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瓦尔登湖》徐迟和戴欢译本看译者创造性叛逆

由于汉英语言和文化的差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创造性处理,即"创造性叛逆"不可避免,"创造性叛逆"是译者为了接近和再现原作在翻译时所做的主观努力,并且为了达到主观愿望而对原作的客观背离。《瓦尔登湖》徐迟和戴欢译本的创造性叛逆体现在语言层面和文化层面,通过对两译本的剖析,从而对译者创造性叛逆有更深入的理解。     

翻译的本质:间接认识,易语表达

用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来看翻译,原语文本属于第三世界,即文本世界,它所反映的是原文作者对其所经历的第一世界(即客观世界)的认识,而这种认识则属于第二世界,也即思维世界.翻译是译者借助原文作者生成的文本世界(即原文)去认识原文作者的思维世界和原文作者所经历的客观世界,从而形成自己的思维世界,然后在此基础上,再用另一种语言创造出一个新的文本世界(即译文).由此可见,翻译就其本质而言是译者对原文作者的思维世界及其所经历的客观世界的一种间接认识和易语表达.     

决定性与决定论概念的理性重建

决定论相关问题在当今学界争论颇多,根源之一是对决定论概念的定义混乱。需要通过对决定性与决定论概念的界定,为明晰决定论概念提供一条可能路径。所谓决定性是指客观世界所具有的因果性、必然性和规律性的总称;决定论即在哲学信念上相信客观世界各层基元的演化具有普遍决定性的哲学学说。     

我党思想政治工作的哲学思考

思想政治工作是我党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保证。回顾历史 ,关键在于坚持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人民群体的创造性与领袖人物的指导性的统一 ;主观目的性与客观规律性的统一 ;矛盾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的统一 ;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的统一     

论意识形态与译者的关系——以梁启超译介拜伦为例

通过考察梁启超对拜伦的译介,作者强调翻译是典型的政治行为.在这种政治行为中,译者的自主意识观念而不是主流意识形态支配译者的翻译活动,译者个人的主体性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通过本例,作者认为后殖民翻译的意识形态理论的解释力还不够,有待完善.     

网络环境对当代大学生创造力的影响

基于网络环境的特点,结合影响大学生创造力的主观、客观两方面的因素,分析了网络环境对创造性环境和创造主体的综合影响.研究表明,网络环境对大学生的聚合思维、逻辑思维存在消极作用,对其发散思维、直觉思维起积极作用.     

从“译者的隐身”到“创造性叛逆”——译者主体地位的确立

运用现代阐释学、接受美学等理论,围绕文学翻译领域＂创造性叛逆＂这一命题的提出,论述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以及译者主体地位的确立对于文化传播的重要意义。     

从译者的主体性分析孟浩然《春晓》的英译

翻译活动是跨文化和跨语际的交际和交往活动,任何一种翻译活动都离不开在翻译主体中起决定作用的译者.在进行诗歌翻译过程中,译者的主体性地位更不可忽略.从唐朝诗人孟浩然写的诗<春晓>的十种译本着手,可对译者的主体性,即先在性、创造性、个性、心理、审美观等展开深入探讨及理性思考.只有对译者的主体性进行多视角、多层次的认识,才能更大程度地发挥他们的创造生机,使译作的艺术生命力永不衰竭.     

论翻译中译者主体性的发挥

翻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任何一种翻译活动，都离不开在翻译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译者，都离不开译者对原作者所认识的事物的再认识与再表达。文章强调在翻译过程中，译者的身份应该是多重的，因为翻译涉及到的除了语言的转换，还有文化的转换，其中蕴涵着译者创造性的劳动，即译者主体性的发挥。     

鲁文·兹瓦特翻译转移比较模式的研究运用

鲁文·兹瓦特“翻译转移”研究模式中的比较模式列出的三种翻译转移类型分别为调整、修改和转变。以丁尼生一短诗的三种汉译为案例,通过分析三种译文各自翻译转移的发生情况来比较三种译文,得出以下结论：鲁文·兹瓦特的比较模式充分顾及到了原文和译文在语义、文体、句法、语用等方面的客观综合比较,适用于译文对比评价,也能警醒译者准确把握文学翻译的主观创造性与客观忠实性之间的尺度。     

大学生情绪、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研究——以延边大学大学生为例

通过对延边大学在校大学生实施问卷调查发现,朝鲜族大学生的主观支持和主观幸福感显著高于汉族大学生;负性情绪与主观支持、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负相关,客观支持和主观支持与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正相关;朝鲜族大学生的主观支持在负性情绪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汉族大学生的主观支持在负性情绪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这主要是因为在校的大部分朝鲜族大学生是延边本地人,而汉族大学生大部分是外地人,因此,对于大学生来说具备情绪调节能力是非常必要的,学校应该加强对他们的社会支持系统的教育,并且及时给予他们心理上的支持和鼓励.     

