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文秀大理政权是“封建割据政权”吗?

本刊2010年第1期《杜文秀卖国说辩诬》栏目,共刊出3篇文章,第1篇文章是林荃先生的《杜文秀大理政权是封建割据政权吗?》文章对高鸿志先生在其所著《英国与中国边疆危机》一书中一些诬蔑杜文秀及大理政权的观点进行驳论。高鸿志先生于1998年在黑龙江出版社出版了《英国与中国边疆危机》一书。他在书中认为杜文秀派使赴英乞援,杜文秀受了刘道衡的愚弄,派其出使英国,从而在对外关系中铸成大错。因此,有必要继续探讨杜文秀政权对外关系中所犯严重错误的根源。所谓的根源是指阶级根源。高鸿志先生在《杜文秀在对外关系中所犯严重错误的根源》一节中,探讨了杜文秀对外关系中所犯严重错误的阶级根源,认为大理政权掌握在地主阶级手中,大理政权仍属地主阶级性质,是封建割据政权。高鸿志先生从三个方面论述了杜文秀大理政权是地主阶级的封建割据政权。第一是当时的社会状况、阶级斗争形势及其与杜文秀起义的关系;第二是给杜文秀划分阶级成分,杜文秀是出身回族士绅家庭;第三是从几方面来论述大理政权仍属地主阶级性质。林荃先生就这三个基本问题进行了探讨和反驳,史料翔实,立论公允。尤其是作者以大量史料,阐述了19世纪中叶杜文秀起义的历史背景和对近代云南社会的影响。他认为杜文秀...     

杜文秀历史疑案真相大白于天下——我国史学界50余年讨论杜文秀对外关系问题评述

我国史学界讨论杜文秀对外关系问题已50余载,不同观点的学者发表论文、文章数十篇,成为中国近代史上讨论时间最长、最富争议的历史疑案之一.本文撮其扼要,分三个阶段评速学术界诸家看法,以及阐述谜底最终为杜文秀研究资深专家、云南省博物馆林茎研究员揭破.     

杜文秀起义研究的新篇章

本刊2009年1—4期和今年第1期开辟了《杜文秀卖国说辩诬》栏目,先后发表了21篇文章,参与了郭沫若、范文澜二位前辈横加给中国近代史前沿杰出人物杜文秀卖国主义的讨论。学者们或利用英国伦敦保存的皇家档案资料,或查阅云南地方文史资料,或深入民间调查老百姓中祖辈相传的口碑资料,他们以大量的翔实的历史资料,论驳了郭、范二位学者横加给杜文秀的种种不实之词。本刊5期栏目的文章发表后,在读者中间引起了较大的反响,他们纷纷给编辑部来信,积极参与讨论。有的文章直陈杜文秀的历史功绩和历史地位;有的说郭、范二位学者对杜文秀只扣帽子、打棍子,没有拿出历史资料来说活,以势压人,这种文风不可取;有的建议杜文秀的讨论应把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结合起来;有的批评当前史学之风的浮躁;有的更正了郭、范二位文章中引文的失实和曲解;有的说他们二位的文章只盯着英法殖民主义者怎么说,他们就怎么引,不做辨伪考证工作,这是个方法问题,还是立场问题;有的就中国传统学术,讲考据、义理、词章,二位学者似乎对这几方面都疏忽了,读者不理解;有的说回回民族在历史上出现过许多英雄人物,应该解放思想,冲破阻力,多多宣扬自己民族的英雄人物;有的引梁任公的话说,学术乃天下之公器...     

谁为杜文秀平了反——为田汝康先生逝世两周年而作

著名人类学家、史学家田汝康教授澄清了杜文秀历史疑案.此案的起因,最初是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一位研究人员根据第三手间接资料,写文章提出杜文秀起义时意图出卖云南给英帝国主义.文章引起当时一位领导人的关注并约见了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等人,谈话中又将杜文秀与新疆的阿古柏扯在一起.受当时政治环境影响,苑文澜在1954年8月修订、1955年9月出版,称为第九版的<中国近代史>就增加了斥责杜文秀"勾结英国侵略者"、是"祖国和起义军的叛卖者"等内容.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杜文秀对外关系历史疑案可以说是"上定",而田汝康先生能根据早年阅读过的资料对这些说法"抱怀疑态度",继而又应云南回族同志的要求进行研究和辩误,需要极大的勇气,真正体现了一个学者的良知与良心.     

回族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贡献

本文概述了抗日战争时期不同党派、不同领域、不同阶层的回族人民,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中华民族解放的斗争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抗日战争中东北地区少数民族的历史贡献

14年的抗日战争是我国战争史上的重大事件。东北地区少数民族群众与全中国人民一起响应"全民族实行抗战"的革命号召,积极加入抗日战争之中,在东北地区坚持游击战争,消灭敌军有生力量,牵制日军兵力,为中华大地的全面抗战作出巨大历史贡献。本文通过对东北地区各少数民族在抗日战争中开展游击战争的论述和分析,阐述东北地区少数民族在抗日战争历史上的作用和东北地区少数民族抗战将领的光荣事迹,深入了解东北地区少数民族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     

新儒家视界下的伊斯兰文明--从唐君毅到杜维明

本文主要探讨了以唐君毅、杜维明为代表的当代新儒家对伊斯兰文明的认识及其以文化自觉的心态和"庆幸多样性"的文明视野所倡导、实践的"回儒对话"的全球意义.     

