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宗霍及其中国经学史研究

马宗霍是现代著名学者,撰述宏富,其中《文学概论》、《音韵学通论》、《书林藻鉴》久负盛名,在文学、小学、书法学等领域各有造诣。他从学术史立场撰写的《中国经学史》,更是中国第一部经学通史,彻底改变了中国经学史研究落后的局面。他又在《说文解字引经考》中,考明许慎经学的基本面貌,并解决了经学史上诸多重要问题,将小学、经学与史学融贯为一,使中国经学史研究取得一次重大突破。     

胡适：现代诗经学的开山人

在诗经学由传统经学向现代诗学的根本变革中,胡适不仅是传统诗经学的挑战者与终结者,而且还是现代诗经学的先驱者和开拓者。鉴于他在批判传统经学的同时,适时提出了整理《诗经》的文化主张,明确指出了研究《诗经》的科学方法,并且切实作出了变革诗学的学术尝试,因此我们应该正视他为＂现代诗经学的开山人＂,充分肯定他在现代学术史上的这种地位和影响。     

谢章铤和《赌棋山庄词话》

谢章铤(1820—1903)是福建省晚清著名的学者,诗,文、词、经学造诣很深。他毕生致力于教育和著述。足迹半九州,桃李满天下。已刊行的著作有《赌棋山庄文集》、《诗集》、《词话》等十种,后汇刻为》赌棋     

何休《公羊解诂》研究

<正> 何休(公元129—182年)是东汉后期学问渊博、著述繁富的经学家、思想家.他被后世称为“学海”.所谓“学海”,一方面固然表现在他“精研六经”,从他的代表作《公羊解诂》徵引的书目可见,他不仅精于《易》、《京房易传》、《尚书》、《诗》、《韩诗外传》、《礼》、《谷梁》、《左传》;而且精于《论语》、《孝经》和《纬》.另方面,也表现在他写了许多著作,除解诂《公羊》外,尚“注训《孝经》、《论语》、《风角》、《七分》”,并“作《公羊墨守》、《左氏膏盲》、《谷梁废疾》”.可惜除代表作《公羊解诂》留于后世外,其余著作大都散失了.     

章炳麟传统学术研究的成就

章炳麟是学者型革命家 ,早在 1890年即入诂经精舍 ,随著名学者俞樾研习经史。他在长期的学术生涯中 ,广泛涉猎历史、哲学、文学、金石、文字、经学、佛学诸学术领域。本文仅就章炳麟在历史学、经学和语言文字学等传统学术领域内所取得的成就 ,加以述评。     

“诗无达诂”与中国古代学术史的关系

“诗无达诂”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与中国学术史的演进有着密切的因缘关系。透视二者的因缘,可以看出一种文学理论的产生,有赖于一定的学术气候;它的发展,也离不开与之相宜的学术思想和方法。一“诗无达诂”作为一种理论的总结,最初见于西汉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三《精华》篇:“所闻《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诂”字,据《说文》、《段注》、《说文通训定声》诸书的释义,均指以今言释古语,侧重于语言文字的通训。今人也多以为董氏的“诗无达诂”偏重于语言文字的歧异。这固然是其中一个方面,但《春秋公羊经传》、《尔雅》、《字林》、《广雅》、《汉书·杨雄传》注、《后汉书·桓谭传》注在指出“诂”为通古言、释故言之外,也兼指通“义”,说明“诂”在实际运用中并不限于一般语辞的通释,也兼指语义的变化。因此,董仲舒的“《诗》无达诂”既指诗字面的无通释,也指一首诗语义的无定解。“诗无达诂”是汉人通行的看法,除董仲舒外,稍后刘向的《说苑·奉使》也有记载:“传曰:《诗》无通诂,《易》无通占,《春秋》无通义。”据其文所论,“《春秋》之辞,有相反者四。”刘向认为,对《春秋》中的抵牾之处,不能拘于字面语义,读     

