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少数民族诗人的原乡意识

当代中国少数民族诗人处于多元共存、多元冲突、多元一体的动荡的文化形态建构中 ,面临着民族文化、主流文化、西方文化的多重精神压力。在这种多元文化的差异与困惑中 ,少数民族诗人在比较后走向回归 ,并最终试图超越自我。这是少数民族诗人追寻精神原乡的痛苦的心路历程 ,也是当前文化形态下少数民族诗人所必然采取的文化策略。     

领袖崇拜与民族认同——华盛顿、孙中山和毛泽东崇拜比较研究

华盛顿崇拜、孙中山崇拜和毛泽东崇拜,是领袖崇拜的三个典型案例,分别代表了自发的领袖崇拜、领袖崇拜的系统灌输以及前两种类型的结合.三者有着不同的运作机制,显示了不同的崇拜程度和政治、社会影响.对这三个案例的比较分析表明,有必要也有可能从实践层面将自发的领袖崇拜与领袖崇拜的系统灌输严格区分开来,这样才能避免领袖崇拜的破坏性影响,同时发挥其增进民族认同的建设性作用.     

光复初期台湾的孙中山崇拜

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在国民党的宣传下,"孙中山"成为国民党与国家的政治象征.为了战后收复台湾、获得民心,国民党强化孙中山与收复台湾之间的逻辑联系,强调用孙中山的心理建设消除日本殖民统治的影响,而日据时期台湾民众对孙中山的景仰,为光复后国民党在台推广孙中山崇拜奠定了基础.光复后,国民党沿用大陆的宣传方式,全面推广孙中山崇拜,使其成为尽人皆知的国家象征,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台湾与大陆之间的一体化进程.但是,国民党在台对国父遗教的宣传与大陆同出一辙,流于形式,因此,并未能完全获得统治合法性,因民生问题而引发"二二八"事件,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孙中山崇拜的积极影响.     

试析台湾关帝崇拜内涵的演化

本文通过对台湾关帝崇拜发展过程的探讨,分析各个时期的内涵与特点,认为在台湾关帝信仰初期,明郑遗民把反清复明的忠义思想寄托于关帝崇拜之中,关帝庙主要由官府和军人创办和修建.政治色彩浓厚,反映了明朝遗民倡导忠义思想的民族精神.清治以后官方力图改变忠义思想的反清倾向,民众祈福禳灾的基本诉求使关帝崇拜的世俗化程度不断加强.日据时期关帝信仰向儒宗神教转变,成为保存中华文化的一种形式.台湾光复以后,关帝崇拜完全进入民间,其自发性以及对现实利益的追求,使之成为民闻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群整合的历史记忆与“祖籍认同”象征:新加坡华人的祖神崇拜

从宗教社会学的角度讨论海外华人的民间信仰,是目前国内学术界关注较少的课题。本文从新加坡华人的祖神崇拜切入,以新加坡蓬莱寺的六个姓氏庙为研究个案,考察跨境“分香”的祖籍神明如何在新加坡移民社会环境下“定居”即“再社群化”,与建构新加坡华人社群“祖神”的历史过程。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承载着祖籍原乡历史记忆的祖神崇拜对于新加坡华人社会内部社群认同与整合的意义,以及历经从移民时代到本土社会历史发展变迁的沉淀,“祖神”逐渐成为当代维系华人与祖籍地关系的象征符号和“祖籍认同”对象的历史演化。在新加坡华人社会发展和华人与祖籍地互动关系中,涵盖了祖籍地和移居地两方面历史记忆的“祖神”崇拜,将作为一种具有历史延续性和动态发展的文化纽带持续地发挥作用。     

中国民法现代化的发端及价值选择误区

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商品生产交换领域的拓展、西方民法理念的冲击、对司法主权之渴望及民主政治体制的创建,为中国民法现代化的发端创造了充裕的条件,并由此掀开了中国民法现代化的起始一章。不过,中国民法现代化起始阶段,由于受西方“权利社会化”思潮的影响,民法制度的价值选择不恰当地定位于“社会本位”之上;同时,受这一时代西方社会的“法典化”现象影响,民法制度的创制又过分强调了“法律移植”的作用和“制定法”的地位,而忽略对自身传统民法文化的承继和对善良习惯的汲取。     

