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东渡日本史事考

东渡日本,是黄宗羲生平行事中一段不可忽略的经历。同、光之际,他的裔孙黄炳?辑《遗献梨洲公年谱》,即称之为宗羲生平三大案之一(《遗献梨洲公年谱》卷首《遗献梨洲公年谱叙》)。然而,由于在传世的黄宗羲遗著中,对这一段经历罕有涉及,以致引起后人争议,迄今悬而未决。在这个问题上,主要有两种看法。雍、乾间学者全祖望认为,黄宗羲东渡日本在顺治六年冬,目的是为了向日本乞师(《鲒埼亭集》卷十一《黎洲先生神道碑文》),此其一。其二,近世学者梁启超于此则持异议,他撰文驳全氏之说,考订黄宗羲东渡日本为顺治元年,目的在于“避仇亡命”(《饮冰室文集》之十四》黄梨洲朱舜水乞师日本辨》)。一个是“避仇亡命”,一个是“乞师”邻邦,而且时间又相去五年之久,二者的距离是很大的。二说孰是,颇费推敲。以下拟就此试作一番钩稽,以求教于方家。     

黄宗義《思旧录》考略

《思旧录》为黄宗羲追念昔日师友之作,反映了作者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和始终不渝的民族气节,但某些篇章也反映了作者对农民起义的阶级偏见。全祖望《梨洲先生思旧录序》云: 梨洲先生产于百六之际,其生平磨蝎之宫、野葛之饷,有为世人所不堪者,而百年中阅历人物,视兖公(指北宋欧阳修——光注)有过之而无不及……。先生碑、板、传、状,文字最多,其《思旧录》则其追怀朋好,杂录见闻,肠断于甘陵之部,神伤于漳水之湄,缠     

黄宗羲的真理观片论

一、“寒芒熠熠,南雷之村”黄宗羲晚年自号“南雷”,似乎别有深意。康熙二年癸卯(1663年)他五十三岁写成《明夷待访录》一书的《题辞》,自署“梨洲老人识”,“梨洲”一号以后并不常用;康熙十五年丙辰(1676年)他六十六岁在《留别海昌同学序》这篇名文中,慨然自称“余南雷之野人也,气质卤莽”,同时,猛烈抨击当时道学圈子中空疏狭隘,“封己守残”的学风。此后,他编定自己的文集、诗集以及《黄子留书》等,均冠以“南雷”二字。全祖望就其处于“贞元之运”的一生学行,赞之为:“鲁国而儒者一人。矧其为甘陵之党籍,厓海之孤臣。寒芒熠熠,南雷之村。更亿万年,吾铭不泯。”且谓其“建续钞堂于南     

黄宗羲避乱第泗门小考

黄宗羲晚年(65岁)奉母避乱第泗门轶事,《清史稿》本传及其他专著均无记载,清黄炳(?)《黄梨洲先生年谱》中虽有提及,但语焉不详。笔者考索了《乾隆余姚县志》、《光绪余姚县志》、《余姚六仓志》、《东山志》等方志资料,查阅了黄宗羲遗著,并实地勘查了遗迹,将共始末钩稽如次: 康熙十三年(1674年),靖南王耿精忠起兵反清,派大将曾养性等进犯浙江,龚万里也据余姚大岚山遥相呼应。“时群盗满山”,黄宗羲家乡贽竹浦亦受其害。为避兵乱,黄宗羲奉老母携女孙投后第泗门友人诸九征之“半草堂”。他在《避地赋》中记述当时情况:“……奉老母而窜于海隅。累古书之千箧兮,牵家具之一车。襁女孙之三孩兮,因世乱而怜渠。一室分为庖湢井臼兮,盈丈而共鸡犬图书。”他在这种环境里避居长达半年,虽境遇背晦,但他仍然勤奋著述,不忘奖掖后进。他校定了其六世族祖     