胡适：传统诗经学的终结者

在诗经学由传统经学向现代诗学的根本转变中,胡适的建设之绩不如他的破坏之功。对二千年经学传统的尖锐批判,对《诗经》神圣地位的彻底颠覆,证明胡适是一位传统诗经学的挑战者和终结者,他的特殊贡献应予以充分肯定。     

阮元“师从孙梅”辨

复旦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撰著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洋洋七大卷,近370万字,其篇幅之巨,材料之丰富,论析之精当,久为学界所称。但是,该书在评述阮元的骈文理论时云: 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芸台,江苏仪征人。乾隆五十四年进士,累官至体仁阁大学士。提倡朴学,主编《经籍纂诂》,校刻《十三经注疏》、《汇刻皇清经解》等,著有《揅经室集》。他曾师从孙梅。孙氏留意骈文,著有《四六丛话》,这对阮元爱好骈文,加深对骈文艺术的认识有一定的作用。《清代文学批评史》的著者之所以认为阮元曾师从过孙梅,其根据当是阮元的《(四六丛话)序》,因为序中阮元坦陈自己与孙梅有师生关系:     

清代朴学家的反理学思想及先进的文学观

清代朴学的开山为顾炎武,他根本不承认理学之能独立,他曾说: 古今安得别有所谓理学者,经学即理学也。自有舍经学以言理学者,而邪说以出。(全祖望《亭林先生神道表》引) 梁启超非常重视他这个话,说: “经学即理学”二语,则炎武所创学派之新旗帜也。(《消代学术概论四》)接着梁启超指出“这个话有两个毛病:一、以经学代理学,实推翻一偶像,而又供一偶像。     

科举时文与经学话语：江永《乡党文择雅》新解

江永编撰的《乡党文择雅》正补二编,收录了350余篇清代康乾时期科举从业者的应试之文,从经学的角度,解读了孔子与儒家对礼仪的现实关怀与传递礼仪实践的经学场景,呈现出考据精深、羽翼注疏、考辨纠谬等经学话语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代圣贤立言的科举立场,圆润了传统的经学注释,将《论语》从《四书》中剥离出来,重新置于传统经学系统中,提供了一个非主流的经学文本题材,不仅是一种科举之体的象征,而且已成为一种探索经学之原的经学话语,既推动了清代经学的顺畅传播与拓展新的经学视域,又延续了科举时文的学术生命。     

“《春秋》无达辞”与“《诗》无达诂”

"《春秋》无达辞"和"《诗》无达诂"都源于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精华第五》。从董氏提出"《诗》无达诂"的思想和《春秋繁露》27处征引《诗经》说事的实际来看,其核心思想却是由《春秋》"微言大义"衍生的,并与其有着十分密切的通约性。"断章取义"是"《春秋》无通义"和"《诗》无达诂"的思想渊源;"从变从义"是"《春秋》无达辞"与"《诗》无达诂"的阐释准则;而"察外见内"与"以意逆志"则在释义方式上使"《春秋》无达辞"与"《诗》无达诂"相互融通。     

“焚书坑儒”与秦代经学

<正> 秦代经学是原始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汉代及其后经学有重大影响,理应认真研究。然而,人们往往拘泥于所谓“焚书坑儒”,认为经学中断于秦代,从而阻碍了对秦代经学的研究。因此,今天有必要破除秦代无经学的成见。一秦人的经学撰述固已荡然无存,但史籍记载表明秦代经学并未中断。(一)经学的研习传授。秦皇说他“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文学,在先秦指《诗》《书》等典籍及其研习者。“悉召”“甚众”说明文学之士为数多而来路广。又,“始皇置     

板凳甘坐十年冷 文章不写一字空——访年轻训诂学家郭在贻

一九八四年八月,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金”首次评选出二等奖三名。其中两名出自北京大学中文系,另一名则是杭州大学中文系的郭在贻副教授,他的获得论文是《楚辞解诂》和《唐代白话诗释词》。《中国语文》在发表     

