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后乡村反贫困治理转型探析

精准扶贫政策自实施以来,我国乡村反贫困工作成效显著,但是从长远来看2020年后乡村反贫困仍然任重道远。在乡村现代化转型与乡村治理紧密结合的学术与实践背景下,本文从反贫困治理目标的理论表达和现实张力出发,揭示出反贫困治理突出治理技术维度,并将贫困群体对象化为需要改造和规训的群体,以及在这一逻辑前提下反贫困治理所面对的实践困惑与具体表现;试提出2020年后反贫困治理转型的方案:克服二元认识视角,重塑经济与文化、技术理性与文化价值间的关系,构建反贫困共同体格局。     

资产社会政策视域下的农村贫困治理

农村贫困治理是一道难题,尤其在贫困发生率降低到一定程度,各种扶贫开发措施均难以奏效的情况下,意味着反贫困已经进入后攻坚时期.有鉴于此,适时调整扶贫模式,转换治贫理念,实现由开发扶贫向发展扶贫转型就显得尤为重要.兼具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二者之长的资产社会政策,借助个人资产账户为工具,并嵌入资产建设理念,将为我国农村贫困治理开辟新的思路.     

贫困治理范式的转变——兼论其政策意义

贫困研究存在经济视角、能力视角和社会视角,它们分别关注经济贫困、能力贫困与社会排斥,与此相适应,贫困治理也经历了一个范式转变的过程:在治理主体上,从民间慈善为主到以政府救助为主,进而到政府、企业界、民间组织共同治理贫困;在治理方式上,从救助式扶贫到开发式扶贫,进而到参与式扶贫;在治理目标上,从强调改善经济贫困,到强调克服能力贫困,进而到强调缓解社会排斥.贫困治理范式的演变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经济社会学视野:"少数民族贫困"的研究方法与重心建构

80年代以来,"少数民族贫困"问题研究过于强调经济学分析方法,从而致使政府扶贫行动与民族地区人文特性出现背离.要纠正贫困问题研究范式的这种工具理性误区,需要反思现有的制度化了的贫困经济学分析方法.笔者在回顾经济社会学发展历程的基础上,总结、概括经济社会学理念和研究方法特点,并以其为分析立足点,从经济社会学视域构建"少数民族贫困"问题的分析方法与研究重心,包括:考察社会群体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影响少数民族贫困发生与再生的各种社会因素及社会条件;支配少数民族人口的经济行为与社会行为的主要因素以及其行为对贫困与反贫困的影响;对少数民族贫困群体的经济过程进行社会学分析;少数民族地区反贫困政策实施的社会依据和社会条件.在此基础上,从过程、行动、互动三个方面建构了今后"少数民族贫困"研究的重心.     

基于绩效评估的精准扶贫路径优化研究

精准扶贫是新时代我国贫困治理的基本方略,是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同步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我国精准扶贫的脱贫成效、经济绩效、社会绩效三个维度的评估结果显示:全国扶贫成效显著,脱贫攻坚任务依然艰巨,扶贫资源边际效应递减,扶贫政策未能覆盖全部农户。贫困群体个体层面的自主脱贫能力不足,政府层面的扶贫政策、主体、方式碎片化,扶贫资源瞄准偏离和绩效考核动态机制不完善是扶贫绩效弱化的重要原因。应构建整体性贫困治理模式,完善扶贫绩效动态监测和考核机制,加大贫困群体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培育等方面的优化路径,进一步提升精准扶贫绩效。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贫困治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贫困治理大致经历了四个"七年"阶段,由于政府制订了符合国情的贫困标准、重点明确相互配套的扶贫政策,贫困治理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中国贫困治理存在治理理念偏差、治理效率不高、缺乏可持续性以及主体单一的不足,同时也面临返贫风险、城市贫困突出等新问题.为此,要加强贫困治理的战略规划与管理,寻求与非政府组织及其他社会组织的反贫困合作,落实贫困治理项目的监管与审计,完善具体的项目实施细节,推进反贫困的技术推广和制度建设,坚持自然资源开发和人力资源开发相结合,促进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全面建设.     

资产建设在贫困救助中的作用

如何缓解贫困,帮助穷人摆脱贫困是世界各国反贫困政策的核心议题.本文主要采取文献研究方法,在全面整理世界各个国家扶贫道路的基础上,从中国贫困人口的现状入手,将"资产建设"这个社会政策的新概念与中国的贫困救助联系起来,在贫困救助方面,试图通过运用"资产建设"这个新概念来完善贫困救助制度,希望能够提出具有建设性的改革思路.     

