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城融合发展视角下推进小城镇改革研究

随着小城镇的不断发展,我国小城镇开始逐步进入以规模不断扩大、质量持续提高和腹地逐步拓展为主要特征的战略转型阶段。然而在推进小城镇改革过程中,小城镇发展存在发展规划与产业规划相脱节、发展内生动力不足、城镇功能难以满足产业发展需要等新问题。通过对福建省莆田市产城融合培育产业区的分析,提出在小城镇建设过程中应突出小城镇发展重点、推进小城镇产城融合发展、发挥产业发展对小城镇发展的推动作用等建议,从而促进小城镇转型,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     

产城融合、交易成本与企业创新

本文基于地级市产城融合与A股上市公司的合并数据，利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产城融合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产城融合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工具变量检验和其他稳健性检验均支持该结论；产城融合主要通过成本节约效应对企业创新产生积极作用，体现为当企业内部交易成本或外部交易成本更高时，产城融合对企业创新的正面作用更强；产城融合对企业创新的积极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和小规模企业中更显著。未来，我国要集聚创新创业资源，引领产城融合发展；发挥数字经济功能优势，构建智慧城市治理体系；抓住产城融合机遇，加强产城融合示范区建设。     

长沙市新城区“产城融合”问题研究

长沙市新城区建设在发展思路上应着重体现增量发展的概念,针对目前产城融合发展存在着功能单一、配套设施缺乏、住房入住率低、区域内外联系困难、人才吸引难度大等问题,对职住、居住配套、生产职能和服务职能等社会结构、空间结构和产业结构进行多元匹配,以推动产城融合,促进新城区健康发展。     

基于“产城融合”视角的皖北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路径

在阐述产业发展与城镇化发展之间关系的基础上,分析了国内外以“产城融合”推动城镇化发展的经验与教训,主要经验有注重培育主导产业体系、制定科学的城镇发展规划、制定健全的公共政策等;主要教训包括产业调整缓慢、产业结构单一、综合发展成本过高导致的“产城融合”发展的不协调等。并借此提出了基于“产城融合”视角的皖北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路径：一是加快培育各个城镇的主导产业,使各个城镇在发展过程中都有相应的产业作为支撑;健全支撑产业发展的人才与科研保障体系,为皖北地区产业发展提供人才保障与技术支持;实施城乡统筹发展的战略,实现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融合发展,为产业升级、经济结构调整提供物质基础与人力支撑。     

政府推动产城融合的政策措施研究

“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与“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互为因果,相互促进,是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产城融合要以“产城人”互动为基点,构建产城人互动的有机体系,以人的发展为目标,以城市功能为载体,以产业高级化为动力,达到产业、城市、人之间有活力、持续向上发展的城镇发展模式。政府推动产城融合的政策措施需要重点关注：积极推动产业向高级化转型;完善公共服务,提升城市生活品质;促进产城融合发展的区域协调。     

民族地区产城教融合的内在逻辑及其实现——基于三螺旋理论的分析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滞后,产业基础薄弱,城镇化进程缓慢,其战略地位却至关重要。有效破解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困境,关键在于实现产城教融合。三螺旋理论对研究民族地区产城教融合问题有着较强的理论适切性,融合的内在逻辑体现为：在产城教三螺旋中,民族产业是先锋核心,中小城镇是载体,职业教育是驱动力,人才是连接的纽带,能够提升三者交互而产生的知识、共识和创新三空间的融合程度,职业教育驱动知识空间、中小城镇承载共识空间、民族产业打造创新空间、人才要素提升三螺旋空间融合度等是推动民族地区产城教融合实现的有效途径。     

论园区建设中的产城结合问题

在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过程中,产业发展与城市建设的脱节现象已经成为一对比较明显的矛盾,这在城市新区建设和工业园区的发展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产城结合是推进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的有效途径。我国工业化尚未完成,城市化发展正处于关键阶段,在新一轮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应当注重产业发展与城市建设的有机结合,实现"双轮驱动",良性发展。     

加快产城融合 全面提升辽宁省新型城镇化质量

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建设,加快产城融合,提高新型城镇化质量是加快辽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遏制全省经济进一步下滑的重要举措。从城镇化、产业、人三个层面分析辽宁省产城融合发展现状,深入剖析辽宁省产城融合存在的主要问题,根据实证研究结果,导出产城融合拉动辽宁经济增长的效应,提出加快产城融合、全面提高辽宁省新型城镇化质量的对策建议。     

从逻辑的观点看连锁店悖论

塞尔登连锁店悖论指出了博弈中人们面临的一个理性困境：按照博弈论的理性规则推理得出的合理行为,事实上却是不合理的。从逻辑的角度重新审视了这个疑难。根据悖论标准,塞尔登连锁店悖论可界定为严格的逻辑悖论。学者们对该悖论的形成机理进行了分析。该悖论的消解对博弈论、逻辑学等学科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清代归化城土默特地区蒙汉两种语言互动研究