卢植《礼记解诂》探微

卢植《礼记解诂》一书已亡佚,根据相关文献的记载,此书当亡佚于唐末五代时期。从现存的资料来看,《礼记解诂》的训诂内容主要是释词和解句,训诂方式和方法主要有声训、义训、征古例和征今例。郑玄在作《礼记注》时曾以卢植《礼记解诂》作为参考。     

诗无达诂论的文化探源

诗无达诂是对历代诗经解释纷乱纠纷的一种描述。在历代《诗经》接受史上,伴随着《诗经》研究队伍的壮大的同时,虽然对词义难明的现象有个别定论,但在总体情况上来讲,诗无达诂的状态还在持续着,不过,也正是这种诗无达诂的存在,更加增加了诗经研究的神秘感与神圣感,这也是历代《诗经》研究学者们虽知解经之难但却义无反顾潜心研究的原因。     

汉代经学研究的新突破--《经学与汉代社会》评介

山东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张涛博士新近出版的专著《经学与汉代社会》(河北人民出版社2 0 0 1年 1 2月版 )是《中国传统学术与社会丛书》中的一种。该书从学术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角度 ,对经学与汉代社会的相互关系及其演进历程 ,进行了系统的成功梳理 ,研究视野开阔。前三章论述了儒家经学的产生和早期发展的情况 ,考察了《易》、《书》、《诗》、《礼》(《仪礼》、《周礼》、《礼记》)、《春秋》(及其三传 )和《论语》、《孝经》等经典在汉代授受、流传的情况 ,分析了汉代经学各主要学派的形成、发展的主要原因 ;后三章研究…     

经学与汉代语言文字学的发展

两汉时期 ,我国传统语言文字学取得了长足发展 ,而这又是与儒家经学的独尊和极盛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并折射出经学自身演变的轨迹和规律。《急就篇》、《方言》、《说文解字》、《释名》等语言文字学著作的相继问世 ,都与经学有着不解之缘。汉代经学与语言文字学彼此渗透 ,相互影响 ,共同推动中华文明迈向一个新的高度     

毛泽东与史学

毛泽东对史学从来饶有兴趣,甚至可以说他与史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一毛泽东八岁至十三岁在家乡读私塾时就酷爱经学、史学。他最爱读的是《公羊春秋》、《汉书》等史籍。课余,他最爱看的是《精忠传》、《水浒》、《三国志》、《隋唐嘉话》等历史小说。这段时间,他精读了《史记》、《日知录》,背诵了《左传》不少篇章。1910年,在湘乡东山小学读书时,萧三借给他《世界英杰传》。毛泽东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华盛顿、林肯等人的传记,对拿破仑、彼得大帝、恺撒等留下了深     

重审“经史之分”——检视皮锡瑞对《春秋》和《左传》的定性

晚清学者皮锡瑞《经学通论》在当前经学中影响力极大,书中宣称《春秋》是孔子所作的经,不是史。他严厉批判杜预,反对杜预以《左传》解读《春秋》的做法。按照"经史之分"的规定,《左传》被视为纯粹的史书,不宜用作诠释《春秋》。以此得出的结论,就是认为《春秋》和《左传》应该予以分拆,了不相干。然而,皮氏这一批评意见充满各种谬误,既误解杜预原来的本意,他所主张的"经史之分"也实不可靠。     

一部研究朱子经学的力作——评《朱熹经学与中国经学》

蔡方鹿教授研究中国哲学二十多年,在许多方面颇有建树。尤其对宋代理学用力甚勤,对朱子学颇有研究。自2000年赴台湾出席“朱子学的回顾与21世纪的展望”学术研讨会回来后,他潜心研究朱熹经学,历经四载,写就《朱熹经学与中国经学》一书(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出版)。这是目前系统研究朱子经学的一本专著。这部书分两部分。前半部分系统介绍了中国经学的历史发展,可作为简明扼要的经学史来读。经学是中国文化的根柢,是中国传统精神价值的载体,蕴含中国文化的精华。历代儒者均尊经注经,在本书中,研究经学史的价值也是整理朱熹经学的理论理路。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