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论"养气"说之流变

“养气”说源于儒、道哲学上的“养气”论 ,是古代文论的重要学说之一。古代文论“养气”说的发展可以分为先秦两汉、魏晋六朝、唐宋元、明清等四个历史阶段。在历史发展中 ,“养气”说形成了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 ,涉及到作家道德人格之修养、创作心态之培养、艺术才能之习练、艺术个性之发扬、人生阅历之增广等一系列重要理论问题。     

如嚼冰梨 如沐晨风——读冯天瑜《明清文化史散论》

冯天瑜有他自己的风格,他总是以深刻的思想、活泼跳宕的文笔将本来煞是枯燥的历史写得活灵活现,因之,他的文章谁都愿读。他的《明清文化史散论》一书问世前夕,著名思想史家邱汉生老先生说他是“穷日夜之力一口气读完”,读后,“如嚼冰梨,如沐清晨的爽气”(《明清文化史散论·邱序》,以下简称《散论》)。我读此书也确有与邱老一样的感觉,并为该书的以下几个特色叫绝。     

试论近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发展落后的原因

纵观江西历史,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唐宋以后直到清前期,在全国各省中一直处于较领先地位。史料记载说到明清时期:“江西在全国内商业之盛与同时之山西相颉颃。”①甚至出现了:“无江西商人不     

明清时期的南方系官话方言及其语音特点

明清时期的南方系官话方言及其语音特点黎新第本文讨论明清两代的南方系官话方言及其语音特点，并对这些特点的历史发展作出简短的结论。一１．至少有三项证据可以表明，明代南方系官话方言客观存在。一是明人张位（隆庆二年进士）在他的《问奇集》“各地乡音”条中说：“...     

傅斯年对明清史研究的贡献

傅斯年治史的重心是在中国上古史方面,但有一个时期,他对明清历史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匠心独运地进行了明清史料的收集整理和明清史事的探讨。本文拟就傅斯年对于明清史的研究及其贡献作一评述。一、领导整理明清内阁大库档案傅斯年把史料看是史学的生命,提出了“史学便是史料学”的观点。所以,在1928年他组建并主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时,就号召所内同仁:“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他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志趣》中指出:“在中国境内,语言学和历史学的材料是最多的。欧洲人求之尚难得,我们却坐看他们毁坏亡失。     

“诗缘情而绮靡”说的历代接受与误读

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说从诗歌的内质和形式两个方面强调了诗歌的个体抒情性和文体审美性,更准确地表述了诗歌的本质特征。这一诗说影响了六朝及以后的诗歌理论和创作。在历史的发展中,人们对这一诗说的接受与误读、欣赏与贬斥是并存的。但在明清两代,受时代语境所限,误读与贬斥之风犹为严重。然而,“诗缘情而绮靡”说作为中国古典诗学具有创意性的一个“新语”,其生命之树是长青的,陆机对中国诗学的贡献是任何人也无法磨灭的。     

明清之际启蒙思潮新论──评《逝去的启蒙》

明清之际启蒙思潮新论──评《逝去的启蒙》吴根友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的文化论争中，中国历史有其自己走出中世纪的“启蒙”运动，是其中的重要观点之一、从梁启超、蒋方震等的简单比附，到侯外庐、杜国库等的进一步探索，“启蒙说”在不断地深化。进入八十年代后...     

试析王夫之诗学“诗乐一理”论

明清之际的王夫之论诗评诗既讲诗歌的情景交融 ,又追求诗歌的声情并茂 ,从而将其诗学研究推向了中国古代诗学和美学集大成的历史总结者的高度。概而言之 ,船山诗学“诗乐一理”的要义在于 ,强调诗歌艺术更靠近“乐”而非“文”。这一诗学命题是对宋人“以文为诗”的反拨 ,是对沈约“四声”说的纠正。“诗乐一理”说无论在船山诗学和美学的理论体系中 ,还是在整个中国古典诗学和美学研究史上 ,均占有重要地位     

