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型社会建设的问题与对策——基于广州南沙的案例研究

社会融合不仅是港澳地区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关键表征,也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指出的重要内容。为了分析和讨论粤港澳三地在融合型社会建设领域的既有措施、现状问题以及提升对策,选取了广州南沙为研究案例,以中国式现代化的3个坐标——物质、制度与人的现代化为分析框架,阐释了软基建在粤港澳融合型社会建设方面的现代化内涵;在此基础上,通过分析南沙在社会融合方面的经验做法与现存不足,探索以粤港澳深度融合型社会建设为目标的大湾区社会建设方案。研究认为,广州南沙目前主要在就业、医疗、教育这三大“软基建”的核心领域发力,通过政策支持体系与合作平台建设这两方面的具体措施,来促进粤港澳三地在社会建设领域的融合式发展。研究表明,广州南沙需要通过“产城人”关系、公共服务供给体系以及民生资源共享生活圈等方面的对策与措施,加强粤港澳大湾区的融合型社会建设,在民生领域率先构建粤港澳三地的融合型社会发展建设格局。     

粤港澳大湾区跨域协同治理创新模式研究——基于前海、横琴、南沙三个重大合作平台的比较

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是“一国两制”框架下的跨域治理范畴。作为探索粤港澳大湾区跨域治理创新的三个重大合作平台，前海、横琴、南沙在治理主体、治理手段和治理机制三个方面表现各不相同，形成了强调法定机构治理的“前海模式”，强调政府政策工具的“横琴模式”以及强调社会复合主体治理的“南沙模式”。对三大平台跨域治理实践模式的比较分析表明，权责定位和利益关系、任务型功能治理、政府注意力差异性，决定了三大平台跨域治理实践的主体、手段和机制各有侧重。因此，推动粤港澳大湾区跨域治理模式创新，需要形成以政府为主导、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跨域合作治理体系，需要创新运用行政、法律和市场综合手段的治理模式，需要建立从政策制定到执行再到评估的系统完备治理机制，还需要深化前海、横琴、南沙三个重大合作平台协同联动，推动粤港澳全面合作向纵深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高校合作发展的逻辑内涵与路径探析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新时代我国全面对外开放格局的新尝试,是推动“一国两制”事业进一步发展的新实践。粤港澳大湾区高校合作发展有助于推动粤港澳协同发展,提升民族凝聚力;实现高校集群式创新,助力中国教育现代化;扩大对外开放,打造“一带一路”新支点。粤港澳大湾区内高校合作发展的逻辑内涵可解释为要素流动、优势互补,集群发展、效用外溢,创新驱动、文化培育。为推动粤港澳教育合作发展,建设人才高地,应完善高等教育政策支持体系,培育大湾区合作创新文化;开发高校合作发展平台渠道,推动大湾区多元稳定发展;加强高校双向对外交流,形成大湾区国际竞争优势。粤港澳大湾区高校合作发展对我国教育扩大对外开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言,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和价值。     

跨地区民间商会协作的思考——以粤港澳三地为例

粤港澳三地商会之间的合作是整个珠三角区域合作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对协调三地利益,推动区域内经济、社会的共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然而,目前由于体制、机制、相关制度等方面的障碍,制约了粤港澳三地民间商会这一重要＂民间路线＂功能的有效发挥。针对目前粤港澳区域之间商会组织合作的现状和民营企业人士的实际需求,提出了建立粤港澳三地商会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召开＂粤港澳商会合作论坛＂、确立论坛成果追踪机制、形成更广泛的行业协会合作洽谈制度等推动粤港澳三地商会组织协作的思路。     

民国时期四川农村合作运动的兴起成因浅析

四川农村合作运动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思想、经济以及政治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它是在西方合作主义逐渐与中国农村社会结合的条件下,南京国民政府实施合作政策的产物,也是“防区制”瓦解后,振兴衰落农村经济的现实需要,同时,“川政统一”也为川省农村合作运动提供了必要的政治保障。     

