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州王门学派一代宗师王心斋哲学思想论粹

王心斋早年师事王阳明,故其学术思想深受王学思想影响,但由于王氏学说在主体思想的内容上与师学有所违异,故另立“泰州学案”。王氏的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以“尊身立本”为依归的“淮南格物”说;“即事是学,即事是道”的“百姓日用印道”的思想观点,及“出则必为帝者师,处则必为万世师”和“养之有道”、“教之有方”的政治思想中。以上诸说反映出王心斋哲学思想体系中的独特风格及其与王学的联系与区别。     

净明道与传统道派关系考述

作者考察了宋元净明道的思想观念与宗教仪式,并探讨了其与传统道派如天师道、灵宝派、上清派、钟吕金丹道等的关系,认为净明道乃是当时融合了符箓与内丹之说为一体的新兴道派。     

"二溪"卓吾关系论

王龙溪、罗近溪都主张良知现成、不学不虑而自得,对卓吾"童心说"的影响至为明显.近溪赤子良心之论是"童心说"的直接理论源头.近溪贵身与卓吾论"私"意蕴相通.龙溪多讲先天正心,对道德的正面阐论并不多见,对传统道德理念的突破正是卓吾所要关注的理论重点.龙溪与卓吾在性情及文论方面亦更多应合.卓吾与二溪亦有区别:童心但证其"真",而不究其仁,二溪着意于真与仁的结合;卓吾之"私"是一己之"私",近溪所论,是大我与个我的结合.     

论柳宗元"卓然自得"的散文理论

柳宗元在散文理论方面多有卓见,"文以明道"是其理论核心.柳宗元所明之道是孔子的儒家之道,他强调道的实践性,主张文道并重;他提出了以"诚"为内质的作家修养论;他论述了诗文两体的基本分界;他提倡"卓然自得"的创新精神,并以自觉的美学意识丰富了其散文理论的内涵.     

论章学诚的"以史明道"观念

清代乾嘉时期的史家章学诚提出"以史明道"的观念,不仅是针对清代朴学家宣扬的"训诂明道"观念,而且也是针对唐宋古文学家宣扬的"文以载道"观念和宋明理学家宣扬的"义理明道"观念.他认为这几种治学观念既推进了学术的发展,同时又割裂了"道"体的内涵与全貌,造成学术互争畛域的弊端.章学诚提倡"<六经>皆史"与"以史明道"的观念,不仅有助于消除学术门户之见,而且对于揭示史学的性质,丰富和发展中国传统史学关于史学功用的内涵,都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章学诚的"文衷于道"论——"六经皆史"与文道论的新变

章学诚提出"文衷于道"论,从"六经皆史"出发,强调从人事角度理解道义,揭示了道与众人的关系、道是渐形渐著的、道蕴含在"小史"中,可从即器明道、言公为道、随时撰述、道贵通方等四个方面加以把握.章学诚把道义历史化、众人化、现实化,更加贴近社会人生实际,指向了道义的现代理解.     

伯格森的“绵延”与程明道的“仁”

探求现象背后的本体,是人类共通的思想进程,人们的理智总是在探寻某种固定性。知性以一系列并列放置的空间化状态取代生命时间化的流动与绵延,并有意识地过滤掉其中真实的生命血肉。宋明理学家运用理气、性情、形上形下的概念分解,忽略生命内时间的绵延流动,同样值得反思。伯格森强调,绵延即实体,乃持续不断地绵延、流逝与变化本身,但是,知性却要将其分解成非持续性的,静止的状态只是简单择取的瞬间。北宋五子中,程明道喜圆顿,常能体悟到流贯、绵延于道体中的生命之流,依明道体悟,仁体生意弥满,浑然一贯,随处可见,此之为"万物一体之仁"思想。明道体悟高妙绝伦,体用无决然区分,体不空悬,必带气化以显,又决非仅落入形质之气而遗失上通其极的超验之神,唯置身于绵延的生命之流中,体会天地造化与生命全体。     

论韩碑中的“文”与“道”

韩愈自觉地把碑志文创作纳入到古文运动中,为其"明道"服务.其碑志文既兼实用与文学之美,又鲜明地体现出"文"与"道"的相互贯通与融合.这不仅铸就了韩碑的文学化、经典化,也使其"文以明道"理论更趋圆融.     

论"道"与"逻各斯"之"异"

老子之"道"强调"无为"、"法自然"的原则,而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则强调"有"和"存在之物"的原则;老子明言"道"是不可言说的,而赫氏则明言"逻各斯"是可以言说的;老子主张对"道"的把握通过"体悟式"的认知方式,而赫氏则主张对"逻各斯"的把握主要走"分析式"之路.以当代的眼光看,老子之"道"与赫氏的"逻各斯"并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两者之间的差异正好可以互为印证、互为补充.     

"道"、"圣"、"经"与中国文章的写作模式

刘勰阐述的"道"、"圣"、"经"的关系确立了中国文章道--人--文的写作模式."道"是形而上的、难言的,对道的言说必须有灵动的智慧和高超的语言技巧,有此抱负的人如庄子、韩愈、苏轼等写出了千古文章."明道"对中国文章的写作的影响似乎有必要从正面肯定它们的价值.     

老子"慈"义哲学内涵管窥

《道德经》分为"上篇"和"下篇","上篇"说"道","下篇"言"德".老子的"三宝"承"道"而来顺接于"德"."慈"作为"三宝"之首,而又贯穿于"三宝"的始终,体现着老子哲学精神的内涵;同时,"慈"始终伴随着"道"而存在:观"道"之"慈",在于"虚静";得"道"之"慈",要在"能勇";用"道"之"慈",体现"无为".     