“王朝”一说不合中国传统

近几年来,在许多文史论文和专著中,都称呼中国的封建朝代为“王朝”,如汉王朝、唐王朝、明王朝、清王朝等。其实,“王朝”一说并不合乎中国的封建国家体制和我国史家著述的传统。 众所周知,中国从二千多年前的秦朝开始,就建立了以皇帝为最高统治者的中央集权政府。皇权至高无上,“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史记·秦始皇本纪》）,皇帝的话就是金科玉律。这种封建君主专制随着历史的发展愈益强化起来,到了明清两     

刘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刘基是元末明初著名的思想家、军事家和文学家。刘基研究自明以降６００年来，可以说从未间断且步步深入。兹就其研究的历史作一回顾，并对研究的未来略作展望。一、刘基研究的历史回顾（一）明清两代刘基研究概述明清两代５００余年，学人对其研究大致在以下几个方面：１．本事稽考。数百年来，在民间口耳相传着许许多多有关刘基的传说，像“石室得书”、“西湖望云”、“鄱阳湖更舟”、“筑城之谶”，等等。这些故事于当地农村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在百姓心目当中，刘基无疑是神。他能上知千古，预测未来，谶纬术数，扶鸾占卜无所不精…     

“啊近代汉语后期语气词”与“呀”、“哇”、“哪”的关系——以《聊斋俚曲》为例

在现代汉语研究中，一般认为语气词”呀、哇、哪”是”啊”的语音变体，但在近代汉语中，“呀”、“哇”、“哪”与“啊”的关系错综复杂。“呀”、“哪”在成为“啊”的变体前，均为独立的语气词，在被纳入“啊”的音变轨道过程中，它们仍保持着某种程度的独立性；“哇”与“啊”的关系相对简单，完全是适应“啊”的音变出现的新形式。“呀、哇、哪”成为“啊”语音变体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循序渐进、逐渐展开，清末大致完成。     

试论明代会典的纂修

《明会典》的纂修始于弘治,校订、刊行于正德,嘉靖间两次续修,万历间重修成定本.其体例远源《周礼》,近取《诸司职掌》,经历了模仿、沿袭与创新的过程.其纂修主要由史馆承担,多家机构共同参与.其资料主要来源于朝廷颁降之书、各衙门的见行事例、造表文册和档案资料以及历朝《实录》.刊行后,成为明代的大经大法,不仅在明代为百司所遵、万民所奉,而且在清初一度被奉为处理政事的政典,更成为清修会典的重要参考.     

宋元明“疯僧戏秦”故事流变研究

宋元明时期 ,“疯僧戏秦”故事由早期笔记的片言只语发展为完备详细的独立故事。其间 ,元杂剧《地藏王证东窗事犯》、明传奇《东窗记》为两部具有关键意义的作品。“疯僧戏秦”集讥讽秦桧诙词妙语为一体的文学化进程 ,体现此情节流传的核心意义 ,即寓庄于谐的微言大义。     

唐传奇被“贬”之因探析

传奇作为一种文体名称,既指唐代小说,又指明清戏曲。当时之所以被"贬",有四个原因:一是正统文学——诗歌的强大,二是严肃史学的排挤,三是"小道"末学"的牵累,四是"俳谐"的曲解。唐传奇之所以能流传下去,在于唐人"作意好奇"、世人皆有"好奇"的心理和契合了特定时代读者大众的文化心理。     

明清时期动态助词"将"的发展演变及衰亡原因

"将"是近代汉语中新产生的一个动态助词,萌芽于魏晋,形成于唐代,宋元时期得到充分发展,明清则开始走向衰落。论文通过穷尽调查《金瓶梅词话》、《醒世姻缘传》、《聊斋俚曲》三部语料中"将"的使用情况,结合"将"所在的句式,对明清时期的动态助词"将"进行了描写分析,揭示了动态助词"将"发展演变的轨迹、在明清时期呈现出的特点以及消亡的原因。     