“日本”国名与天武天皇

对于“日本”国名的使用始自何时这一问题,学者们众说纷纭。其中主要有推古朝之说、孝德朝之说、齐明朝之说、天智朝说、7世纪后半期之说和8世纪初之说等6种。推古朝之说的依据是《隋唐》中“日出处国”和《日本书纪》中“东天皇”的记载。该说法是最古老的一种说法,不过,如果因为“日出处”及“东”与“日本”意义等同,就断言那时就有了“日本”这一标记,实际上是论述上的跳跃,并不能成为“日本”这一国名始自推古朝的论据。孝德朝之说获得的赞同最多。本居宣长极力推崇这一说法。本居宣长以大化元年7月1 0日致高丽大使的诏书中有“明神御…     

张岱及其史学

明清之际,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一个大变革时代,整个社会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阶级斗争和民族矛盾都十分尖锐,全社会处于激烈动荡状态之中,因此黄梨洲称之为“天崩地解”的时代。这一丰富多变的社会内容,既为史家提供了写史的题材,又向史家提出了写史的要求,这就促使编写野史的风气空前盛行。从而产生了数字惊人的史学著作,全祖望就曾说过;“明野史,凡千余家”。史籍之多,可想而知。张岱的《石匮藏书》和《石匮书后集》就是其中较为出色的两种。张岱,字宗子,又字石公,号陶庵,又号蝶庵居士,浙江山阴(今绍兴)人。生于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约卒于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他是一位为鲁迅先生所称道的著名散文家,又是一位在明季诸多野史作者中可与谈迁匹敌的史学家。对此,当时学者已有评论。邵念鲁在《明遗民所知     

呤唎助守太平军九洑洲炮台说质疑

英国友人“太平军上校”呤唎(A·F·Lindley1840—1873),1866年在伦敦出版了《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中文译名)一书。自述了他在太平天国从军四年的历史。人们历来都认为呤唎曾助守过天京江面的太平军九洑洲炮台,后炮台失守,呤唎负伤,妻子玛丽阵亡。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牟安世《太平天国》、茅家琦《太平天国兴亡史》和《辞海·中国近代史》等均持此说。考九洑洲在江苏江浦县浦口镇金汤门南十余里,与南岸的下关遥遥相对。太平军在此设有要塞,拱卫天京。清方奏报称:“查金陵城下,分内江、外江,中为七里洲,横亘江心,有贼垒四座。     

《宋元学案》的层次结构与学案设置——兼论全祖望与黄宗羲思想史观之异同

现行百卷本《宋元学案》的层次结构与学案设置,由其实质意义上的完成者全祖望所决定.经过全祖望的修补,在层次性质上,《宋元学案》由比较纯粹的宋元哲学史演变为宋元儒学思想史与文献资料汇编.在结构内容上,《宋元学案》的史学(史传)与学术谱系(家谱)色彩非常浓厚.在学案设置上,全祖望修定与次定的学案反映了全祖望与黄宗羲思想史观的共识,补定的学案反映了两人思想史观侧重点的分歧,补本的学案体现了全祖望对黄宗羲道学思想史体系的突破.全祖望设置学案的标准与黄宗羲在“黄氏原本”中注重思想流派与地域学术的立场相比有继承也有突破,在考虑学术脉络、地位及宗旨等纯学术因素的同时,也注重人品道德与政治事功等方面的因素.这体现了作为哲学史家的黄宗羲与作为史学家的全祖望在思想史观上的差异.     

“重耳之亡”的叙事编排--基于不同文献的对比分析

“重耳之亡”是《史记·晋世家》中的重要内容,司马迁写这个事件主要依据《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到二十四年）和《国语》的相关记载,同时参照《吕氏春秋》《荀子》《韩非子》等先秦文献对材料进行选择或改易处理。从细节处对比《史记》与其他先秦文献关于“重耳之亡”的记载,可以了解司马迁选择、改易材料的用心及对历史人物、事件的态度。     

