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鲁迅的反现代主义艺术观

从鲁迅的艺术实践来看,他是运用现代主义手法的好手,无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这方面研究颇多,亦无争议。但从鲁迅的艺术（包括美术、戏剧、诗等）主张来看,他却是坚定的反现代主义者,这方面却鲜有梳理。这一“实践”与“主张”分裂的根源在于他将艺术当作参与社会、改造社会的工具主义看法所致,因为在战斗的时代里,艺术虽然未必反映真实,但至少与写实是孪生的。只有使人“懂”才能发挥其作用,只有写实才能使人“懂”,这就决定了他的反现代主义艺术主张。     

"症候式分析"的分析--汉语经验中的精神分析学批评

赛义德指出任何个人、民族对他人、他民族理论成果的借鉴有四个主要环节 ,从而实现从他人向自我的“理论旅行”。中国现代引进和借鉴西方精神分析文学批评理论的过程符合赛义德“理论旅行”的解释模型。由此可以进一步利用赛义德的“理论旅行”论分析现代中国对西方文艺理论的借鉴。     

事理相丽为实至仁--论王夫之的苦乐观

王夫之是宋明理学的总结者,也是集大成者,他对“孔颜之乐”也进行过比较详细的论述。本文正是通过阐述王夫之“乐”的思想,特别是他在《读四书大全说》一本中有关“孔颜之乐”的思想,进而归结出他的苦乐观。     

无——领会老子道的视角

老子的道深玄不可言说。但恰恰是不可言说,给世人留下了无数言说的角度。笔者以为,从“无”的角度言说更能够比较深刻地领会道的丰富内容。《道德经》第一章虽然同时用“有”、“无”两者描绘道,但从“无”的角度领会道是更佳视角。“有”是道的静态属性,“无”是道的动态属性。在老子看来,“无”比“有”能够更加深刻地反映道的实质。所以他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陈寅恪：走出“史料学派”

陈寅恪与傅斯年关系密切,且都十分重视史料,以考实为治史方法前提。学术界一般将陈寅恪视作“史料学派”,与傅斯年归为同类。其实,史学有其“史心”,陈寅恪与傅斯年方法相类,而治史精神大相径庭。傅斯年紧随胡适,将胡的“实证”史学精神臻于极致。胡适不赞同“民族主义”史学的提法,某种意义上也影响傅,而陈寅恪昌言民族本位,其终身史学行走,乃胡适、傅斯年史料学派之别途。他走出了史料学派。陈寅恪既是一个热望人格尊严独立的自由者,又是一个强求历史更新再造的传统人,以勇猛的精神一身而兼双任。他不是旧模样的“中体西用”者,而是别具现代性的“新体西用”者。     

寻道之路：“不可说”与“不立文字”——维特根斯坦思想与禅宗思想之比较

维特根斯坦一生对哲学的批判、瓦解和创新,成绩斐然,他那种特立独行的个性,以及那富有神秘性的、不可言说的思维方式和“语录体”式的叙述风格与中国禅宗思想有着天然的契合性。维特根斯坦是通过“看”和“显示”来呈现“不可说”;禅宗则是通过“默照禅”和“以势示禅”来显示“不可说”,二者“殊途同归”。维特根斯坦的思、言和行都与禅修者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从某种意义上看,维特根斯坦可以说是西方世界里的东方禅师。     

道家“自生”概念的三重意蕴

从概念的创造和使用来看,“自生”很大程度上代表一种对生成原因进行探求的思维方式。从这一视角考察,“自生”具有三重意蕴。其一,“非他生”,在排斥“他者”作用和影响的基础上,将自身作为发生、生成的原因。其二,“非我生”,在自我观念的分疏中,排斥有目的、有意识的生成。其三,“不知而生”,一方面,基于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生成的原因究极意义上是不可知的;另一方面,“不知”指向了人类最根本的生存境遇,既然如此,顺其自然、因任天性就成为唯一合理的生活方式。     

不可或缺的上帝与上帝的缺席——论莱维纳斯哲学中被悬置的上帝

上帝问题是莱维纳斯哲学中不可或缺的论题。莱维纳斯批判西方哲学传统的上帝观以本体论方式理解上帝 ,认为在存在的层面上上帝是缺席的 ,并从柏拉图的“善”和笛卡尔的“无限性”寻找到这一思想资源。同时他另辟蹊径 ,指出应从“踪迹”、从“他人”体会上帝 ,只有在与“他人”的伦理关系中才能走向上帝 ,从而使上帝问题在康德之后与伦理问题再次结为一体。     