论加重犯之加重因素

加重犯是独立的犯罪形态。它由加重基础和加重因素构成。在加重基础一定的情形下,加重因素起决定性的作用。一切非独立犯罪构成要件之要素都可以成为加重因素。加重因素的立法选择,既要考察其客观表现,也要考虑其主观意思,以及二者之间的关联关系。     

文本功能对应用翻译的策略主导

应用翻译是一种实用性强而又注重"以内容为中心"的翻译文体,其体裁大多可归属于纽马克(Newmark)界定的"信息型"和"呼唤型"文本,它具有该类型文本的所有功能特性.翻译实践表明,应用翻译中文本功能与翻译策略之间确实存在着一种内在联系和规律性,诺德(Nord)与组马克(Newmark)的翻译研究对应用翻译有着"纲举目张"的指导作用.其翻译策略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与各自的文本功能有直接关系,这一点与文学翻译不尽一致,因而应用翻译中以文本功能来确定翻译策略切实可行.     

浅谈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

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是作品穿越地理与时空进行传播与接受的客观必然.创造性叛逆有有意识与无意识之分.在其程度上也呈现出一定的层级性.在翻译实践中,巧妙恰当地运用创造性叛逆会使译品在新的语言、民族、社会、历史环境中获得新的生命力.     

从接受美学角度看文学翻译中的译者主体性——以《麦田里的守望者》为例

文学翻译一直是国内外翻译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各国间文化传播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文学翻译理论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发展与完善,从最初只强调原文作者及目标语读者在翻译实践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到意识到译者地位的过程,一言以蔽之,即译者从"隐身"到"显身"的过程。译者的显身,是指译者在翻译实践中的作用不断得到认可和强调,主要指译者的主体性作用,包括译者主观能动性和受动性。在文学翻译中,译者的主体性的确会影响译作的类型,应该强调译者的地位,促进翻译事业的发展。     

美与审美的评价论和语用学阐释

美是什么?审美是什么活动?迄今为止,众说纷纭.事实上,作为一种公共经验,"美在主观上表现为情感"与"审美是以情感体验的方式进行的评价活动",应是以科学的方法从事实美学研究的两块坚固的基石.美的本质有三个层面:其一,在存在层面上,美是价值.确切地说,美的客观基础或所对应的客观存在是价值.其二,在意识层面上,美是情感也即情性的价值意识.作为倾向性神经兴奋体验的情感是美本身的存在方式即美的本体.其三,在符号层面上,"美"是指称起评价作用(因而对象化了)的情感的语言符号.而审美则是以情感的对象化方式进行的评价活动,简而言之:审美是情性评价活动.     

译者的主体性在文学翻译中的作用

文学翻译中译者的主体性,主要体现在对原作思想内容和风格特色的把握和再现两个方面,其发挥直接影响着译文的质量。从译者的主观感受、语言风格、意识形态、个性和主观审美偏好、文学文化修养等角度,研究了译者的主体性在文学翻译中的各种影响来说明译者主体性能否得到充分发挥,对于翻译之成败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认知语言学翻译视角下的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

认知语言学关注作者的认知活动,而翻译是一种再创造的过程,译者的认知活动同样会反映在译作中,认知过程强调体验性和创造性,重视不同的认知过程产生的不同结果。认知语言学翻译视角下的文化有强势与弱势之分。本文从认知语言学翻译视角入手,引入文化翻译论,分析中文作品的英译过程,深层次地解读文化在翻译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实为深度的“忠实”

传统翻译理论重视对原作的忠实,但在文学翻译实践中由于文化差异、译者因素、时代要求的原因,译作难免对原作产生"偏离"、"背叛",因此,创造性叛逆不可避免,在文学翻译中也屡见不鲜,经常可见译者的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创造性叛逆。创造表明了译者以艺术创造才能去接近和再现原作的一种主观努力,叛逆体现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成这一主观愿望而形成的一种译作。本文从语言、文化的差异和读者期待层面简要探讨创造性叛逆的必然性,而译者主体性的发挥要受到原文、原语及目的语和文化语境等制约因素的限制。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在充分发挥主体性因素的同时把握创造性叛逆的限度,以便在最大范围内达到翻译目的并取得良好的文学、文化及社会效应。     

谈英译汉翻译中某些词的省略

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语言活动，是一门艺术。在正确理解，忠实原文的前提下，如何摆脱原文的形式束缚，使译文更加符合本民族的语言规范，这是翻译中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即需要正确的理解，准确的表达，也需要一定的翻译技巧。同时这也是衡量译者英语理解水平，汉语表达能力和翻译质量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