古乐府臆札 附:俞平伯先生来信

前言 岁在丙、丁之际,偶成古乐府臆札十一则。甫脱稿,一夕而失之。至己酉春夏之交,复写定,得十篇十四则。因于诣古槐书屋时呈俞平伯师乞正。承平师逐条审读,并以不同意见相示,今悉附于每篇之末,兼致谢忱。 一、战城南 思子良臣,良臣诚可思。朝行出攻,莫不夜归。 此四句旧说有三解:一、“良臣”指良 将。沈德潜《古诗源》:“思良臣,怀颇、牧 之意也。”余冠英先生《乐府诗选》引申其 义,而释为“善于谋画调度的大臣”。二、以 “良臣”为讽刺语。陈本礼《汉诗统笺》: “此讽今之自命为良臣者。”三。以“良臣” 为“良人”之误。闻一多先生《…     

王阳明湛甘泉合论

明代心学大家,继陈献章之后是王阳明与湛甘泉。“时海内主盟道术,惟吾夫子(指阳明)与甘泉翁。”(《王龙溪先生全集》卷二十《朝列大夫致仕绪山钱君行状》)故全祖望称:“有明正嘉之交,阳明、甘泉之学盛行,二家虽微有不同,然其要归则相近,学者不走姚江(指阳明),即向增城(指甘泉)。”(《鲒埼亭集外篇》卷十六《槎湖书院记》)王湛二人共倡心学,蔚成一代讲学风气。关于王湛的个人交往和学术异同,日本学者智贺一朗、台湾学者陈郁夫等已有详述,本文拟略作补充,以求正于方家。     

《关睢》究竟是何诗

《关睢》是一首有争议的诗。当今持汉儒旧说,认为它是讽喻康王君妃“晏出朝”或领“后妃之德”进行美刺的,几乎没有了。但是还存在“婚礼诗说”与“爱情诗说”、“贵族诗说”与“民间诗说”的分歧。本文拟就这两个问题进行探讨并就教于大方。一、《关睢》不是婚礼诗清人方玉润在《诗经原始》里论《关睢》。“此诗盖周邑之咏初婚者。”今人高亨、李长之、郑振铎、余冠英、吴小如诸先生也都持此说。1980年第二期的《文学评论》《〈关睢〉章臆断》一文也认为:“《关睢》     

“光复会并入同盟会”质疑

辛亥革命以来,流行着“光复会并入同盟会”之说。如:龚翼星的《光复军志》(1913年)中说:“同盟会起于日本东京,光复会与合为一。”上海师大政治教育系著的《中国哲学史纲要》(1979年)中说:“‘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在1905年合并成一个统一的组织——‘中国同盟会’。”笔者认为这种说法与历史事实有出入,因而提出疑问,请教于同志们。第一,1905年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     

再论绰尔城(塔子城)历史地理诸问题

绰尔城为今黑龙江省境内第三大古城。近三十年来,随绰尔城内外及地面上下出土文物日丰,以文献与考古互证的方法,探索绰尔城沿革之谜者,日增其人。兹以时间先后为序,胪列诸家之说于后。 有清一代称塔子城为“绰尔城”,全不知其为何代何城,事载《清一统志》及张穆 《蒙古游牧记》。本世纪三十年代金毓黻先生推测其或许为金代新泰州(即辽长春州),语见所著《东北通史》①。五十年代罗继祖先生撰《跋黑龙江泰来县塔子城出土辽大安残刻》一文。指出因有“大安刻石之出土”,“可证泰来县在辽时为泰州辖境”②。由于受到前辈学者的启发,参以数度往绰…     

勾践“卧薪尝胆”辨——应当正确理解历史成语典故

关于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中“卧薪”一事,很早就有人提出过质疑。1963年1月16日《光明日报》就曾登载过王竹楼先生的一篇文章,题为《越王勾践卧薪说质疑》。作者搜集了大量有关越王勾践的资料,又通过对其它文献的考查验证,认为勾践“卧薪”的材料很晚,而且说法还有分歧,可靠性比较薄弱,因此,勾践曾否“卧薪”,还是一个疑问。文章还论证了从南朝梁武帝《答劝进令》开始,又出现了“枕戈饮胆”和“枕戈尝胆”之说,并说这倒应是从勾践故事中引申而来的,值得重视。恕不知王先生在下此结论时忘记了一点,“枕戈尝胆”也是到南朝时方才出现,秦汉史书文献中不是也没有吗? 这记载与宋代方出现有“卧薪尝胆”,也只能说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吧。近年来,又有人著文否定“卧薪”之事的存在,故有必要加以辨正。     