应对经济新常态与发展型社会政策2.0版——以社会扶贫机制创新为例

经济新常态将会为社会政策带来新的挑战和创新机遇。以反贫困政策为例,为适应新常态,必须创新社会扶贫机制。新机制在理念上应当特别注重资源动员、提高效益、强根固本,因此要注重社会扶贫、扶贫措施精准化和提升贫困人口能力这三个方面。基于中国实践和日本"六次产业化"经验,文章提出的社会扶贫机制的基本框架突出了贫困群体能力的提升以及为提升这一能力所需要的扶助措施。为了创新机制的落实,需要在政策上注意社会动员、建立社会扶贫的调查系统、对企业参与扶贫提供税收优惠。社会扶贫创新的理论意义是:为社会政策的工具箱增添了经济性工具;也因此,它颠覆了社会政策非经济性的定性,从而将发展型社会政策推向2.0版。     

中国贫困治理三十年:价值、行动与困境——基于政策文本的分析

中国的贫困治理三十多年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经验"。通过对国家层面的关于贫困治理方面的文件进行文本分析,研究认为,贫困治理的"中国经验"是基于相应的政策制定的价值诉求,在政府主导下阶段性地推进市场经济发展、注重多方社会资源的整合、在开发式扶贫的同时瞄准对象不断区域化等方式得以获取的。同时,贫困治理的"中国经验"亦面临着贫困主体参与性低导致内生性发展动力不足,基层治理弱化使扶贫资源得不到有效承接,"短平快"的项目制使贫困治理呈现策略主义运作逻辑以及区域发展失衡等实践困境,当下急需进一步破除瓶颈,才能提升政策发力的精准性,把中国扶贫攻坚引向纵深发展,推进贫困治理的精准化瞄准走向持续化的稳态结构,稳步走向全面小康社会。     

低保制度在城市贫困转型后的治理困境分析

长期以来,低保制度在城市反贫困体系中占据着核心地位。随着我国扶贫工作进入相对贫困治理阶段,城市贫困问题凸显,低保制度在城市贫困治理过程中将会遭遇各种困境,包括低保标准与贫困线的衔接、低保群体与城市贫困群体的吻合、救助的外部性和治理的内部性的一致性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治理理念偏差、群体变迁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缺位所致。面对贫困问题的转型,低保制度应该从突出政策导向、构建多元化标准和完善制度体系三个方面进行优化。     

扶贫管理:来自战略、组织与资金维度的问题与创新对策

贫困是复杂的社会建构,那么研究与治理贫困的视角和思路也必然是系统而多元的.如何优化扶贫管理、提高扶贫绩效,从扶贫的战略、组织以及资金三个维度出发,对我国的扶贫架构和扶贫绩效进行了系统梳理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细化扶贫客体,采取有针对性的扶贫政策;建立严格的资金管理和使用责任制;加强贫困人口的组织化程度,提高贫困人口对扶贫项目的参与程度;逐步加大扶贫力度,巩固现有扶贫成果;建立科学的扶贫效绩评价体系,推行财政扶贫基金监管信息系统.     

中国治贫70年:历史变迁、政策特征、典型制度与发展趋势 ——基于各时期典型扶贫政策文本的NVivo分析

新中国70年来,中国贫困治理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为国际反贫困事业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其成功的关键,就在中国特色治贫制度建立和逐步完善。为梳理总结70年中国治贫的经验、特征和模式,为治贫制度的定型化提供理论参考,以1949-2019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及相关部委出台的扶贫政策文本为样本,采用内容分析法,通过词频分析揭示扶贫变迁历程及其特征。研究发现,中国治贫在理念上,经历了经济性扶贫到内生性治贫的转变;在对象瞄准上,实现了区域、县、村、户的层层下移;在治贫主体上,从政府包揽转变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在治贫路径上,从重资金投入转变为分类施策;在治贫制度上,以开发式扶贫为主,典型制度主要有以工代赈、产业扶贫、易地扶贫搬迁、教育扶贫、对口帮扶扶贫等。2020年后中国贫困治理的主要问题是摆脱相对贫困,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应着重构建和完善返贫风险的防控机制、农民工阶层固化的阻断机制、农村精准脱贫与乡村振兴的衔接机制和互联网赋能反贫困的开发机制。     

道德资本建设与无耻辱化扶贫

如何缓解贫困、帮助穷人摆脱贫困是世界各国反贫困政策的核心议题。文章在简要梳理欧美国家扶贫策略基础上,从比较社会政策角度,首次将中国扶贫策略的基本范式概括为无耻辱化救助与注重道德资本建设。     