超越化约主义:对宗教信众行动与认同研究路径的探讨

从实证主义的角度来看,在已有的关于个体行动与认同的探讨中,诸多先行成果在研究思路上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化约主义倾向和逻辑上的缺失。行动研究主要体现为过度社会化和低度社会化两种化约化。同时,在引入"嵌入性"的理论框架对此进行完善后,行动中的认同因素就须进入分析的逻辑。社会认同研究则表现为对其形成机制和内容探讨的过分简化,以及仅以态度为取向的化约化。基于此,作者认为在已有的宗教社会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宗教信众行动的分析有必要引入社会网络结构、认同凸显等变量。     

从王骥崇拜仪式看中缅傈僳族的多重认同演变

将三国诸葛亮、明代王骥加以神化和崇拜,是滇西各族的传统文化特征与内容之一,是在与中原文化接触过程中将本民族原始崇拜与中原民间信仰相互交融而共创、共享一种区域文化的结果,其中交织着作为跨界民族的傈傈族的多重认同感.以王骥崇拜为核心的下火海上刀山仪式表明傈傈族对以王骥为象征的汉文化与国家的认同和超越族群意识的区域文化认同,该仪式还促进了傈僳族群自身认同感的增强.     

西王母及中国女神崇拜的人类学意义

中国传统的文化性别体系和宗法制度相辅相成,以父系父权、男尊女卑为主要特征而著称于世。然而,尽管这些主要特征是准确的,它们却并不能概括中国传统文化性别体系的全部内涵。世代相传的神话传说和宗教信仰透露着人们对宇宙和自身的终极认识。中国女神崇拜中诸女神的神格、神功、神代关系及其演变的历史为我们提供了考察中国传统文化性别体系的另一个窗口,可以弥补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偏差。本文通过对西王母、女娲、观音、妈祖等女神崇拜的分析,试图归纳出中国女神崇拜的独特性及其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关联,并对比西方圣母崇拜的特点及西方女性主义思潮中的相关理论,指出中国女神崇拜这一课题的人类学意义。     

论转型期的政治认同危机与危机性认同及对策

在转型的中国不仅存在政治认同危机,而且存在危机性认同,二者的相互纠合成为中国政治发展的一大障碍,具有极端的危害性,在此认识基础上,从改革,制度和道德建设三个方面对这一现象加以克服。     

两汉黄帝崇拜发微与黄帝形象的神人融通

两汉时期,黄帝的文治武功构成黄帝崇拜的重要内容,但由于认识的差异性,在炎黄之战和炎黄关系等问题上出现了诸多歧异认识,而且由于神学思潮回流和百家言黄帝传统的延展,黄帝崇拜进一步发展。由于阴阳五行的思维方式升华为世界观的高度,黄帝由传说中的古帝演化为天神,而成为祭天大礼中的祭祀对象。秦汉时期祭祀黄帝的制度化,使黄帝作为天帝之一受祭成为定制,尽管黄帝一度作为古帝和初祖享祀,但缺乏连续性和制度化。黄帝的人、神纠葛和融通,建基于世俗观念的神灵世界存在和生命另种形式延伸的普遍信仰之上。     

皇帝崇拜文化心态探究

历史上形成的皇帝崇拜文化,表现为皇帝自我宣扬,臣下对皇帝讴歌颂德,百姓接受并笃信好皇帝,奸臣成为皇帝罪恶的挡箭牌,造反者对皇帝往往多所原谅;形成并延续皇帝崇拜文化的政治伦理是天命论,以及等级观念。二三千年的皇帝崇拜文化,成为积习,不会随着专制主义帝制的废除而在人们的文化心态上消失殆尽,然而却是需要认真对待的,以利彻底清除其不良影响。     

伊泽修二与台湾殖民教育的发端

本文通过对日本教育家伊泽修二在日据初期于台湾施行的一系列教育举措的分析,认为伊泽修二与台湾殖民教育发端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内在关系。     