明末阿拉担汗时期,就有数万内地人民流入丰州滩,开垦农田,经营商业或手工业。大量汉族移民的涌入,农耕经济的推广,蒙汉杂居格局的形成和府、厅、州、县的建立,无不意味着该地区社会环境的变迁。在这种蒙古人的汉化与汉人的蒙古化变化中,蒙汉两种语言的相互影响尤为突出。然而在这样双向互动关系中,该地区原著民蒙古人的语言逐渐被新的强势语言——汉语所代替。在汉语取代蒙古语、逐渐形成土默特地区方言过程中,出现了蒙汉复合词汇、借用蒙古语词汇和音译蒙古语并保留原意词汇等诸多现象。在语言的互动关系中应鼓励自然的涵化,而不是人为的同化。     

产城协同度测评体系的构建及应用

产城协同发展是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实现区域经济可持续、低成本发展的关键。产业与城市发展之间存在着非线性耦合关系,以此可构建产城协同度测评体系,体系由测量模型、指标体系、指标权重三部分构成。该测评体系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量化反映出区域产城协同的状况,但测评效度还有待提高。以四川省攀枝花市为例,利用该体系实证测量表明,2004—2011年间,该市产业与城市的发展处于良好协同状态,产城相互支撑发展状况良好。     

西部欠发达地区“产城融合”效应实证研究

“产城融合”发展的新型城镇化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和转型的重要引擎,而如何推动西部欠发达地区“产城融合”发展是一个值得专门研究的课题.文章以重庆三峡库区2003-2012年的数据为样本,基于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农业发展对城镇化有微弱的负向效应,即“逆向城镇化”,但城镇化对农业产业发展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工业与城镇化具有良性互动效应机制,融合发展效应显著;服务业与城镇化没有显著的融合发展效应.本研究的政策启示在于:鼓励和支持现代农业、工业和城镇化协同发展可能是目前西部欠发达地区的优化选择.     

惠州市产城融合的作用机理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产城融合的作用机理,运用分位数回归模型对1990-2014年惠州市产城融合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就业结构对产城融合的影响由促进变为抑制,而产值结构、公共服务的影响则由抑制变为促进。应从促进区域产业结构升级,进一步增加公共服务支出等方面促进惠州市产城融合。     

从社会互动视角解读大学生择业观的变化

采用质性研究方法,通过对61名大学毕业生一年的跟踪调查发现,大学生就业过程中,择业观并非一成不变.在经历了多次面试的失败和挫折后,他们的择业观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就业过程中,与面试官、同学、大众媒体以及家庭、学校等的互动,是大学生择业观发生重大变化的主要原因.通过这些互动,大学毕业生逐渐学会了面试时的表演技能,理解了就业中的规范和行为准则,对现实和自己的责任有了更深的了解,从而形成了适合自己生存和发展的行为方式.     

从城与市的关系看我国古代城市发展的三个阶段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古代城市也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作者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城与市的关系角度,论述了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所经历的城与市分离的原始城、城与市简单结合的城市以及城与市完全融合的城市这样三个阶段。     

试论逻辑的语用趋向——从哲学与逻辑的互动维度解读

逻辑与哲学之间有一种内在的互动关系:某种逻辑观念的形成与存在常常有与之相应的哲学学说为其理论后承,而特定的逻辑观念反过来又为新的哲学观念的产生提供方法论意义上的依托。逻辑受命于哲学的“危难”时代,而哲学的“动乱”又造就了逻辑的“英雄”地位;哲学的语用化带来的是逻辑向生活世界的回归。     

从修辞互动的视角看隐喻理解

隐喻理解过程是修辞表达与修辞接受双向的修辞互动过程.隐喻理解首先是对隐喻的辨认,然后是对对隐喻意义进行推断.隐喻的辨认有时候依靠一些比较明确的信号,有时则依靠话语中语义与语境的冲突及其性质.在理解隐喻的过程中,隐喻的表达者和接受者的有效地互动可以实现隐喻修辞意义的最佳审美体验.     

产城融合中的“三区联动”运行机制与中国实践模式

"三区联动"有效地整合了高校、园区与城区的创新资源,建立起以创新创业为基础、以知识与价值创造为纽带、以知识产业为主体的创新联动体系,是产城融合发展、城市转型与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的新模式。这种新的城市转型发展模式依赖于市场的利益驱动机制、政府的引导保障机制、中介的支持服务机制以及人才支持与文化引领机制。这种产城融合的新形态在中国形成了三种实践模式:校区驱动型"三区联动"、园区驱动型"三区联动"和城区驱动型"三区联动"。在不同类型的实践模式中,大学校区、科技园区与城市社区相互作用的过程和方式有着不同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