后全面小康社会我国贫困治理的任务变化与政策转型

2020年我国脱贫攻坚战进入决胜之年,2020年以后我国贫困的特征和治理任务将发生重要变化,必须在保持贫困治理政策必要的稳定性、连续性、过渡性的基础上对其进行适时调整,实现"五大转变":贫困治理的政策目标从消除绝对贫困向治理相对贫困转变,政策重心从超常规社会动员向常规制度化治理转变,政策工具从运用强制性工具为主向混合性工具为主转变,政策类型从福利型政策为主向发展型政策为主转变,政策选择从财政直接减贫为主向发挥杠杆作用为主转变。为适应这些转变,需要实施加强易地扶贫搬迁的后续支持、优化东西部扶贫协作与对口支援方式、对现有的扶贫政策进行分类梳理、加强减贫政策与乡村振兴发展政策的衔接等具体措施。     

资产建设在贫困救助中的作用

如何缓解贫困,帮助穷人摆脱贫困是世界各国反贫困政策的核心议题。本文主要采取文献研究方法,在全面整理世界各个国家扶贫道路的基础上,从中国贫困人口的现状入手,将＂资产建设＂这个社会政策的新概念与中国的贫困救助联系起来,在贫困救助方面,试图通过运用＂资产建设＂这个新概念来完善贫困救助制度,希望能够提出具有建设性的改革思路。     

21世纪初叶中国贫困形势与反贫困对策研究

反贫困是中国政府的一项长期任务.21世纪初叶中国的贫困形势是乡村贫困与城市贫困共存,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共存,区域性贫困与阶层性贫困共存.本文针对我国反贫困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使反贫困走上法制化轨道、扶贫政策区域化、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发展优先的国家支持政策等对策.     

社会救助兜底脱贫攻坚的三重逻辑

为了深刻总结中国扶贫脱贫事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突出贡献,我们需要明确回答中国何以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其中,社会救助兜底脱贫攻坚是一个重要因素.社会救助兜底脱贫攻坚的理论逻辑揭示了贫困理论、反贫困理论和贫困治理理论的研究进路,制度逻辑体现为制度理念、制度设计与制度整合三个方面,实践逻辑回答了"兜住谁""兜什么""怎样兜"等基本问题.对上述三重逻辑的系统梳理和深刻把握,有助于深化关于中国扶贫脱贫的研究工作,优化社会救助的兜底保障功能,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走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社会救助兜底脱贫攻坚的三重逻辑

为了深刻总结中国扶贫脱贫事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突出贡献,我们需要明确回答中国何以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其中,社会救助兜底脱贫攻坚是一个重要因素.社会救助兜底脱贫攻坚的理论逻辑揭示了贫困理论、反贫困理论和贫困治理理论的研究进路,制度逻辑体现为制度理念、制度设计与制度整合三个方面,实践逻辑回答了"兜住谁""兜什么""怎样兜"等基本问题.对上述三重逻辑的系统梳理和深刻把握,有助于深化关于中国扶贫脱贫的研究工作,优化社会救助的兜底保障功能,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走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中国共产党百年反贫困的历程、特征与展望

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始终将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作为初心和重要使命,坚持带领人民群众同贫困作斗争,形成了脱贫攻坚精神。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带领全体人民同贫困作斗争的历史,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的各个阶段坚持带领全体人民摆脱贫困,并最终夺取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从任务主线看,中国共产党始终将解决贫困问题作为重要工作;从反贫困内容看,始终重视扶志与扶智相结合;从反贫困领域看,始终将农村作为贫困治理的重点;从反贫困方法看,始终注重用发展的办法反贫困;从反贫困主体看,始终坚持构建大扶贫格局。但消灭绝对贫困不是反贫困事业的终点,中国共产党将继续为人民创造美好生活和实现共同富裕而不懈奋斗,开启反贫困事业新阶段。     

区域性整体脱贫的财税政策缺憾及完善方略

区域性整体脱贫是我国"十三五"期间的重要任务。国内外贫困治理理论和实践表明,高效的财税扶贫政策对贫困治理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经济新常态下我国已有财税扶贫政策进入"倦怠期",政策缺憾日益凸显,阻碍了区域性整体脱贫的步伐,亟须加以调整优化,以保证区域性整体脱贫制度化、科学化和程序化推进,早日实现区域性整体脱贫和贫困县摘帽,使国家现代化治理水平得到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