粤港澳大湾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研究——基于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的视角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能够有效提升中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粤港澳大湾区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汇合点,在培育现代化产业体系、有效衔接国际规则和机制方面具有突出优势,在制定协同发展规则、衔接供应链管理机制以及提升现代化水平等方面仍然存在短板。为了更好以规则衔接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合作,推动实现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基于区域一体化和区域治理理论,从产业链合作、供应链协同、现代化水平提升3个方面分析粤港澳大湾区内部产业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的现状以及具体问题。研究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在产业链合作顶层设计、供应链协同规则、创新要素流通规则方面已有明显进展,但是存在产业发展同质、通关便利程度不足、现代化标准对接暂遇瓶颈等问题。研究表明,粤港澳大湾区要加速对接产业链升级规则,实现产业链一体化发展,持续畅通供应管理规则,建成稳定的供应链体系,促进产业现代化发展规则衔接,共同提升三地科研实力,带动各类要素畅通流动,力促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提升建设取得新的突破,构建参与国际竞争合作新优势。     

粤港澳大湾区法律服务跨境协作研究

粤港澳大湾区“一国两制三法域”的特点,使其既面临法律服务深度合作的机遇,又面临法律制度冲突的挑战。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在法律服务人才和法律服务组织协作方面都开展了积极尝试,但较多的是港澳律师资源向广东市场的单向流动,相关政策供给也多致力于将港澳律师“引进来”,而内地律师、律师事务所“走出去”难度较大。作为“协调合作之学”的协同学与粤港澳大湾区法律服务协作机制具有良好适切性,可为推进大湾区法律服务跨境协作提供方法论支持。运用协同学的参量原理,可将引导协同系统演化的控制参量识别为中央领导权,支配协同系统发展的序参量识别为地方自主权。在此基础上,应持续优化中央顶层设计,把控合作总体动向,通过简政放权,深化地方试验,从而落实落细顶层设计,引导多元主体协同合作,并通过成立粤港澳大湾区律师协会,统一三地行业管理。     

民国时期四川农村合作运动的发展轨迹探析

民国时期,四川农村合作运动的发展轨迹与中国其他地方大致同步,但也有其自身特点。"防区制"时代,由于缺乏中央政府力量的介入,四川合作事业发展明显滞后;川政统一后,通江、南江、巴中等"剿匪区"的农村善后催生了大量的合作预备社,四川农村合作运动得以初步发展;全面抗战爆发后,政治、经济和军事地位的提升极大地促进了四川农村合作社数量的急剧增长,农村合作运动进入全面发展时期;抗战胜利后,四川农村合作运动仍旧保持着一种惯性的发展态势直至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终结。     

“互联网+”助推民营经济发展路径探析

在“互联网+”时代,新技术迅速发展,各种信息变得更为透明,民营经济若想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探索出适合企业的发展路径,就必须充分利用好互联网平台,将互联网与企业深度融合,充分发挥“互联网+”中“+”的作用。但是由于在利用互联网探索发展路径的过程中,存在领导层网络意识淡薄、难以改变旧有的商业模式、构建网络平台能力差、与合作企业之间存在信任短板等方面的问题,导致在平台利用上缺少一定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民营企业要充分认识“互联网+”,并且抓住机遇,融入“互联网+”的大潮中,树立互联网思维模式,努力构建网络信息中心平台,提升民营企业互联网接入水平,政府也应搭建相应的网络平台促进民营经济转型升级。     

“一国两制”背景下的粤港澳社会融合研究

粤港、粤澳地缘相近、人缘相亲、文化同源,三地合作历史悠久,成果丰硕.“一国两制”实施以后,粤港澳合作领域全面拓展,三地社会融合的趋势日益明显.推动粤港澳社会融合,有助于解决港澳民生福利问题,促进粤港澳更紧密合作,增强港澳同胞的国家认同,提升广东社会管理服务水平.当前粤港澳社会融合主要在社会福利、教育、医疗和工会服务等领域,其主要问题在于利益共享机制尚未完善、制度壁垒尚未完全突破和社会政策尚有制度落差.为此,需要完善粤港澳社会政策体系的协调方式,构建粤港澳社会融合的交流平台,发挥特区政府在推进粤港澳社会融合中的作用.     

