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动中的东亚家庭结构比较研究

调查数据显示东亚社会的家庭结构没有呈现出核心化趋势,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中国内地的现代化水平序列和家庭结构模式形成了错位;西方家庭现代化理论中的典型核心家庭在东亚社会中的比例都是相对较低的;三国四地各自的家庭结构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东亚三国四地的核心家庭(核心、夫妻和单亲)和亲属网络呈现出不同的关系模式。东亚社会中的家庭变迁呈现出不同于西方的独特模式,显示了家庭变迁的多维路径和多元模式。     

女性主义视野中的后现代家庭——美国家庭模式变迁研究理论思考

在进入后现代社会的美国家庭模式发生了巨大变迁的背景下,女性主义提出的后现代家庭模式与美国主流家庭意识形态、功能主义建构的现代家庭模式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价值争论。本文分析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受后现代主义影响的女性主义在家庭多样性研究基础上对后现代家庭的建构,讨论了女性主义视野中家庭的重新思考,家庭研究方法的特征以及女性主义后现代家庭主张的意识形态特征,试图为全球化时代中国家庭变迁研究提供一些理论参考。     

家庭变迁视角下的现代家庭伦理的困境与突破

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深化和社会转型的深入推进,带来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传统的个人、家庭以及社会的相对稳定关系由此受到巨大冲击,继而引发了当代中国家庭在结构、功能、伦理等方面的重大变化.社会的巨大变迁带来了家庭的变迁,家庭的变迁引起了家庭结构的巨大变动,而家庭结构的巨大变动,不可避免地使得家庭功能发生了弱化.家庭功能的弱化让传统家庭伦理观念的约束力日益减弱,导致现代家庭伦理陷入困境.探寻现代家庭伦理观念陷入困境的背景,构建维系家庭稳定、社会和谐的新的现代家庭伦理观念,使之适应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积极重要的意义.     

“个体-共同体”关系变迁中的新时代家庭建设

在中国社会的“个体-共同体”的关系变迁中,作为社会基本单位的家庭也在现代与传统的张力中走向个体化。个体化浪潮下的家庭变革为个体和家庭共同体带来一定的危机,在新时代背景下进行家庭建设,这一思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家庭观和中国共产党人对家庭建设的积极探索,又符合中国家庭特殊发展模式的国情需要。“爱国爱家,相亲相爱,向上向善,共建共享”,这四个层面阐明了新时代家庭建设的理论内涵,展现出中华文化独特的家国情怀和社会主义色彩的建设路径。在走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阶段,新时代家庭建设思想对完善家庭与社会治理,构建家庭共同体,积极发挥家庭在社会治理、个体发展与文化传承中的重要使命,促进人的发展,增强社会凝聚力,使家庭成为社会和谐、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重要基石。     

公共政策中的家庭定位

伴随着现代化的进程,中国转型社会的家庭日益呈现出多样化的变迁趋势,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困境。一方面,家庭本身变得越来越脆弱和充满风险,另一方面,家庭自身所要担负的责任却越来越重。"家国同构"的治理逻辑使得中国公共政策中的家庭定位存在着制度性的缺陷:(1)国家制度法规中的家庭缺位;(2)国家制度背后家庭价值取向的摇摆不定;(3)国家在公共政策的家庭界限问题上的暧昧态度。这反映了一种功利性的国家主义立场,极大地损害了家庭自身的生存环境和利益,也制约了社会的有序发展。转型社会走出家庭困境的关键一步,就是要对现有公共政策体系中的家庭进行重新定位,确立公共政策的家庭视角,构建一个家庭友好型的政策环境,同时在主流社会和媒体中倡导不同于以往的新的家庭观。     

社会变迁中的家庭伦理

现代社会中家庭属于个人私密空间,他人和公共权力不得对之进行干预.然而,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家庭正在实现从传统家庭向现代家庭的根本性转变,相应地,家庭伦理关系也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迁.完整的家庭是与婚姻和性相联系的,因此,婚姻、家庭、教育等就成为我们考察家庭伦理关系变迁的几个必要层面.在社会学意义上,从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家庭关系的比照当中,我们能够看到平等、自由、独立等成为现代人所共享的基本价值.     

