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权力发挥作用的两种特殊战略环境

软权力在由硬权力形成的权力关系之下也可以发挥作用,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和利马综合症就是其例子。在这种特殊情况下,不管哪一方处于硬权力优势,行为体双方都能发挥软权力。软权力并非是硬权力强国的专属物。并且为发挥软权力,即使首先使用硬权力,如果未能满足他国对利益的期待和需要,最终软权力也将难以发挥,甚至会消失。     

从智识到理论化——软权力思想的发展演进

自小约瑟夫·奈1990年提出"软权力"概念以来,国内学者对于软权力的研究可谓成果丰硕,但这些研究大多聚焦于或囿于小约瑟夫·奈的软权力理论论说.其实,小约瑟夫·奈只不过是软权力思想不断发展演进的历史长河中的重要人物之一,他如此受重视的原因在于他第一个将软权力理论化.而从国际关系理论思想史来看,修昔底德的启示和葛兰西主义的思想传统对于软权力研究均极其重要.它们以及其他的国际关系理论流派,如国际机制理论、国际社会学派、建构主义等,共同丰富和发展了软权力思想,并对治国谋略产生了直接的重大影响.     

“软权力”说的由来与发展

美国在伊拉克的遭遇和中国"和平崛起"的努力进一步凸显了"软权力"说的重要意义。近年来约瑟夫·奈的"软权力"说不断发展和完善,但保罗·肯尼迪对"软权力"说的质疑依然具有普遍意义。问题的关键是能否通过构建一个可以量化的诠释体系而把"软权力"说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衔接起来;或者通过对"同化性"权力学说的深入阐释而重新解读国际关系中的"权力"。中国的历史遭遇和现实处境使中国学者更为重视"软权力"问题,并且应该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中率先取得重大进展。     

软权力与公共外交

软权力与公共外交广泛出现在世界各地的决策层和媒体话语之中。由于这两个概念似乎在广泛的传播中通常可以相互代替,所以在使用过程中往往表意不清,相互混淆。由于软权力适用于国际关系及其他领域,有时会超离公共外交的领域之外,因此需要对二者进行更为恰当的区分。此外,人们也可能会通过公共外交获取对硬权力的支持,诸多关系非常复杂。因此,或许应该在寻找简单模式之前,首先阐明其复杂性:1)认识公共外交相关概念的复杂性;2)认识软权力相关概念的复杂性;3)厘清公共外交与硬权力和软权力的关系;4)搭建一种解析公共外交与软权力复杂性的模型(matrix);5)从该模型的视角探讨公共外交与软权力相关概念的复杂性。     

近代中国"软权力"的消长及当代构建

郑金标(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以下简称"郑"):"软权力"概念最早由美国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学派学者、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S.Nye,J r.)于20世纪90年代初明确提出.一般认为,国家"软权力"是相对于一个国家的"硬权力"而言的.国家"硬权力"是指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科技实力;国家"软权力"是指一个国家制度、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吸引力与向心力.一个国家的硬权力和软权力同等重要,将决定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一个国家只有在"软权力"和硬实力同等强大的情况下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大国、强国.     

评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理论

美国地缘战略学家尼古拉斯·斯皮克曼是一位早期的现实主义者。他对国际关系理论界的主要影响在于现实主义思想及应用理论———边缘地带理论。他的现实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他1942年出版的专著《国际政治中的美国战略》一书中。斯皮克曼强调权力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认为虽然“权力有一个坏名声”,但“脱离权力的政治观念和理想几乎很少能实现其价值”。强调权力只不过是达到目的的一个手段。他还推断说,在女人裁缝行业圈子里,其角逐程度不亚于国家之间的较量,权力总是生活中的现实。因此,国际政治学研究者需要关注的,是如何建立、维持、调整…     

全球化进程中的软权力与中国大众文化传播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软权力”日益成为影响国际关系和制约跨文化传播的显要因素之一。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软权力”的扩张对中国大众文化的发展形成了不可忽视的压力和挑战,这昭示着我们在不断增强“硬权力”的同时,务必不能放松对包括大众文化在内的“软权力”的培育和建设。在全球化进程中,我们必须以开放的视野、对话的思维勇敢地去迎接这个挑战,同时在坚持“拿来主义”的前提下,实施“送去主义”的大众文化发展战略。     

雷蒙·阿隆的国际关系思想评析

雷蒙·阿隆的国际关系思想对国际关系研究影响重大。他认为国际关系学研究首先是社会研究和历史研究,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了战争与和平是国际关系研究的主题,同时区分了权力政治与国内政治的区别。由于权力决策中心的多样化,阿隆对用数学模型来研究国际关系表示了怀疑。在国际关系的历史社会学方法方面他也贡献良多。阿隆的最大贡献就在于:理论寻求理解与调适(moderate),而不是改造人类之境况。     

全球价值链对国际权力的形塑及影响

国际权力是国际政治的核心议题。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由于缺乏全球经济基础这一分析框架,难以对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的国际权力变化做出具有说服力的理论解释。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出发可以发现,全球价值链体现了世界各国生产力的分工组合,承载了全球经济基础(生产关系总和)的表达。全球价值链的生产与分工推动了迥异于“国家全产业链”时代的国际关系和权力结构的形成。具有巴拉巴西复杂网络理论特征的全球价值链网络结构,充分体现了以规模、枢纽、位置、参与度、关键节点和链主等要素构成的国际权力形态。通过实证观察研究可以发现,全球价值链网络结构变化动态地以网络适应度来形塑国际权力,大国将为争夺全球价值链枢纽与链接而博弈和竞争。     