"内七篇奥义"之六《大宗师》奥义——顺应天道的庄学"明道"论

本文是"内七篇奥义"系列的第六篇.《大宗师》是概括总结庄学义理的"明道"论,与竭力否定"道"之存在的郭注义理冲突最大,因而郭象及其追随者做了大量手脚,导致《大宗师》成为"内七篇"脱简、错简、讹误、篡改最多的一篇,也是旧庄学之阐释距庄学奥义最远的一篇.作者在基本复原文本原貌的基础上,抉发出被旧庄学遮蔽两千年的"造化/文化"江湖/庙堂"息黥补劓"等庄学根本奥义.     

论老庄"大美"的道境之审美追求

"道"是融宇宙本体和人生之道为一体的形而上的抽象理念.老庄的"大美"是一种微妙玄通、虚形阴柔、静寂空灵、含蓄隽永的审美追求.老庄"大境"以自由心灵感受人生,以审美态度超越人生,以精神自由为审美旨归,是道家美学思想的最高的审美境界.     

明觉与思维——论二程认识路线的分殊

从现代哲学的知识形态出发 ,本文作者在认识论方面对二程哲学进行专题研究 ,重点指出两者之间存在的认识路线差异。心之明觉与心之思维作为心之智性两个方面的开展 ,一直一曲 ,一合一分 ,在认识天理的方式上 ,明道重心之明觉 ,伊川重心之思维 ,由此而建构各自的认识论。从目前整理完毕的文献资料看 ,明道的认识论比较自我圆成 ,而伊川的认识论存有自我矛盾之处     

论论柳宗元“卓然自得”的散文理论

柳宗元在散文理论方面多有卓见,“文以明道”是其理论核心.柳宗元所明之道是孔子的儒家之道,他强调道的实践性,主张文道并重;他提出了以“诚”为内质的作家修养论;他论述了诗文两体的基本分界;他提倡“卓然自得”的创新精神,并以自觉的美学意识丰富了其散文理论的内涵.     

论李珥的格物致知思想

:朱子以《大学》确立其实践工夫理论 ,自“格物穷理”下手以求“致知”之完成。其理论虽同于伊川之宗旨 ,但立论更为完备 ,且特别强调内外并进之过程。在李珥哲学系统里格物论是其修养论之先行工夫。他的格物论大抵承袭了朱子之学。但在格物方法上 ,比朱子更为重视明道的体认方法和孟子的“存心”之道 ,而且还十分强调后者     

以“家”为归——罗近溪哲学主旨探微

罗近溪哲学的主旨并非仅仅在于其对所谓“赤子之心”的发明,也并非可简单地概括为所谓的“求仁为宗”,而那种近溪学说“近禅”的说法则更是流于对其思想的不可原谅的误读.与所有这些解读不同,一种更为深入的分析表明,其主旨应体现为近溪思想作为泰州学派“身道”的真正光大者,在把身体的“亲亲”之知体还原为“生生”之本体的同时,还与此一致地把整个世界理解为“身向家的生成”这一生命谱系的衍化活动及衍化过程,从而开显出中国哲学思想所特有的“家本”的理论深髓.这使得近溪学说的推出既可视为一种“后理学”意义上的对中国哲学的理论开新,又直续《易》、《礼》,代表了在中国文化业已步入“家道中落”乃至“无家可归”的历史境遇之际,新一代思想家对中国古老而悠久的“宗亲之道”、“宗法之道”的历史回归.     

四书五经融通视域下的罗汝芳心学易学

"四书五经通而为一"是罗汝芳跟从胡宗正学《易》获得的重要结论。近溪心学易学的总思路是:先以太极生生为画前本旨,进而以乾坤相涵论心性,最后再以复卦统言功夫。四书五经的相互融通乃是作为诠释的总原则,始终贯穿在"生生(本旨)——乾坤(心性)——复(功夫)"的理路演进之中。近溪所欲达成的,是一个建立在彻底打通、彼此开放的四书五经基础上的一体圆融之学。由是,近溪之论《易》多与其它经典相联,其易学亦呈现出不拘一格的浑融气象。     

"尊德性"还是"道问学"?——以学术本体为视角

"尊德性"、"道问学"之说源于<礼记·中庸>.就"尊德性"而言,它首先是指一种关乎伦理道德的"践履性"说教;同时,"尊德性"必然地、内在地规定了"尊德性"之"学"的形上思辨的哲学发展路向.就"道问学"而言,其初旨也带有强烈的实用性、践履性;道问学通过读"经"而"明道",其内在规定性指向考据实学.以学术本体为视角,"尊德性"就是"道问学","遒问学"就是"尊德性".前者是说尊德性所涉对于诸"哲学"问题的探讨,其本身是一种"学";后者一方面是指学者一秉其"良知"而治学,另一方面则是取尊德性的"价值评判"之特质而正面肯定"道问学".     

圣王制作与孔子述道——先秦两汉的圣人观与孔子身份

古代中国的“道”从圣王之“治”中推演而出，具有实践属性，“作君作师”的圣王统合“制作”之权，明道而且行道。在东周以降的治道裂变中，无位的孔子成为“制义”的圣人，“圣”“制作”的意涵从此裂变，但孔子之为“素王”，仍只限于不侵犯时王在“行道”意义上的“制作”权力，而只是述而明道之谓，统合行道与明道的圣人观念仍保有于政治文化观念中。在“时”“命”“制作”等社会政治权力背景下理解“道”，进而在“明道-行道”这一社会政治权力结构中理解孔子之为圣人的意涵边界，可以更接近自周迄汉对孔子身份的认知，可以对古代中国的政治理想型有更切近的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