从家庭转型到家庭发展∶家庭社会学研究的新动向

基于对全国多地的田野调研,李永萍的《老年人危机与家庭秩序：家庭转型中的资源、政治与伦理》一书以现代性进村作为背景,考察了农村家庭变迁与农村老年人危机之间的复杂关系,反映了家庭社会学研究在突破既有研究视角上的新动向和新气象。该书首先明确了农村老年人危机议题的理论诉求和学科归属,对当前主流的经济视角即老年人贫困问题、社会视角即老年人留守问题和价值视角即农村伦理性危机三大视角进行了批判,通过在个人与社会的二元框架之中引入家庭这一中间因素,为家庭社会学的介入提供了依据。接着,在唯实论家庭观的指导下,该书创造性地提出要将家庭社会学研究关注的核心议题从目前的家庭转型转移到家庭发展上去,研究家庭转型过程,考察转型家庭的性质和形态。家庭发展的目标推动着扩大化家庭再生产模式取代简单家庭再生产模式,成为转型家庭的基本特征,并在家庭资源的配置、家庭权力的运作和家庭价值的实现三个方面的巨变中体现出来。最后,该书揭示了农村老年人危机的出现与农村家庭发展及其所引发的巨变之间的密切关联,从而也呈现了农村老年人危机本身的复杂性,即在功能性家庭之中,老年人如何安身立命?     

转型期中国的家庭变迁与家庭政策重构——基于上海的观察与反思

转型期的中国在家庭结构、家庭资源和家庭关系等方面经历了急遽变迁.文章以上海为例剖析了其在家庭,家庭政策的理念、对象、主体和过程等方面的变迁,剖析了中国家庭政策在快速的社会转型背景下所经历的转型与挑战.整体上,上海家庭政策相对改革开放前表现出一定的进展,但面临的挑战也更为艰巨.它所衍生的政策意涵是,中国亟须在新的社会形势下重新认定家庭的价值,尊重家庭的多样性,并在以家庭为中心的生态视角下重构可持续发展的家庭政策.     

家庭金融脆弱性与当代中国居民的主观地位认同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中国社会财富不平等的机制及其后果。文章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8年的数据,通过使用家庭金融脆弱性的两个主要指标,即家庭流动资产收入比和家庭负债资产比测量家庭金融健康状况,力图更全面地考察家庭金融对当代中国居民主观地位认同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家庭流动资产收入比和家庭负债资产比对居民主观地位认同产生显著影响,家庭流动资产收入比越高,家庭负债资产比越低,居民主观地位认同越高。随着信贷在居民的经济生活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社会分层研究需要从关注家庭财富不平等转向家庭金融不平等。     

社会政策转向与中国家庭政策选择

家庭变迁和家庭问题的大量出现引起了社会政策的关注。社会政策经历了从注重在家庭之外对市场和社会的干预以弥补家庭功能,到投资人力资本、支持家庭、建立发展型家庭政策以增强家庭功能的转变。发展型家庭政策以预防家庭问题产生、帮助家庭行使责任,投资家庭、巩固家庭固有能力或"优势"为特征。中国和谐社会的构建自然要以和谐家庭建设为基石,和谐家庭建设需要家庭政策支持。为此,我们应该摒弃视社会政策为被动应急、缺陷修补的做法,而应发挥其预防与发展功能,强化社会政策的"家庭视角",制定和完善家庭政策。     

第二次人口转变背景下的中国家庭变迁及政策思考

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的提出,为我们进一步探索家庭变迁的特征、趋势和影响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也为家庭政策的制定和完善构建了基本的理论依据。尤其在中国,随着社会、经济和人口的快速发展,家庭的规模、结构、关系、功能、资源与能力都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对面向家庭的社会政策与公共服务的需求也迅速增长。但是,中国的社会政策和公共服务对象基本上是以个人为单位,缺乏能够有效支持家庭的政策体系。因此,亟需审视家庭变迁所带来的政策需求,明晰家庭私领域的边界和政府在支持家庭中的角色,确立"以家庭为导向"的社会政策价值基础。     

农民工家庭福利功能变迁与家庭政策重构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家庭拥有重要的福利功能。但随着社会流动的加速,农民工的家庭福利功能却呈现出了萎缩化、转移化和市场化的衰退趋势,需要国家社会政策的积极干预。通过引入一个社会政策介入家庭福利的理论框架,发现当前我国农民工社会政策的干预行动总体上属于隐性家庭主义福利模式。农民工家庭政策的重构应秉持显性家庭主义的福利理念,助力家庭福利功能的培育,提升家庭履行福利责任的能力,支持家庭、强化家庭在社会成员福利供给中的作用,而非盲目地替代和承接其家庭福利功能。     

同性恋群体的家庭主义社会融入模式

尽管中国社会中的同性恋者和原生家庭的关系充满张力，但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父母公开表达对同性恋子女的支持，并参与到为同性恋群体争取权益的公益行动中。基于对“出色伙伴”及其服务的同性恋者父母的研究，揭示了原生家庭从同性恋群体主要的压力来源，向接纳和支持同性恋群体的积极力量的转变。这种转变植根于中国家庭发生急剧变迁的背景之下，并与性别关系、代际互动和人口结构的变化密切关联。相比西方社会基于个人主义的同性恋群体权利争取和实现模式，受到“新家庭主义”理论的启发，研究中国社会对同性恋群体社会融入的家庭主义模式进行了初步的探索。     