“知·信·说”与“是”

认知问题是哲学无法回避的问题,而认知问题的核心问题是“真”的问题。人的认知成果最终由语言来呈现,语言的基本单元是词,每个词都蕴含一个“是”,由是什么(词所指代的对象域)与何以是(该对象域确定为一类的标准)两方面构成。那么这个“是”如何而来?所知学认为一切由“知”而来,一切都是所知。认为“知”对于认知活动必不可少,但并非唯一来源。“信”与“说”有其自身不能等同于“知”的特点,与“知”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在认知过程中共同起着重要作用。     

《左传》中的“年、时、月、日”

本文对《左传》中表示时间单位的“年、时、月、日”等词语的意义进行了深入探讨。其中,“日、时”具有多种与时间相关的意义,这些意义的体现除了与它们不同的结构形式有关,还与它们在句中的句法位置和语法功能存在明显的对应关系。“月、年”的主要功能相对单一,主要是与数词组合,但由于上古汉语没有序数和基数的区分,导致这种组合同时具有表示时点和时段的双重意义,而对这两种意义的区分,同样需要依靠其在句中所处的句法位置予以判定。     

试论类后缀“界”“圈”“坛”

“界”“圈”“坛”三者作为类词缀时有一个明显的特点是：都附缀于代表某一行业、领域或表示具有同一特征的某一社会集群之类的字眼后。因此，“界”在组合上不受音节限制，基本上可以和任何行业结合，多用于严肃场合并且虚化程度不高；“圈”多与双音节结合，语用范围比“界”窄，多用于时尚的场合，且虚化程度最弱；“坛”基本上只与单音节结合，多用在文艺界和体育界，常出现在轻松、随意的场合，虚化程度最高。     

"画眉"张敞

西汉名臣张敞,曾连任京兆尹九年。期间,先后发生过两件引起轰动的事:一是他亲自为妻画眉,被人在汉宣帝面前告了状;一是他在待罪即将离职的五天时间内,逮捕处决了拒不执行工作命令的絮舜。但综观他的一生:刚正不阿,直言敢谏,才识过人,他了解体恤民情,治郡严宽相辅而行,成绩斐然;特别是他系心国是,忠于职守,不计个人功名利禄,甚至置个人生死安危于度外。其忠诚、才识、业绩,在历史上都堪称第一流。只因曾为妻画眉,而与“飞将军”李广一样终身不得封侯。     

“哭、泣、啼、号”辨

"哭、泣、啼、号"是一组常见的同义词,但并非浑然无别,而是同中有异,古往今来都有人对他们进行过辨析,但众说纷纭,讫无确说。通过考察,可以认为"哭"是哭泣的通称,古今皆然;"泣"是多泪之哭,多指小声或无声流泪之哭;"啼"是大声之哭;"号"是声言交杂之哭。     

论"O"与"0"的起源、演变及功能

"O"与"0"是两个不同的数字符号.关于它们的起源与演变、功能与用途以及用法差异等学术界存在着分歧."O"是一种汉字,它的起源地在中国;"0"是印度数码,最先由印度人创造.虽然"O"与"0"在符号的创造上是极其相似的,但它们仍然是泾渭分明的两个数字符号,不能等同与混淆.     

从"存天理,灭人欲"到"天理就是人欲"

宋明"理学"作为我国文化思想史上一个特定的概念,其思想内涵在发展历程中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文章主要从"存天理,灭人欲"到"天理就是人欲"这一根本的思想转变入手,分析论述其转变的过程及重大意义.     

试析《褰裳》、《静女》中“赋”的运用

<褰裳>、<静女>是<诗经>中的两首反映劳动人民爱情生活的情诗,虽然是从不同角度描写男女相约相见的场景,但却有着非常重要的共同点,那就是都运用了赋的手法来展示诗歌内容,体现诗歌的内涵.     

文化、他者与"小文学"

文化研究可以有多种方式:自我体验或他者旁观;理解一种文化就是分析其表征模式;文化表征是一个他者与他者权力角逐的过程;文学、艺术、语言正是文化表征的场域,对它们的分析就意味着一种文化霸权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