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皇族管理及其机构设置

清朝统治时期对皇族的管理是一个综合的、庞大的系统体系。皇族管理首先是皇族成员身份确认,其次从皇族教育、皇族经济、皇族司法等多个方面着手,并相应建立有各种机构,如玉牒馆、宗学、觉罗学等。清朝皇族管理的最终目的是为封建统治服务。     

民国时期青海地方政府对粮食流通的管理及成效分析

民国时期的青海自然灾害频发,灾后粮食短缺,粮价踊贵,民众生计维艰,社会不安。粮食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成为重要的社会问题。而灾后市场自由调节的优势急剧下降,地方政府遂以强有力的政策措施来调控失序的粮食市场。粮食外运的管制,建设仓储、实施平粜,打击囤积居奇,整顿不法粮商、取缔粮面市场陋规等措施是政府在粮食流通方面采取的必要调控措施。诸项措施对平抑粮价、维持民食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天灾人祸的冲击,尤其是粮食征购量过大、不良的货币政策、仓储中的积弊、官僚企业对粮食贸易的逐渐垄断等人为因素的影响,使地方政府对粮食流通的管理在抑制粮价、调剂民食方面不仅成效甚微,而且还严重影响了市场机制的自由培育和民间自救的能力,加深了人民的苦难。     

征地过程中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农民的博弈分析

当前在我国城市化过程中,由于地方政府违规征地,导致官民冲突,这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相违背。因此,需要对征地制度进行完善。文章建立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和农民三方博弈模型,通过博弈分析,指出现行征地制度的缺陷,最后得出结论：我国征地制度的完善应该从降低中央稽查和农民维权成本以及地方政府的违规获利,同时制定完善稽查程序,掌握地方政府违法征地的情况,并根据违规概率,以适当的概率进行查处和维权等方面着手。     

组织文化与政府机构的管理

尽管“企业文化”早已流行于整个工商企业界,但组织文化未能在公共行政管理领域引起人们的重视,其原因是：模糊的组织目标和较多的制约因素严重地妨碍了使命感的形成,削弱了机构领导者培养组织文化的热情和能力。实际上,长期以来仍有不少政府机构的领导者有意识地创建了组织文化,并利用它来加强对组织内部的管理和保持组织对外的独立性。使命感和组织文化是克服官僚政府体制固有弊端的一剂良药,而当代兴起的公共行政改革为政府机构的领导者倡导组织文化提出了要求和创造了条件     

五世达赖喇章、七世达赖喇章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关系

蒙古汗王固始汗统治西藏,并建立第巴政府,以五世达赖喇章职员为政府长官,时地方政权是蒙藏统治者通过第巴政府联合掌政。达赖圆寂后,蒙藏争权第巴被杀,清朝委任世俗领主总揽政权,逐与僧侣集团矛盾。清朝授七世达赖掌政,以驻藏大臣和达赖为最高首领,由达赖喇章和噶厦组成政教合一制地方政府行政体制,清朝通过该体制施以中央集权促进西藏封建农奴制封建化。     

从礼仪之争看驻藏大臣同达赖喇嘛及西藏地方政府摄政的关系

<正> 清嘉庆十九年(1814年),以时任西藏地方政府摄政的第穆呼图克图济美嘉措为首的部分噶厦政府官员,趁清廷更换驻藏大臣之机,制造了所谓的“驻藏大臣与达赖争坐次案”。本文拟通过对事件始末的剖析,勾勒出这一问题的轮廓,以待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进一步研究。     

政府上网给政府管理带来的机遇、挑战及对策研究

1999年国家信息部门正式启动政府上网工程。政府上网不仅触及技术 ,更触及了一种以信息为标识的崭新的管理方式甚至生存方式 ,它所要构建的“电子政府”,在为政府管理带来机遇的同时 ,也带来许多困难和问题。我们必须就政府上网将给政府管理带来的机遇、问题及对策等加以探讨 ,以便抓住机遇 ,迎接挑战 ,制定适合中国国情的上网策略 ,变挑战为政府改革的动力 ,促进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     