物性凸显与他者伦理转向——从抖音短视频的“面容”呈现说开来

“面容”是列维纳斯用来指称“我—他”伦理关系的表征,也是其“他者伦理”思想的入口,但其在进入媒介场域后,却遭遇了物质化的掩盖与伦理指称的转向。在抖音短视频中,特效贴片黏合的脸导致人面容多义性的隐没,趋同的吸引装置改变了人与人和谐真诚的交往伦理,进而演化为物化个体间的展演伦理。而抖音界面的显现,也以崇高的声音权利与平滑的内容接替遮蔽了用户自身的理性,干预了用户的他者性,将“我—他”伦理转换为“我—它”伦理。特效贴片及数字界面因思想意志的缺失,透显出对他者责任心的淡漠,以致列维纳斯的伦理理想遭遇现代性危机。因此,从他者伦理视角考察抖音的“面容”呈现,可以发现,一种物质性的“面容”德性亟须建立,用户的理性权利也亟待归还。     

拉康“他者”理论及其现代启示

本文通过深入分析拉康的“他者”理论,在廓清其内涵的基础上揭示了这一理论的现代意蕴和当代价值。首先,在西方哲学史的大背景下对“他人”问题进行了简单的梳理,其次,论述了“他者”是一种语言符号的能指系统,通过对无意识与“他者”、主体与“他者”关系的分析,进一步揭示了“无意识是‘他者’话语”一句的内涵及“他者”对主体的侵凌强暴关系。文章最后是拉康“他者”理论对我们的启示。     

悲剧的悲剧是如何成为可能的?——关于《阿Q正传》的一种解读

本文认为《阿Q正传》是鲁迅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出发,通过塑造阿Q这一典型人物来揭示在中国传统社会条件下人类实现自我认同的心路历程。由于阿Q实现自我认同的根据即“优胜”总是处于一种被平均化的状态之中,这使得他一方面不得不选择“精神胜利法”来消解自我迷失所带来的痛苦,另一方面则把自我“优胜”的确立寄托于参加“革命”之上,这必然会导致一种悲剧的悲剧。     

从“资本制”到“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认知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有“资本制”“殖民地化”“半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和“半封建半殖民地”诸说。“资本制”说与托派观点雷同,未能久立;“殖民地化”说是通用说法;“半殖民地”说是次通用提法;“半殖民地”“半封建”组合顺序不同代表着人们对于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的地位、影响之大小强弱的不同认识。共产国际内部意见不一,造成中共意见的模糊和分歧,导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异说纷呈。中国革命反帝反封建的理论和实践,逻辑上要求与之相匹配的是中国近代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说。有鉴于此,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抗战时期,特别是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之后,渐渐趋同“半殖民地半封建”说。然而,仍有主“半殖民地”和“半封建半殖民地”说者,体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在“反帝反封建”主张前提下和而不同的学术气度。     

汤显祖以情抗“理”是宋明理学之“理”吗?——达观“接引”汤显祖的一段公案刍议

学界普遍认为汤显祖以情抗理即宋明理学之“理” ,本文认为这是不确切的。汤翁《牡丹亭还魂记题词》是针对达观“情有者理必无 ,理有者情必无”而写的。达观的“理有”、“理无”之“理”即“真心一元论”。汤翁是明确反对“真心一元论”的 ,并非仅仅用“禅家习用的机锋轻轻一点”含糊过去     

从华严宗“一多”关系到朱熹的“理一分殊”——试论儒佛之异同

(一 )“一”和“多”的范畴贯穿着中国哲学史的始终 ,“宇宙人生一切事理 ,均可按一多关系 ,简单归纳 ,要言不繁 ,朗若列眉。”1佛教华严宗和禅宗都提出过“一多”范畴 ,并且论证了一多相摄的关系。华严宗认为 :在觉悟者看来 ,宇宙是一个统一的整体 ,事物与事物之间、一事物与他事物之间都是圆融无碍的。法藏在描述法界缘起时说 :“初义者 ,圆融自在 ,一即一切 ,一切即一 ,不可说其相状耳。”2 “一即一切 ,一切即一”是华严宗表述相即观念的基本命题 :“一”指一事物 ,即佛身 ;“一切”是指其他一切事物 ,即众生。这一命题的意思是 ,一事物…     

