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与“孔子删诗”问题——兼与谢炳军博士商榷

谢炳军以"王官删诗"否认"孔子删诗",以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不是《诗》之"逸诗"为由否认《周公之琴舞》可作"孔子删诗"说的证据,这两个否认理由都不充分。王官删诗与孔子删诗时代不同,编辑思想不同,各有其政治、历史、文献背景,各有其用,二者并不矛盾。对出土文献中"逸诗"或《诗》本的发掘是解决孔子删诗是否将《诗》由"三千"删至"三百"的有效途径。《清华简·周公之琴舞》被认为是《诗》之"逸诗"是有道理的,它具备为孔子删取的可能性。     

《诗》本变迁与“孔子删诗”新论

"孔子删诗"说为《诗经》学史公案,至今没有定论。判断"孔子删诗"说正确与否,必须对先秦至两汉《诗》本的变迁及彼此间的关系加以梳理。依据口头诗学理论,孔子以前的《诗》本也极可能有"三千余篇",因为孔子论《诗》从乐章义转向了辞章义,故删去重复。秦汉之际,《诗》本散乱,汉儒收拾残简重加编订,但仍以孔子编订《诗》本为祖本,两者之间并无本质区别。     

《诗归》对阮籍《咏怀诗》的批评及其论争之意蕴

钟惺、谭元春在《诗归》中以"厚""真"为标准对阮籍《咏怀》诗持批评与贬低的态度,认为其既不如此前的《古诗十九首》,又不如唐代的《感遇》.这种贬低一方面源于他们独特的诗学观,另一方面又与他们对阮籍性情、诗歌特点的认知有关.此外,还有针对七子派复古诗学——尤其是对李攀龙《古今诗删》不满的现实因素.《诗归》对阮诗的评价引起了明清诗论家激烈的反驳,这其中固然有钱谦益、陈子龙等人的影响,也有易代之际的时代因素,但批评者大多还是立足于诗学本身.他们认为钟、谭不过是"尚奇""好尽""浅陋",故多重申《咏怀》有性情、多蕴藉,潘德舆则从性情之正摈斥《咏怀》和陈子昂《感遇》而扬张九龄《感遇》,客观上又扩大了《咏怀》诗接受史之丰富蕴含.     

“孔子删诗说”辨正

自司马迁断言孔子删诗以来，“删”与“未删”之辩，纠葛千年，迄无定论。重新审视这一问题，深感无论从何种角度看，司马迁谓孔子删诗，言之凿凿，确为不刊之论。本文拟从三个方面予以申论。一、关于“淫诗”和“逸诗”的考辩凡主孔子未曾删诗者，大都举出今本《诗经》有“淫诗”存在，以此为据，力主孔子未曾删诗；既然孔子主张“放郑声”，何以《郑风》多至21篇，且有多数“淫诗”保留？问题在于对“淫诗”的理解上。今以《郑风·溱洧》篇为例：《诗序》说：“刺乱也。兵革不息，男女相弃，淫风大行，莫之能救焉。”《毛诗正义》：“郑国…     

乾嘉诗坛人事交错与诗学互动：翁方纲删定《悔存诗钞》考论

翁方纲删定《悔存诗钞》八卷,是黄景仁诗的第一种专集。从删定到刊行的过程,反映出乾嘉之际诗坛的人事交错和诗学互动。翁方纲的删诗宗旨是通过严格的去取,表现黄景仁的“本怀”;删诗标准是不取放浪枯槁、酒圣诗狂之类的绮语和苦语。由此可剖析若干具体篇目的删削原因。黄诗遗集编刊作为备受关注的文学事件,体现乾嘉之际的诗坛纷争,反映翁方纲、毕沅、王昶等人在学问与性情上的不同诗学取向与观念。     

清人王源《左传评》重“奇”之义蕴抉微

"奇"是清代实学代表人物王源评点《左传》的关键词,在内容、形式评点中皆有体现。借助《左传》具体文本的评点,通过同类相联、正反对举的反复申述,王源将"奇"之内涵赋予"变""活""正"等多重意义,将传统的奇文观念"美文化",以奇诡、辞达、自然为奇文,使"奇"具备了多重文学批评的功能。身处易代,酷爱兵法,好奇人奇事奇文,一生坎壈,皆为王源尚奇批评生成之根源。对明清八股时文取士的不屑,对清初文坛亦步亦趋效法唐宋八大家的不满,使其《左传》奇文评点具备了不同时俗的意义,浸润了明确的针砭时弊与经世致用的色彩。王源《左传》评点之重"奇",在一定程度上彰显出中国古代文论的典型性特征。对此进行考察,可望为揭橥评点的阐释范式、话语体系等提供可行性研究理路。     

明末闵、凌刻《文选》评本述要

<合评选诗>、<选赋>、<文选后集>三种<文选>评本由明末刻书名家闵、凌二氏先后相承而刻,都推崇收录郭正域评点,又有各自的特点:<合评选诗>反应了辑评者赞成竞陵派主张的文学批评观点;<选赋>多选杨慎以唐诗注解或赏析选篇的文字,对后世文人评点、研究<文选>有启发意义;<文选后集>则更多借鉴万历年间书商刻印评本.它们实是在书商刻印评本和文人评本双重影响下产生的"综合型评本".     