僧旻法师考略

僧旻,日本大和朝间渡日汉人后裔,俗姓不详。推古天皇15年（608）随使入隋（唐）学佛,留居24年,于舒明天皇四年（632）归国,曾设塾授徒,筵讲《周易》。其时,中臣镰子（足）、苏我入鹿、群公子等皆从其学。舒明朝中,僧曼占流星天狗、彗孛西出,以警苏我氏不臣之心,预天皇朝廷有”其君失地”之危。皇极天皇四年（645）6月中,中大兄等杀入鹿,逼焚虾夷,苏我氏亡（乙巳之变）。孝德天皇即位,厉行新政,以僧曼、请安为国博士,参议国政。僧曼又任大德十师,整饬僧尼,辛劳佛事。孝德天皇白雉元年（650）,僧昊引图谶祥瑞之说,推演五德终始之变,力证白雉休祥之瑞,以为光大天皇政权正统之尊,而收白雉改元之用。     

董卓小钱及其对粮价的影响

董卓小钱发行后,粮价究竟涨到什么程度,史书记载不一。《后汉书》载“谷石数万”,《三国志》载“一斛数十万”,《晋书》载“谷一斛至钱数百万”。本文作者根据考古发现的董卓小钱实物,经过考证和计算,认为不可能用1000斤铜钱交换30斤粮食,以上诸书记载失实。作者对史书记载的这种科学态度,是值得提倡的。     

黄宗羲 刘宗周思想比较初探

一个是被誉为封建社会的皦皦完人,一个是得时代风气之先的启蒙思想家。如嵇文甫先生所言,梨洲之学,远宗阳明,近承蕺山,但考察黄刘关系的文章至今付之阙如。本文仅宇宙观与人性论方面,并结合两人所处的时代,作一剖析。一黄宗羲的哲学与他的明快锐利的政治见解相比,每每给人以晦暗驳杂之感,以致迄今众说纷纭。其实,黄宗羲的哲学是以调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矛盾,力图使各种对立的观点折衷为特点的。除了人所共知的“盈天地皆心也”“盈天地皆气也”这二个自相抵牾的哲学命题同见于《明儒学案》外,还有“尽天地间皆是理”(《答忍庵宗兄书》这一全称判断。     

关于《唐前宣州参军白君（幼敏）妻南阳邓氏墓志铭并序》与《玉泉子》的几点思考

《全唐文补遗》第八辑收录了邓敞为其女撰写的《唐前宣州参军白君（幼敏）妻南阳邓氏墓志铭并序》一方墓志,此方墓志证明了邓敞确为《玉泉子》所记牛僧孺之女婿,非杜牧墓志所谓之“邓叔”。同时结合唐代墓志、史籍、笔记小说等文献材料,通过此方墓志考证邓敞之郡望、籍贯及职官,纠正了《玉泉子》记载邓敞与牛僧孺女婚配时间之舛误,发现《玉泉子》所记邓敞事迹存在驳杂拼凑痕迹。     

《慈溪横塘的方氏宗族》商兑

在《浙江学刊》的一九八三年第4期上,刊有《慈溪横塘的方氏宗族》一文,作者余麟年同志。他说八百多年来,有志研究方腊的学者(按:对方腊的研究始于近现代,所谓八百多年之说与事实不符),都找不到方腊后裔的所在。而作者近阅《慈溪县志》,见有戴良写的《四景楼记》一文,其中有“方氏避睦州之乱,蹈海而东。适海舟漂荡至兹所,遂留家焉,迨今若干世矣”的记载。据此遽断慈溪横塘的方氏宗族,就是方腊的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