论回族对国家的新贡献

为祖国作出过重大历史贡献的回族在新时期也应该而且能够为祖国作出新的贡献,这些新贡献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文化上结构性的贡献如义利统一、理欲平衡、公私兼顾;二是经济上的贡献如多元并举的产业理念、市场伦理;三是政治上的贡献如和谐理念和协商政治等等。     

W.E.B. Du Bois and the ideology or anthropolog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the African Union reconsidered

Pan-Africanism is usually considered a progressive movement for black socio-political and economic advancement. This focus on activism alone sometimes occludes the profound philosophical issues that inform Pan-Africanist discourse. The last decade has witnessed tremendous changes in the ideological posture of the African Union (AU) as reflected in the change of name from the Organization of African Unity (OAU).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historical and philosophical contexts for understanding the agenda of the African Union and highlights the consequences of such an agenda.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frican Union conforms to certain aspects of W.E.B. Du Bois's philosophy of Pan-Africanism that focuses on economic self reliance, at the same time that it uses Du Bois as a template for critiquing the neoliberal economic dispensation of the African Union implemented through its program, the New Partnership for Africa's Development. This it accomplishes with its emphasis on Du Bois's critique and skepticism of modernism and Western philanthropy.     

改琦和海内外孤本《先贤谱图》考

过去对清代画家改琦的介绍都很零散,且对其作品也没有系统的罗列。本文根据各种历史资料,首次厘清了改琦的家世和祖籍,其次陈述了对海内孤本《先贤谱图》的鉴定和艺术价值,再次分析了文字狱海富润事件对改琦创作《先贤谱图》和其他艺术作品的深刻影响,然后概括介绍了《先贤谱图》的主要内容;文章最后对《先贤谱图》的原创力、对改琦艺术作品和艺术思想,及其文化综合主义世界观作了初步的探讨。     

昆明伊斯兰教研究

本文叙述了昆明伊斯兰教的地位,对伊斯兰教传入昆明的时间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然后分元、明、清、民国四个历史时期介绍了昆明伊斯兰教兴盛、变化、曲折、恢复转型并逐步走在全国前列的大致过程,顺便也研究昆明如何逐步成为了云南经堂教育中心,最后简章列举了昆明伊斯兰教现存的墓地、碑刻、匾额。     

纳古镇伊斯兰教研究

本文的纳古镇伊斯兰教研究,实际上是把云南通海的纳家营和古城两个村寨的伊斯兰教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故也可称之为纳古伊斯兰教研究。本文概述了纳古伊斯兰教的地位,探讨了纳古穆斯林聚落的形成及其特点,介绍了生活在这个聚落中的赛典赤.赡思丁后裔,对这里的清真寺、拱北以及有关碑刻匾联,对经堂教育在这里的倡兴过程,对这里伊斯兰教内外多方面和谐相处的优良传统,等等,都进行了探讨。另外还介绍了以这里为故乡的两位著名学者纳忠和纳训,说明两位的学术成就凸现出纳古这个穆斯林聚落伊斯兰文化的高品位。     

兰州伊斯兰教研究

本文首先介绍了兰州的辖域及历史沿革,然后提要式地列举了兰州伊斯兰教的地位。接着根据伊斯兰教传入甘肃的一般情况,谈了对伊斯兰教传入兰州时间的初步看法。而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兰州伊斯兰教大事、清及民国伊斯兰教政策在兰州的实施及兰州的清真寺三个方面。特别是在研究兰州清真寺时,倾向于认为兰州是经堂教育制度化中的一个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关键城市。在这之后又对兰州的门宦及其拱北作了尽可能全面和简略的列举。最后探讨了可以认为是清末民初兰州伊斯兰教“特产”的灵明堂及由灵明堂创传所折射出的这时兰州伊斯兰教的“一角”。     

河州伊斯兰教研究

本文首先解释所属地名称用“河州”而不用“临夏回族自治州”的缘由。接着初步概括了河州伊斯兰教的地位,提出了伊斯兰教传入河州的时间。随之罗列了清及民国年间河州伊斯兰教历史上的20件大事,以便先给读者一个大概的历史印象,而把文章介绍的重点放在有一定实地调查的清真寺和拱北上。然后根据很有限的材料,尝试性地对河州的穆斯林和河州的经堂教育作了点研究。最后则是对河州伊斯兰教经学典籍、思想、器物、技艺等等的提纲式列举。     

大同伊斯兰教研究

本文首先介绍了大同辖域的历史变迁,接着概括了大同伊斯兰教的地位,探讨了伊斯兰教传入大同的时间。然后重点叙述了伊斯兰教率先在大同普传的情况及其主要特征,介绍了大同辖域内的几座有特色的清真寺及与它们相关的经堂教育、明清人物等情况。随后简单介绍了明嘉靖丙午陨石题记,列举了大同辖域清真寺碑刻匾联名单。最后陈述了对大同伊斯兰教研究有关键意义的“大人坟”的现有研究情况。     

定州伊斯兰教研究

本文首先概述了定州历史,接着概括了定州伊斯兰教的地位,探讨了伊斯兰教传入定州的时间。然后根据元至正八年碑正文及碑阴重点研究了伊斯兰教在元代定州兴盛的有关情况。而将探讨的重心放在利用定州清真寺元明清三代文(碑文)、物(建筑物)皆有所存的优势,对这座清真寺寺貌、寺名、寺之建筑规制、寺之管理制度的历史变迁,尤其是建筑成就上。同时对清末民国定州穆斯林的兴学修寺也有所涉及。最后存目式的列举了现知定州各清真寺的碑刻匾联等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