服务型地方政府的理念、体制及管理方式

地方政府由管制型模式向服务型模式转变已成为一种必然趋势。服务型地方政府模式应由服务型地方政府理念、服务型地方政府体制、服务型地方政府管理方式三大板块组成。服务型地方政府理念包括参与的理念、便捷的理念、责任的理念、为人民服务的理念。体制是服务型地方政府的实体,既包括地方政府机构的设置,也包括地方政府权限的划分和权责体系的重构。管理方式是适应新理念、新体制的一系列方法、手段和技术系统,要实现从传统服务到电子政务、从人治到法治、从管制到服务的转变。     

论我国政府危机管理的含义、原则及对策

目前,我国政府在政府危机管理方面还存在很多急需解决的问题。因此,加大对政府危机管理的理论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本文分三个部分对我国政府的危机管理作了论述。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是理论部分。第一部分介绍的是政府危机管理的定义、内容、特点。第二部分提出了政府危机管理所应遵循的原则,即为政府危机管理对策的制定与执行提供了理论依据。第三部分是理论联系实际部分,结合我国目前政府危机管理现状,提出了三项具体的应对措施。它们分别是:建立紧急反应机制、建立常设的危机管理机构、建立危机预案机制。     

略论清代驻藏大臣的设置、职权及有关问题

清政府设置驻藏大臣,始于1727年,迄于1911年清帝退位。其间,共派遣办事大臣八十二任,会办大臣五十六任。这是清政府为了防止外来侵略和分裂势力,加强对西藏的统治,密切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而采取的一项重大措施。本文拟就清政府驻藏大臣的设置、职权的演变及有关制度,略作探讨。限于篇幅,本文对上述问题的探讨以1840年为限;1840年以后的有关问题,将另文论述。一清政府设置驻藏大臣,是清王朝对西藏的施政逐步加强的结果。它标志着清王朝对西藏的统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清初,由于内地动乱频仍,清政府无暇直接过问西藏政务,采取通过蒙古和硕特部汗王间接治理的措施。由于和硕特部汗王对西藏的高压政策,因而遭到藏族各阶层人民的反对。到十七世纪末叶,以六     

明代万历前期工部都水司的机构职掌与经费管理——以《水部备考》为中心的考察

都水司是明代工部四清吏司之一,主要负责管理河渠水利、桥梁道路及织造、器皿等上供物资,其下辖机构分为内署与外署,驻扎于地方的工部分司官员数量相对更多,以注选或题差的方式选任,分别掌管运河各河段、竹木抽分、漕船修造。万历十五年,都水司郎中周梦旸编成《水部备考》一书,作为官署志书,分类胪列了该司职掌的各项条例和相关纪事,详细记载了漕河、黄河及其他河渠的变迁。万历前期,黄淮河患严重,河道大工屡兴,都水司事务繁重,职掌冗杂,尤其以治河为要务,该书充分体现了黄淮大工的时代特点。因应河道管理及河费开支的需要,水衡外署掌握运河夫役、钱粮的调配,随着运河疏浚工程的常态化,形成了相对独立、有别于工部中央的经费收支和管理体系。     

色科寺与中央及地方政府的关系研究

色科寺是青海著名藏传佛教寺院,历史上特别是有清一代在青藏及蒙古地区享有崇高的宗教地位。清廷至民国政府都给予色科寺以崇高的待遇,使其逐步成为青藏地区政教合一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透过色科寺与清朝、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的梳理与分析,不但可探讨中央治理青藏地区少数民族社会和宗教事务管理的政策及其演变,也可分析清代以来中国的"园家(朝廷)"与"地方社会"的关系模式及其变迁。     

基于“扁平化”管理的我国政府机构改革思考

在现代信息社会中 ,传统的金字塔式组织结构日益显现出自身弱点。在追求效率的企业组织结构中 ,扁平化理论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在实践中 ,“扁平化”管理模式得到了广泛应用。鉴于此 ,本文试图将“扁平化”管理理论引入政府管理 ,主要从转变政府职能 ,减少管理层次 ,扩大管理幅度三方面探讨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新思路。     