明清时期“占籍”的嬗变

"占籍"一词,经常出现在明清时期的文学著作及历史著作中。现代的许多学者认为"占籍"的词义在很大程度上等同于"入籍",指的是"外地迁至新地,成为有户籍的当地居民"。事实上在明代初期,"占籍"是明代赋役黄册制度的一部分,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户籍管理制度。但到清代初期,"占籍"已经作为一种户籍管理制度,并且广泛地运用到了对流移人口的管理。而这一演变过程是在明清复杂的社会、经济、政治环境下完成的。     

《大清律》与清朝礼制

清朝第一部刑律《大清律》及其附例 ,直承《唐律》《宋刑统》与《明律》,应为同一体系。《大清律》以及为适应清朝政治需要而增附的条例 ,都可以证明 :清朝刑法源于礼制并维护礼制。礼制仍然是决讼办案的依据     

“三皇五帝”古史体系分析

"三皇五帝"是古人努力建立的一个大体符合人类进化吏及中华远古史发展历程的一个有时序的古史体系.在古人那里,所谓"三皇五帝"主要是一种人类进化发展阶段、历程的安排与推测."五帝"恰如夏、商、周或元、明、清一样,其间既有并列发展的族群关系,更主要的则是表达按族群、部落兴旺发达的先后顺序及演变关系排列而成的一种中华远古史,它们本质上是一种族群历史和关系,同时古人又将其人格化,奥秘即在于此.无论"三皇"或"五帝",在古人那里都不是同时并存.仅把"三皇五帝"视为几个具体的人或康熙、雍正、乾隆那种关系,它当然是伪史,但这有违"三皇五帝"的本意.也有违古人的本意.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无法成为否定传说时代历史或"三皇五帝"古史体系的依据和理由.     

反思“封贡体系”:10至13世纪东亚国际体系的一个侧面

关于古代东亚国际体系理论的研究,学界已取得丰硕的成果。然而学界的研究多集中在“汉唐东亚”与“明清东亚”,根据汉唐时期或明清时期的东亚国际体系所提炼出的要素对于10至13世纪的东亚解释力不足。虽然学界关于10至13世纪东亚各政权间具体问题的探讨,为宏观探讨同时期东亚国际体系奠定坚实基础,但仍未步入理论层面。制度化的封贡体系的形成时间正是在11世纪初,即辽朝中期。缺乏对10至13世纪的东亚国际体系的整体把握,无法正确、深刻地理解东亚是怎样由“汉唐东亚”步入“明清东亚”,进而也就无法正确认知当代东亚国际问题的历史症结所在。     

以礼教守西陲 称忠贤名四方

蜀府在明代50座藩府中长期独享“忠贤”之名,其从分封之始即根据蜀地实际情况选择了“以礼教守西陲”的策略,并与地方政府达成共识,在有明一代一以贯之。相对明代其他藩府,明蜀府政绩卓著、贤王辈出,深受士人和蜀民爱戴,屡次被朝廷表彰,忠贤之名广泛传播,是明朝“大一统”的缔造者之一,清朝在修《明史》时评价其为“蜀中二百年不被兵革”的核心力量。但学界对蜀府的研究严重不足。翻检史料,加上田野调查,可以发现,蜀府始终坚持“事君以忠”,在蜀地提倡文教,对儒释道大力扶持,还协助朝廷完成对茶马交易的有效控制,巩固了西南边陲稳定,树立起了“忠贤”形象。同时,蜀府在不违背“忠”的前提下,“辟土田以积其糇粮”,长期享有“天下首富”的地位,积极向上助大工,为军队捐饷,对地方公共设施慷慨捐助,成为塑造明代四川人文精神的核心力量。蜀府履行藩职的策略,发展了历史上“河间”“东平”之贤,创造出独特的“忠贤文化”,这是在明代体制下明智的生存之道,是明代历史中最具代表性的藩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