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严肃文学的生存发展问题

本文揭示了卖行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现代社会里严肃文学生存发展的艰难状况及其社会原因，并从目前中国文学的实际出发，就严肃文学的生存发展问题提出建议。     

商业时代文学生产的制约要素剖析

当中国社会从一个以生产为主导的传统社会步入消费型的现代商业社会时,文学的生产也相应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制约这种变化的因素一是文学生产的全球化背景,二是劳动、资本、利润和市场等生产要素。     

社会表现与自我表现——现代杂文与小品文创作主体文学观念之比较

文章认为,现代杂文与小品文的分离,不仅有文体自身发展变异和社会历史环境的原因,更有操作文体的主体的文学观念的因素在起作用,概括起来讲,两者的分离主要是杂文家注重社会表现与小品文作家侧重于自我表现的区别所致。     

亚当·斯密对现代商业社会立国之道的阐释

亚当.斯密是在商业活动成为国家事业的背景下,论述了现代商业社会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原则。与古典政治哲学把社会当作有机整体来思考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思维方式不同,斯密以个人为起点来理解社会,个人成了目的。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斯密确立了两条原则:一,每个人都是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二,正义是社会存在的基础。由此,亚当.斯密阐明了自由贸易、自由经营和政府职能的理论以及个人与国家、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关系。同时也向人们表明,容纳了财富、奢侈品和个人竞争的商业社会,同样能够维持良好的秩序,建立成功的国家。商业社会的立国之道就是通过使普通的个人享有正义和法律之下的自由,以达到富国裕民的目的,对外维护国家独立,对内保障个人自由。这样的立国原则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在于它更接近自然自由,更符合人性,是人人可及的。     

民俗文化与中国文学精神的现代转型

整个中国文化由上层文化、中层文化、下层文化三个层次构成。民俗文化属于下层文化的范畴,其精神特质主要体现为反抗精神与平民精神。民俗文化的这种精神特质对中国文学精神的现代转型起着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     

民族文学研究的突破与束缚——评刘大先《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

刘大先的《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以古代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为历史经线,以少数民族文学为核心焦点,以历史与书写、少数民族文学的身份与变异、差异与表述、地理与想象、迷狂与信仰五大主题为坐标点,全方位地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纳入到了中国现代转型的框架中加以思考,实现了较为全面地呈现中国少数族裔文学完整的图景的目的,显示了学术视野的丰富性和体系的宏大完整性及学术前沿性。但此宏大的研究构架,又可能在无意识间放逐了研究的焦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尤其是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在其视野宏大繁复、学科交叉多样的论述中,少数民族文学本身发展的轨迹却可能被材料化、肢解化。     

新街口商业精神在当代社会的示范价值

细数新街口的巨变历程，前后也不过5年的时间。短短5年内，究竟是什么让新街口谱写下中华第一商圈的发展传奇？     

俄国文学在现代世界文学的地位分析

俄国文学的文学成就,主要通过浪漫主义文学、现实主义文学和现代主义文学表现出来的。虽然这三方面的文学都并不完全源自欧洲,但都在俄国发扬光大。俄国的浪漫主义文学相对于西欧更为突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现实主义文学后来居上,不仅在作家和作品的数量上超过了西欧,在不同的体裁领域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俄国现代主义文学在全世界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被誉为文学的“白银时代”。     

《大宪章》与英国初始商业社会

1215年签署的<大宪章>(MAGNA CARTA)是英国历史上的重要文献.学者们一般只提及<大宪章>的封建权利和义务的意义,有的也引申到了对后来"自由"、"民主"思潮和运动的影响.笔者通过阅读<大宪章>的63款条文,发现<大宪章>认同了当时英国商业社会的现实,并对商业社会的各个方面予以了法律的框定.正因如此,<大宪章>对后来英国社会尤其是商业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文学生态与《现代》的编辑策略

<现代>的编辑策略主要表现为准确定位、商业运作、事业追求三个方面,其中既有对当时文学生态的主动适应,也有对文学理想的执著坚守,体现了施蛰存的明智选择:准确的定位使<现代>能够在政治斗争的夹缝中生存,避免因观点分歧而导致的破裂危险;商业运作使<现代>获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为其持续出版提供了物质上的保障;事业追求则使<现代>致力于译介外国文学、扶持新兴文学,为中国文坛擦亮了现代派艺术的火花.     