论“第三者”侵害配偶权的侵权行为

配偶权是绝对权,具有排他性,可以成为第三人侵权行为的客体。“第三者”侵害配偶权的侵权行为具体表现为重婚行为、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其同居或通奸的行为,其民事责任构成应同时具备违法行为、损害事实、因果关系和主观故意四个构成要件。在归责原则上,应将“第三者”侵害配偶权的侵权行为视为特殊的侵权行为,采用过错推定原则。由于侵权行为的主体具有双重性,即“第三者”的行为必须与有配偶者的行为相结合,才能构成侵害配偶权的共同侵权主体,因而,应由“第三者”和有配偶者对受害配偶承担连带责任。     

佛禅与袁宏道的文学思想

袁宏道虽然前期习禅宗,后期入净土宗,且其禅宗思想不如净土宗思想具体赅备,但就二者对宏道文学思想的影响而言,却以禅宗为主。宏道无论前期还是后期,都一直推崇禅宗居士庞蕴;后期虽然贬斥“默照禅”,但仍推崇“看话禅”。宏道文学思想受禅宗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他反对拟古的文学思想受到“禅无定法”的影响。二是他崇尚“趣”、“理”的文学思想充满了佛理禅意。三是他后期主张学习古人“真法”的文学思想受到“看话禅”的影响。     

国家与社会之关系的“元议题”：何谓“社会” ？——中国式国家治理研究中“社会”概念的多维性

在中国式国家治理的研究议题中, “国家与社会之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元议题”。理解国家与社会之关系,需要建立在理解“国家”与“社会”概念的基础上。然而,学界对“社会”概念的理解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导致了“社会”概念的“模糊性”,不利于形成有效的学术对话。基于此,以重返“元议题”的提法,引出“社会”概念的“模糊性”问题,在回顾中国学者引进、发展和批判“国家—社会”二元分析框架之过程的基础上,从类型学的角度总结了中国式国家治理研究中“社会”概念最有代表性的四个维度：组织维度的“社会”、治理单元维度的“社会”、本位维度的“社会”和总体性维度的“社会”,进而指出“国家”概念单维性与“社会”概念多维性之间的“维度错配”,以及这种“维度错配”导致的只见“经验切片”不见“生态系统”、概念创造的“内卷化”和衍生范畴的“模糊性”等问题。要进一步推动中国式国家治理研究的发展,为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下一阶段的研究必须增进“社会”概念理解的统一性和全面性,搭建起多种叙事框架有效开展学术对话的桥梁。     

跨文化视域与通向他者文化、他者美学的可能——为“跨文化美学研究”一辩

跨文化美学研究简单说来就是求得自觉和丰富自身,即在与作为“他者”的文化中的美学进行对话和了解的过程中完成并深化自己的身份认同,进而尝试进行超越性的自身建构。跨文化美学研究的学科本质在本体上就是“跨文化视域”,即不完全等同于“文化间性”,并不满足于发现文化“间”的关系,它还有追求文化间质素相会通并据此实现文化超越和传承性转化的追求。     

王充历史观评析

两汉时期，以经学为形式、以神学目的论为主要内容的封建正统思想在文化学术领域占据绝对统治地位，而身处东汉时期的王充直追战国末期的荀子，异军突起，将中国古代唯物主义思想的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高峰。但由于为那个时代所决定的历史局限，王充的思想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体系，其社会历史观尤其如此。他主观上力图在社会政治历史领域贯彻唯物主义，但客观上展现出来的却是历史唯心主义；他坚持“汉高于周”的历史进化思想，又摆脱不了不变论和循环论；他坚信历史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而又将这种必然性降低到偶然性；他认为教化与治乱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又认为最后决定治乱的是“时”、“数”；他笃信命定论，但有时也相信人的主观努力；他把无情批判的锋芒指向封建统治及其偶像，但又以令人生厌的阿谀之词去歌颂他所面对的王朝和“圣王”，乃至匍匐在“至圣先师”的脚下等等。总之，他有时清醒，有时糊涂；有时是傲世的天才，有时是可厌的俗物，然而，这才是真实的、有血有肉的王充，而不是被抽象化了的或被一些人用圣水洗礼净化过的王充。     

新时期小说研究的“他者”视角

当今世界 ,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和信息交流的网络化导致了文化上的全球化趋势 ,形成世界文学的新格局。在这一格局中生成、发展起来的中国新时期小说 ,需要一个跨文化研究的“他者”视角 ,采用这一外在视角能够发现从新时期小说研究的内在视角难以发现的东西 ,从而深化对新时期小说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