家庭养老功能的变迁与新时代家庭养老功能的发挥

家庭养老是中国社会重要的养老模式,对家庭养老功能进行研究有助于积极应对日益严峻的老龄化形势。国内外家庭养老功能的变迁说明:家庭养老具有扎实的社会文化根基,家庭养老的亲情价值难以替代,社会养老发展的不成熟需要家庭养老,国外家庭养老的重新回归要求重视家庭养老。对于目前存在的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的观点,要从经济供养与服务提供两个维度,对新时代家庭养老功能进行重新认识。加快制定家庭养老支持的政策体系,深度挖掘家庭养老支持的社会资源,加强支撑家庭养老文化体系建设,是促进新时代家庭养老功能发挥的有效途径。     

家庭伦理变迁的社会学省察

现代社会中家庭属于个人私密空间,他人和公共权力没有权利对之进行干预。然而,社会转型期的家庭也正在发生从传统家庭向现代家庭的根本性转变,相应地,家庭伦理关系也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迁。完整的家庭是与婚姻和性相联系的,因此,家庭、婚姻与性就成为我们考察家庭伦理关系变迁的三个必要层面。在社会学意义上,从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家庭关系的比照当中,我们能够看到,平等、自由、权利成为现代人所共享的基本价值。     

家庭结构与家庭关系的变迁——基于兰州的调查分析

主要围绕家庭结构、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和亲属关系四个方面,对兰州的城市家庭结构与家庭关系的变迁状况进行了抽样调查和分析.主要发现是:兰州的城市家庭结构的主要特征是以核心家庭为主,以主干家庭和单身家庭为辅.家庭关系当中除直系亲属之外的所有亲属关系都比较疏远.这也从侧面证明,兰州的城市家庭基本上已经核心家庭化了,从家庭结构到家庭关系再到家庭文化,已经越来越远离中国传统的家族文化.值得注意的是,从家庭内部的关系来看,虽然夫妻平等的程度已经越来越像西方的家庭,但从亲子关系看,其哺育和反哺的关系依然与西方以个人主义为基调的家庭关系存在巨大差异.当然,家庭反哺模式的改变已经露出端倪,即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和计划生育政策的持续实施,中国城市居民的养老方式将发生重大改变,正在从子女赡养模式改变为靠自身和社会养老模式.     

家庭变迁对道德教育的影响及其优化

家庭是道德教育的价值本原。因而,转型社会中家庭结构、功能、类型、重心等多方面的变迁,必然导致家庭德育的功能基础、逻辑起点、基本形式和精神支持也随之发生着相应的变化,进而给未成年人道德教育带来了积极和消极的双重影响。于是,依据系统生态理论,从个人、人际和社会三个层面的子系统探讨如何优化家庭系统,以期提升未成年人道德教育之实效。     

社会政策中的家庭

家庭在社会政策中的地位和角色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作为政策背景,二是作为政策目标。家庭作为社会政策的背景有两层含义:一是政策制定以现实的家庭模式为前提和基础,二是政策实施以现实的家庭模式为环境和条件。为了社会政策实施顺利需要保持家庭模式稳定,于是家庭从社会政策背景发展到社会政策目标,这一逻辑清晰地揭示出家庭政策的性质。家庭政策的职能和任务不在于构建理想的家庭模式,而是促进各领域的社会政策更好地适应家庭变化,一方面减轻家庭变迁对社会政策实施的不利影响,提高社会政策的成效,另一方面使社会政策更契合变化中的家庭的特点,更好地发挥家庭功能。我国家庭政策既肩负着改造社会政策模式、促进社会政策合理性和有效性的使命,也肩负着提高家庭发展能力、增强家庭功能的使命。     

改革以来中国农村家庭三十年——一个社会学的视角

面对改革开放30年,我国农村家庭制度都发生了哪些变迁?为了阐释这一问题,我们首先对农村家庭变迁的不同阶段进行了划分,同时又结合各阶段的不同特点进行了分析.我们的结论是中国农村家庭30年的变迁主要因素有二:一是非农化;二是政府与农民的合力作用.     

传统家庭与中华文化

本文认为 ,中国社会以家庭为本位 ,封建社会的国家是家庭的扩大。中国的意识形态包括政治、伦理、美学无不受家庭文化的深刻影响。中国的家庭文化对中国现代化进程有积极与消极两方面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