明代文学发展进程的完整阐述——评《明代文学与文化》

《明代文学与文化》是吴志达先生以79岁高龄奉献给学术界的一部新著①。这部关于明代文学史的著述立足于文化,从深层的社会层面论述了明代文学的发展变化,对各个时期文学观念的变迁、文学题材的选择、审美情趣的嬗变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观照。在＂绪论＂中,吴先生说：     

儒家文化精神与现代社会发展

儒家文化精神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主要组成部分，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起过积极的作用。在21世纪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儒家文化精神的整体主义、以人为本、普遍和谐、创新自强、重视教育和讲义求利等基本精神，对培养现代人注重社会利益、关心他人需求、保持人与自然以及社会之间的和谐、努力拼搏进取、重视人才教育和树立正确的义利观等思想理念和行为方式，仍然具有正面效应和积极作用。经过认真的发掘、研究、改造和创新，儒家文化在今天继续充满了生机和活力，为弘扬和培育优秀的中华民族精神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并可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现代》、翻译与文学现代性

和同时代的文学期刊相比,施蛰存主编的<现代>杂志有一个突出特征,即对现代主义文学的倡导.通过梳理<现代>杂志的现代派诗歌翻译情形,从文学翻译的角度对<现代>的现代主义取向加以分析,可以看出这种取向和当时的社会环境、赞助人(现代书局和编者)以及译者的诗学现念有密切关系.翻译参与构建中国文学现代性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通过<现代>杂志这个个案可以看出,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绝不仅是单纯的不同语言间的符号转换行为,而更是一种跨文化语境下的文化阐释.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环境、赞助人以及译者的政治倾向和诗学观念等,都会对翻译行为(如翻译对象的选择、翻译策略的使用等)产生影响.<现代>杂志不仅通过创作也通过现代派诗歌翻译这一特殊的文化行为深刻地参与、推动和影响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     

考察中唐文化与文学转型的新视角--读马自力《中唐文人之社会角色与文学活动》

在唐代文学领域,近年最引人注目的是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研究,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文学与政局的关系,如卞孝萱《唐人小说与政治》、王汝涛《唐代小说与唐代政治》、孙琴安《唐诗与政治》、胡可先《中唐政治与文学》、《政治兴变与唐诗演化》;一是文人的政治角色,如傅璇琮《唐宋文史论丛》所收翰林学士研究系列论文、戴伟华《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傅绍良《唐代谏议制度与文人》。仅从这些书名就能感受到,“政治”正在成为学者们热切关注的视角。最近出版的马自力《中唐文人之社会角色与文学活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属于后一方面的研究,它为我们多角度地认识唐代文人和文学带来富有启发性的思考。     

中国现代文学史观的反思与重构--评王泽龙教授的《反思与重构》

自从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出版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发展已有50余年，其间编写的各种版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不计其数。有什么样的文学史观就会有什么样的文学史。文学史的书写历史与学科的发展就是在不断的反思中重构的历史过程。华中师范大学王泽龙教授的著作《反思与重构——中国现代文学史观综论》（以下简称《综论》，新华出版社2005年7月出版）对近十年来现代文学研究中体现的文学史观作了自己的阐释。     

社会责任、商业信任与商业信用成本

以购销交易中商业信任关系的形成机制和表现形式为研究视角,运用2009-2013年沪深A股主扳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了良好的社会责任表现对企业商业信用成本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良好的社会责任表现能够促进企业在购销活动中与供应商形成较好的商业信任关系,降低使用商业信用的交易成本,并且这种促进作用不会受到企业股权性质的显著影响,但会受到买方企业市场竞争力的影响,仅在买方企业市场地位较弱时才会表现出来.文章的结论补充和丰富了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债务融资效应等经济后果问题的研究.     

现代希伯来文学在中国

现代希伯来文学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18世纪后期,以色列建国后得到了长足发展。从内容上看,现代希伯来文学更多表现犹太人在传统与现代、本体文明与外在同化相互纠葛之间的内在心灵冲突。近半个世纪以来,活跃在文坛上的以色列作家主要有“本土作家”、“新浪潮”作家及其之后出现的第三代以色列作家。在我国,对于现代希伯来文学的译介始于“五四”前后,当下的情况是,小说、诗歌等文类的作品逐步得到译介,对于现代希伯来文学史的研究与教学也正在起步。     

直面文学的式微--现代传播媒介与文学诗性空间萎缩的内在关系之审视

现代传播媒介对文学的消解直接导致了文学诗性空间的萎缩.这主要源于现代传媒从启蒙到操纵转换时所拥有的文化权力,具体表现为对读者、作家、语符化文本的全方位渗透与侵蚀,并用"新说法体系"和"霸权话语"建构了独享风流的"传媒文本".但作为"边缘存在"的文学的式微并非一定会导致文学的消亡,相反可能是一个重构的契机.     

中国语境下的文学史观--评王铁仙的《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及其意义》

1985年黄子平、陈平原与钱理群合作的<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一文,引发的效应至今不绝.陈思和在提出"新文学整体观"之后又与王晓明共同发起"重写文学史"的讨论.新意迭出的各家论述着实让现代文学的面貌大为改观.这些论述不仅在改变着细节上的表述,而且带来了始料未及的后果: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合法性受到了质疑.当我们将远古至明清一股脑儿地叫做"中国古代文学"的时候,我们怎能不怀疑1917年之后三十年文学的分量能否成为一门与之相对的学科?于是现代文学的研究者对于现代文学的起点与终点开始重新打量,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命名的合法性的讨论也日趋公开.     

《现代文学》杂志与台湾现代派文学的兴起

20世纪60年代台湾风云际会,为《现代文学》杂志的产生创造了充分条件,以白先勇为核心的作家群以《现代文学》杂志为阵地,掀起了台湾的现代派文学浪潮,为台湾文学打开了一个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