论儒的最初职业与身份自觉

章太炎《国故论衡·说儒》指出,儒有三科,关达、类、私之名。达名为儒,儒者,术士也。作为达名,儒在古代中国往往是知识阶层的统称,而且也并不仅限于儒家门生。作为一类物事的种属称谓,儒通常用以指称具有一定德行品格与专门才能的人。作为具体的学派名称,一般则专指攻于诗、书、礼、乐、易、春秋之经典、以仁义之道为行动意旨与生活理想、敬拜孔子为圣师的儒家。作为一种正规职业的儒,可能开始于殷商。发展至西周时代,儒者已有官方与非官方的分别。春秋之后那些一度专以祝、宗、卜、史为职业的人群进一步分化,一部分经过自觉改造而转化为可以为上层贵族相礼、教书的知识分子,继续为主流社会服务,另一部分则蜕变成牢骚满腹、怨天尤人的粗野乡民,有的堕落为穷困潦倒、不稼不穑、无所事事的游民,有的甚至做起了劫贼的勾当。《荀子·儒效》说:儒者,法先王,隆礼义,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其位则美俗。这是儒家第一次对自己的身份、使命、功能、作用进行了全面定位,使儒由原先的治丧、相礼或教书上升到经世、济民、治天下的高度,其活动舞台也从普通民居走向了帝王庙堂。而荀子所谓大儒、雅儒、俗儒则是荀子本人于职业、人格上的理想划分,也是对当时儒之流品基本现状的忠实记载与客观描述。     

晋东南炎帝史迹及其对华夏文明探源的意义

传统认为炎帝起源于陕西,然而在西汉以前的文献中找不到任何根据。相反,在先秦记载中,炎帝族的活动却集中于山西晋东南太行、太岳之间。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太行、太岳之间,至今遍布着与炎帝有关的传说和习俗。从地理生态环境考察,此地亦最具备炎帝尝百草、得嘉禾的条件,而其封闭的地理环境,亦是最佳的文明孵化场。因而先秦文献及今民间关于炎帝在晋东南活动的记载与传说,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农业是文明之母,因此晋东南炎帝的传说与祭拜,对于华夏文明探源工作亦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心君同构:作为一种思想史现象

一 心君同构,是古代尤其是先秦两汉思想史存在的一种现象.所谓心,在古代思想体系中基本上有两种涵义:一是指认识器官及其"知觉"、"思虑"等认识功能及作用,即所谓"知觉灵明"之心,也即孟子所说的"心之官则思"以及荀子所说的"知觉闻见之心";一是指主体自身内在的道德本能及情感意识,即所谓"义理之心"、"本心"、"良心",最具代表性的是孟子所说的"恻隐、是非、辞让、羞恶"等"四端",也称"四心".     

台湾科举中额及清廷的相关政策

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郑克塽降清之后,台湾即纳入清版图,隶属福建省。随即,清廷在台湾设儒学并开科取士。有清一代,清廷对台湾士子参加科举考试是积极鼓励、大力支持的,并为他们创造了许多机会,提供了诸多便利。其中,专为台湾士子设置保障性中额便是最突出的体现。这也从一个侧面促进了台湾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及人才培养。     

山寨文化：抵抗与揶揄

作为亚文化类型的山寨文化,既具有一般意义上亚文化的风格特征：抵抗,在器物层面、文化理念层面、文化产业层面,山寨文化向主流文化叫板,以图建立自己的认同;也具有由我们这个特定国情多种因素决定的风格意义：揶揄,它是传媒策划者和社会小资本所有者的社会小众诉求着快感满足和平民化,借助于破坏既有符码和表达新符码的方法,创造特别意义,揶揄着主流文化的惰性和刻板,宣告着草根阶层的生存方式,同时,由于利益动力,加快山寨文化成型化,使之及时地表达了草根阶层对社会现实的文化诉求。然而,无论山寨文化如何风光,都必然逃脱不了亚文化的宿命：缴械与收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