“诗”——孔子素质教育思想的全面性刍议

<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太史公在这里列举弟子及其贤人的数据,足以证明孔子素质教育的全面性.这种全面性的素质教育,又是以诗教为首的.在孔子看来,于古之三千多首诗中,经他删定而形成的<诗>之三百五篇,都是精诚而纯正的.     

“孔子删诗”公案发生考

司马迁首倡“删诗”说。从孔子所言“正乐”,到司马迁所谓“去其重”,再到王充、项岱的“删诗”,其内涵不断变化。孔颖达仍持“删诗”说,齐威最有可能提出反命题。《毛诗正义》从《诗经》的编订,从“逸诗”等角度来考察孔子与《诗经》成书的关系,这些都指向孔子“删诗”的反命题。而自六朝以来追求学术创新的思想,古文学派客观求是的精神,孔子地位的相对下降,以及《正义》体例的隐蔽性,则是反命题产生的基本条件。反命题具有重要的文化和学术价值。     

从“发愤抒情”到“不平则鸣”——诗怨内涵演变之“直抒怨艾”路径探析

"诗怨"是中国文学的传统命题之一,随着时代和社会背景的更迭,其内涵也多有变化,而内涵变化背后则是中国传统士人人格和精神状态的变化。从风格上看,孔子之后诗怨命题内涵的演变大致有两种路径:"直抒怨艾"和"温柔敦厚"。从诗怨内涵发展历程看,从春秋战国到唐代这一历史时段的演变比较重要。在"直抒怨艾"的路径上,从屈原的"发愤抒情"到司马迁的"发愤著书"、韩愈的"不平则鸣"和"穷苦之言","诗怨"命题认同"怨"的激发作用,对于诗怨文学运行机制的认识逐渐明确,主体的自我意识以及传统知识分子的使命意识、自我担当意识逐渐增强。明后期"诗怨"内涵的演变基本上是在这一时段"诗怨"命题的基础上延伸和完善的。     

“精深有味,语不徒发”——试论苏洵的诗歌创作

叶梦得《避暑录话》说:“(韩琦)席间赋诗,明允(即苏洵)有‘佳节屡从愁里过,壮心时傍醉中来’之句,其意气尤不少衰。明允诗不多见,然精深有味,语不徒发,正类其文。如《读易》诗(应为《送蜀僧去尘》)云:‘谁为善相应嫌瘦,后有知音可废弹。’婉而不迫,哀而不伤,所作自不必多也。”这段话颇重要,指出了苏洵诗的特点:在数量上,“明允诗不多见”;从内容上看,“精深有味,语不徒发,正类其文”;从风格上看,意气风发,“婉而不迫,哀而不伤。”一苏洵以散文名家,他的诗作传世不多,一般都不甚重视。通行的十五卷本、二十卷本《嘉祐集》仅存诗二十七首;双研堂十六卷本《苏老泉先生全集》多《香》诗一首,亦仅二十八首。最近从宋残本《类编增广老苏先生大全文集》上发现了其他版本皆失载的二十首苏洵佚诗(见《文学遗产》1982年第3期刘尚荣《苏洵佚诗辑考》)。此外,散见于苏轼诗集,实为苏洵所作,又为以上诸本所不载的还有两首(《老翁井》、《水官诗》)。这样,苏洵的存世诗总计共有五十首,比较宋代其他诗人确属不多。     

姚贾优劣论——兼谈方回“姚合学贾岛为诗”说

"姚贾优劣"是宋末元初诗论家方回提起的一桩学案,方回从师法传承入手,提出"姚合学贾岛为诗"的观点,并进而抛出"贾岛别开一派,姚合继之""姚合、李洞、方干而下,贾岛之派也"等观点,以达到证实"姚少监诗不及浪仙"的目的。方回制造此公案的动机在于维护江西诗派的正宗地位,通过从总体上诋毁姚贾而达到从根本上贬斥四灵、江湖诗人的目的。与此同时,方回还炮制出学习唐诗由姚合入手至于贾岛进而达于杜甫境界的所谓门径,从宗法传承上自抬身价贬抑他人,变相地对江湖诗人进行诋毁。对于方回的以上论断,后世论诗者轻信并延袭者甚多,造成了诗史中的许多迷雾。纪昀对方回的动机及做法曾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指出了方回"是门户之见,非是非之公也"诸多问题。古今学者对"姚贾优劣"虽然看法各异,但我们若要探究姚贾二人在诗史中真实的影响和地位,就需要对此进行实事求是的剖析,而不能轻易受这类由偏见生发出来的理论的困扰与误导。     

孔子“诗教”对于“诗教”传统的革新

孔子的诗教思想是对“诗教”传统思路的继承,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空前的革新。孔子重新整理和删订了“诗教”的教材,针对贵贱、贫富、善恶、性情等可能存在差异的不同对象,实行因材施教的启发诱导式的教育。孔子的“诗教”思想奠定了中国古代诗学的基础。     