地方政府非税收入现状、问题及管理创新

受分税制财政体制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我国地方政府非税收入增长迅猛,同时非税收入管理也面临法制体系缺失、规模无序膨胀、体制机制欠佳、监督管理失范、技术手段落后等诸多层面的问题。实现非税收入管理的创新,必须以正本清源、纳入预算管理为基础,以强化管理和监督为手段,以充分利用信息化为支撑,以治理乱收费为突破,综合推进各项配套改革措施,提高非税收入管理的科学化、法治化和规范化水平。     

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上的机会主义及其抑制

政府的个别利益与其他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差别,决定了中央和地方政府在运用公权力时难以从根本上杜绝机会主义行为;而在处理二者财政关系时,渐进式改革所特有的制度边界和制度约束的不清晰,对中央行政集权的制衡不足,以及地方政府的信息优势,是二者机会主义产生的现实原因.因此,抑制中央和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上的机会主义除通过激励相容的制度设计,尽量减少政府利益与相关方面利益的不一致外,关键在于改变现实条件,对中央和地方政府进行有效的"参与约束".     

政府管理创新的瓶颈因素及其分析

中国政府面临创新的挑战。中国政府已从过去的全能服务和管制政府的模式中走出来,在推动性政府、规制性政府和服务性政府的模式间徘徊。如何进行思想创新、制度创新和政府工作流程创新,是中国管理和知识精英的历史责任。本文从历史进程、国外发达国家的经验以及中国自身的发展轨迹和社会力量的互动的角度,探讨了中国政府管理创新的瓶颈因素。     

战略导向的政府绩效管理：动因、模式及特点

在战略思维的逐渐兴起以及绩效管理科学化迫切需求的双重作用下,源于企业的战略性绩效管理思想逐渐为政府部门所关注,实践界和理论界都为此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和积极的探索,为政府部门战略性绩效管理体系的引入和推广提供了有益借鉴。通过参考这些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并结合企业战略性绩效管理模式和政府部门的实际情况,深入探讨了政府部门战略性绩效管理的模式、内容及特点。     

元代管理吐蕃地方的中央机构——总制院与功德使司

<正>1260年3月,忽必烈在开平称汗,建元中统,“以国朝之威法.援唐宋之故典.参辽金之遗制.设官分职.立政安民,威一代王法.”①与此同时,尊吐蕃高僧八思巴(hphags-pa)为国师,“授以玉印,任中原法主,统天下教门.”②始于吐蕃全面建制施政.其先后在中央设置的管理机构有总制院、功德使司和宣政院.本文拟就总制院与功德使司的有关情况予以讨论.关于宣政院,将另文探讨.(一)总制院总制院之名不见于前代史籍.《旧唐书》卷43职官二记,兵部“尚书、侍郎之职,掌天下武官选择及地图与甲仗之政令.其属有四:一曰兵部,二曰职方,三曰驾部,四曰库部.总其职务,而行其制命.凡中外百官之事,由于所属,咸质正焉”.或取此义也.兹分论如下:一、总制院的建立背景《元史》记“至元初,立总制院而领之经以国师.”是总制院建立于至元元年(1264).它建立与这样几个因素有关:1、适应对吐蕃地方统治的需要.1239年镇守凉州的蒙古皇子阔端派大将道尔达(rDo-rta,或Dor—tog)进兵乌思藏,沉重打击了各地势力,为乌思藏地方归附蒙古奠定了基础.1244年道尔达再入吐蕃,奉命召请萨斯迦班第达(sa-skya pandita kun-dgah rgyal-mtshan,省称萨班,sa-pan,1182—1215).1247年萨班与阔端议定乌思藏归附蒙古条件,乌思藏正式置于大蒙古国治下.蒙古统治者许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