美国软实力发展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

自从约瑟夫.奈20世纪90年代提出软实力的概念之后,软实力理论已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之一。软实力理论的提出使长期以来隐伏于国际关系间的思想文化、价值观念、制度体系等方面的暗中较量公开化、明晰化和理论化。国际竞争既是一种硬实力的竞争,又是价值观念、制度、文化等软实力的竞争。国家软实力是指一个国家以非强制方式运用全部资源以争取他国自愿理解、认同或合作的能力。回顾并剖析美国软实力的发展历史和形成规律,对促进中国软、硬实力的协调发展与和平崛起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软力量”辨义与当代中国软力量构建

“软力量”概念是由美国政治学家约瑟夫·奈最早提出的.本文对其进行语义、语用与语境的分析,并按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话语转换.软力量对提升中国国际影响力与增强中国综合国力十分重要,我们应该结合中国实际,辩证吸收约瑟夫·奈的合理思想,并在价值观与操作等层面认真研究、精心布置和细心安排.     

论西班牙学派“软法因素”与人权国际保护

20世纪80年代以来,软法在国际法的部门法领域中发展日胜,人权国际保护就是其软法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中世纪末叶的西班牙学派基于人文主义、宗教、道德、自然法等"软法因素"对西班牙征服美洲殖民地的法律问题进行阐述,并推动了国际法的近代化转型。通过论证西班牙学派理论中的软法因素,分析西班牙学派有关人权国际保护的理论观点,评注当前人权国际保护内容和对未来发展的启示。     

公共外交与提升国家软权力

软权力在当今国际竞争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必须稳步提升“软权力”。公共外交是世界各国塑造本国形象,增强软权力的重要途径。文章试图探讨开展公共外交对提升国家软权力的具体作用,并提出中国发展公共外交的措施及建议。     

“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增强我国国际软国力”的话语危险与思想认识误区

建立在自给自足小农经济基础上、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缺乏在近现代工业社会促进经济、科技、军事等为核心的硬国力增长所需的哲学基础、思维方式、战略视野、经济意识、商业理念、科技主义和创新精神。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增强国际软国力,一方面有在“复兴”、“传统文化”、“软国力”等概念、理论上步入误区或陷入西方话语陷阱的危险;另一方面,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竞争力方面的价值功能不足缺乏清醒认识。努力创新、构建具有时代精神、促进经济、军事、科技等硬国力又好又快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是增强国际软国力竞争力的科学道路。     

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与对外战略

文化软实力是软实力中的核心要素,在新形势下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对外战略需要有效地运用文化软实力。但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建设有很多缺点和不足,成为制约中国对外战略的“软肋”。因此,应注重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形成维系全民族的精神纽带并通过灵活的外交手段扩大其国际影响力;加快文化产业的发展,推动中国文化的对外交流;加大文化传播力度,重塑中国形象。     

国际游资及其运动中的“自由与公平”

国际游资已经成为一种庞大的国际金融力量,它对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也有巨大的破坏力。本文提示,应该关注国际游资运作中“自由与公平”的失衡,指出这是诱发金融危机的内在原因之一。该文剖析了国际游资运作中“自由与公平”的对立表现,揭示了二者的深层联系,阐明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游资“自由与公平”问题上的应有态度。     

执政党软权力建构探析

软权力理论不仅适用于国际政治领域,而且还可运用于国内政治治理。目前,中国共产党执政过程中面临着腐败、社会不公正、官民缺乏政治互信等问题,因此通过提升执政党的执政价值观的认同性,有效治理腐败,解决发展后问题等途径和对策,加强执政党的软权力建设,以更好地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维护社会稳定就显得尤其必要。     

从国家“软实力”到国际“软权力”——中国推进软力量建设的方向和路径

"软实力"概念与"软权力"概念有着同出一源或者互为因果的密切关系,但它们并非是等同的,而是有着不同的发展方向、实现路径和目标对象。目前中国的国家"软实力"已有较大提升,然而国际"软权力"并未同步增强。在总体上,中国的"软实力"建设偏于"内省性"发展,缺乏勇于追求国际权力的"外向性"特征。"软权力"的目标指向是对国际权力的追求,关键是采取非强迫性的"吸引"或"说服"的方式。在国际社会现有逻辑和语境下,中国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无法回避国际权力问题。中国的外交事务不应仅仅对西方立场作出被动回应,而应积极参与国际竞争,打造自己的"价值立场"、"话语系统"和"公共产品"。在新世纪,国际权力的转移给既是大国又是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谋求国际权力提供了历史机遇,然而仅仅专注于或满足于"文化软实力"诸项指标的提升是不够的,必须拥有充分的"他者"意识、占领时代"文化制高点"的勇气,以及不断提高对外"说服力"的举措等。     

友爱、敌意与他者的单一性——论德里达的"幻影朋友之回归"

德里达后期的著作<友爱的政治学>对后冷战时期的国际政治展开思考,他从古希腊的友爱来源于血亲兄弟之关系,来讨论城邦政治,正是血亲关系建构了社会共同体.德里达对施米特的"敌意"展开解构,在德里达看来,我们可能生活在一个既没有朋友也没有敌人的时代,既没有友爱也没有敌意,这也就是说,朋友与敌人构成一种奇妙的转化关系.后冷战时期的国际政治中突显出的"敌意",在德里达的解构中,那就是"幻影朋友之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