略论孔子崇“雅”黜“郑”的编辑理念

崇"雅"黜"郑"是孔子在"删诗正乐"过程中所遵循的具有鲜明特色的编辑准则。它展现出孔子强烈的融文化抉择、社会关怀及政治诉求于编辑事务的自觉意识和积极态度,所以,崇"雅"黜"郑"不应被单纯视为孔子个人艺术喜好的反映。对于现代编辑学而言,孔子崇"雅"黜"郑"的编辑理念或许不无借鉴价值和启示意义。     

“童话诗人”对顾城诗歌全貌的遮蔽

从舒婷称顾城为"童话诗人"之后,新时期文学界一致将顾城看作是当代唯一的一位"童话诗人"。但考察顾城一生所创作的2000余首诗歌,远不是一个"童话"可以概括的,其中存在大量的"非童话"因素。从创作历程上看,顾城的"童话诗"主要是在其创作早期完成的。这部分诗歌作品在顾城2000多首诗歌中只占有很小的比例。从创作内质上看,代表着顾城诗歌艺术水准的并不是其"童话诗",而是他以反思文革为背景的、带有强烈批判现实主义色彩的"朦胧诗"。即使是顾城早期的"童话诗",从写作目的来看,也大都与"童话"精神有所背离,其中有太多的与恐惧和死亡相关的"反童话"因素。这些"童话诗歌"从批判社会的意义上来解读更符合其诗之本意。因此,从整体上看,以"童话诗人"给顾城定位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其诗歌全貌的一种遮蔽,甚至是一种深刻的误读。这种定位既不利于我们全面认识顾城,也大大矮化了顾城的诗歌成就。     

论纪昀的诗歌评点及其研究现状

纪昀评点了汉魏六朝至唐宋许多诗人诗作及唐人与清人的试律诗,用力极勤,用心极深。其评于诗歌的本旨、风格与技法等有深入细致的评论,于诗歌＂体格之变迁＂、＂宗派之异同＂与＂作者之得失＂也有辨析说明。纪昀的评点是宏观视野下的精细批评,不仅对研究他个人诗论具有重大价值,对古典诗歌的批评研究也有重要意义。然而学界对纪昀评点诗歌的研究还比较薄弱,亟待加强。     

《史记》《汉书》叙事中融入诗歌的原因探析

《史记》《汉书》的史传叙事中融入诗歌有多方面原因:从文体角度看,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也是史传文体复调潜质的显现;从文化传统角度看,史传叙事中融入诗歌既受引诗传统的沾溉,又受楚骚文化的浸染,同时也有民间文学的渗入;从创作主体看,优秀的史传作者往往具有"史德""史学""史识""史才",且兼具诗人气质,这为史传叙事中诗歌的融入提供了创作主体上的可能性和倾向性。     

唐代“奉试诗”辨略

唐代"以文取士","试诗"称谓繁多。毛奇龄谓唐代进士登第后"又有试"即"奉试";臧岳则认为"奉试"为"覆试",由此而有"奉试诗"之称。古今学者沿用不疑,但语焉不详,分析归纳不细致。实际上,"奉试"和"覆试"既不是相同的考试制度,在诗歌体制及难易程度上也有很大差别。毛奇龄所指为"奉试诗"的作品,亦非"覆试"之作。唐代人创作的"奉试诗"主要包括"赎帖诗""帖经日试诗"以及其他"奉命"之作。     

论以诗取士对“诗唐”形成的促进作用

谈到"诗唐",人们常意指"诗歌的"唐朝,实际上,"诗唐"更指"诗性的"唐朝。从表层看,以诗取士促进了唐人学习、创作诗歌风气的普及,使诗歌从宫廷走向民间,促进了"诗歌的"唐朝的到来。从深层次看,以诗取士促进了唐人诗化人格、诗性思维的发展,使其普遍地表现出思想上的轻视礼教,行为上的不拘小节,气质上的桀傲难驯,人生设计充满理想色彩,但处理问题常带书生意气,促进了"诗性的"唐朝的形成。     

试论清代杜诗未刊评点序跋的理论价值

清代杜诗未刊评点序跋是稀见的杜诗学文献,蕴含丰富的诗学理论。杜注论方面,反思"千家注杜"所存在的过度阐释与注释讹误,认为"诗有待注而豁然者,有不须注而渊然、一落注而反索然者"。编年论方面,肯定编年乃"知人论世之要诀",又认为编年"不可泥信者亦多"。渊源论方面,切论杜诗"导源风雅"、"兼收博采",又详析杜甫诗论俱本《文赋》的诗学渊源。创作论方面,强调作诗以"学"始,以"悟"终,认为"选诗与看诗异,看诗与作诗异"。鉴赏论方面,视诗歌为"灵物"、"高物"、"深物",强调"惟癖则所研入深,所领略独"。这些理论真实再现了杜诗经典化、理论化进程的原始面貌,也凸显了清代学者杜诗批阅的实践感悟与理论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