知识经济的大背景和社会对高职生的能力需求决定了博雅视角适用于高职教育。博雅视角下,传统文化给高职教育提供了丰富的教育资源和厚重的精神内涵。传统文化精神中“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追求”、“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注重修身,崇尚道德的人格取向”是满足高职教育需要的内涵。     

谭嗣同就义精神的文化解读

戊戌变法中的谭嗣同,本可以逃走存活,但他认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为了唤醒国人,他甘愿流血牺牲,于是选择了从容就义。这种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不只是体现了儒家“铁肩担道义”的君子人格,更重要的是体现了他对佛教“无我”境界的证悟。他用勘破生死、从容就义的实际行动,践行近代“人间佛教”积极入世的精神,体现了佛教智慧在近代历史转型中的积极性。     

论《孟子》先验仁义观的内在矛盾及其化解

孟子推崇孔子,其核心思想也正是“仁”,并且通过“良知”“良能”赋予其先验性质。孟子从先验的立场把仁归结为人心的本质,但是从经验事实出发的论证方法,使其陷入了自相矛盾之中。这个矛盾最终依托君子以心养心的人格品质,完成先验仁义观的自我构建。     

试论儒学的人文精神对刘备人格的渗透

儒家文化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儒家文化对中国社会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以儒学的人文精神为参照体系来观照长篇历史小说《三国演义》(120回毛本)中的人物刘备,把刘备的理想伦理人格的本体理解定位为儒学的人文精神的体现,并以此为研究对象,尝试分析其中蕴含的文化心理及其现实意义。     

论儒家君子人格与大学生的人格教育

阐述了儒家君子人格的内涵,分析了当代大学生的人格缺失,认为当代大学生人格中存在着道德信仰缺失、知识水平和道德水平的不平衡、权利与责任的分离、认知与行为的脱节、自强意识淡化等现象。在此基础上,探讨将儒家君子人格论运用于当代大学生人格教育的策略选择。     

谢灵运儒学人格论析

谢灵运生活在儒学逐渐复兴的晋宋之交。他的诗文创作中,不时流露出儒学观念;他的事迹行状中,多体现着儒学人格,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三不朽思想与人生追求;礼乐教化思想与施政实践;仁孝忠义思想与儒者情怀。他的放浪形骸、任诞不羁是表面现象,他的儒家思想是深入骨髓间的,儒学人格是他复杂人格的主要方面。     

略论中国佛教与人文精神

佛教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与其他任何宗教一样,其宗旨是追求出世解脱,是与人文精神相对立的。然而佛教自传入中国内地之后,通过与中国本土的儒道思想及中国社会生活相结合,逐渐中国化。而中国化的佛教的一个重要特征便是其鲜明的入世精神。通过辨析“中国佛教”与“人文精神”这两个概念,通过中国佛教(尤其是禅宗)与印度原始佛教,传统佛教与中国儒、道文化的异同比较,从佛性与人性、出世与入世、理想与现实等方面可发现中国佛教与人文精神有着密切关系,中国佛教有既出世又人世的思想性格,这将为当代中国佛教的现代化提供有益的启示。     

中国的三教“和稚”与酒文化精神

酒与文字犹如酵母与酒瓤在互为因果相与发酵的漫漫岁月中日见其产品之醇正、醇厚和醇香,这就是酒与文学的天然缘分。酒之于文学的巨大威力要从生理心理以及酒文化的美学原理上来加以考察。美学生理学认为,人之所以爱美且能够十分准确地感受到美,是因为生命活力的作用,而生命活力要依靠一种被视为重估价值所最终根据的“强力”支撑。尼采认为在所有的强力状态中,“醉”是第一条。酒神精神就是生命的自由精神,中国的道家思想更接近西方的酒神精神。因此中国的酒文化精神应以道家哲学为源头;对于酒文化而言,道家思想在儒道释三家当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中国的酒文化却肇始于儒家,这一则是因为酒的生理作用及其客观效力,二则是因为中国的儒道释三家并非水火不相容。相反,儒道释三家都很重视心灵问题,都建立了各自的心灵哲学。儒道释三家所追求的人生与审美境界都以天人合一的“和雅”之境为最高目标。三家互补相融构建以“和谐”为核心的“和雅”精神才是中国传统美学的完美整体。儒道释三家相互渗透、相互制约的中国传统美学使中国的酒文化精神迥然有别于西方的酒神精神。     

新诂与重建:康有为"新经学"的特征与意义

康有为认为,西方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之观念等中国古已有之,只是由于荀学之拘陋、刘歆之伪谬,未能使其延续。因此,在其整个的经学诠解中,他尽可能地将西方民主思想与儒家学说结合在一起,力图将西方政治思想引入经学文本之中。康有为这一“移花接木”的做法,无疑为西方政治学说蒙上了一层儒学的外衣。但实际上康有为并不是要“西化儒学”,而是要“儒化西学”。这种西学的“儒化”诠释方式虽造成了诸多牵强附会之误,但在全球化的今天来看,不仅有助于释放研究者的主体精神,而且也囊括了文本之外更广阔的意义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