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建构国家形象的辩证性思路

以中国电影建构国家形象,是一个具有较强意识形态色彩的命题,需要遵循思维的辩证法.以电影艺术为重要媒介建构国家形象,需要在“破坏与重建”的欲望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想象”地践行政治理想,使之成为社会思想和精神动力的资源.这对目前缺乏政治理念与辩证思维的中国电影来说,仍然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     

跨区域华文诗歌中国形象的再现想象论

面对居住地主流文化中对中华民族的民族和国家意识的压抑与遮蔽,许多跨区域华人诗人采取了对抗性的写作姿态.在他们的诗歌中,他们通过再现式想象方式,揭示了居住地主流文化中塑造的中国形象的意识形态特性,表现了他们对故国家园的认同.这种认同,既涉及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记忆,又涉及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文化符号和文化精神.由此,跨区域华人诗歌在一代又一代诗人的辛勤拓展下,开始形成一个日趋广阔的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想象空间.     

跨区域华文诗歌中国形象的变异式想象论

跨区域华文诗歌中的变异式想象不只是一种修辞方式,而且是诗人们对中国传统的一种现代性认知思维与方式的表现。建基于这种想象之上的中国形象表现出了一种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对话性。这种对话性是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跨区域华人诗人们打造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有竞争力的中国文学经典、中国历史人物、中国历史形象的必然选择。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韩国人形象

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有大量的以韩国人为主人公的作品。特别是“九一八”事变之后 ,由于中韩两国面临相同的历史命运 ,韩国人形象更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热衷于表现的一个领域。本文打算采用比较文学形象学的方法对这一文学现象进行研究 ,希望获得对中国现代文学中韩国人形象变化的把握 ,并且得出对这一变化背后的历史文化背景的认识。     

近代欧洲的“中国形象”及其乌托邦价值

17世纪以后 ,中国与欧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文化交流的高潮。来华传教士们通过他们的书信、报告、著作、回忆录以及翻译中国典籍 ,把一幅关于中国的“肖像”展示在欧洲人面前 ,大大增加了欧洲人关于中国和东方的知识 ,开阔了欧洲人的世界图景。启蒙思想家们对中国文化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中国文化对启蒙思想家的激励和影响 ,启蒙思想家对中国文化的“解读”和评论 ,构成中西文化交流史上蔚为壮观而又意蕴无尽的文化景观。在启蒙时代 ,中国成了欧洲人向往和追求的“理想王国”的一个典范。这种典范或“乌托邦”发挥了巨大的参照系的功能 ,对他们的社会改造方案起到了示范作用。中国的典范或“乌托邦”在启蒙时代激励了欧洲人对“理想王国”的向往和追求。     

论沈从文笔下的生命硬汉形象

沈从文小说中的生命硬汉形象系列是以往的论者所未关注、未挖掘的。本文从沈从文的生命信仰及其传奇般的人生经历的角度切入 ,分析沈从文作品中的生命硬汉形象 ,此类形象的内涵与沈从文特有的历史忧患意识密切相联。     

论金庸笔下的隐士形象

金庸作品中有大量的隐士形象,大致可分为三类:(1)历经曲折离奇最后悄然离去;(2)由隐居生活到入世然后再出世;(3)"半隐".金庸主要是通过类型化的背景人物烘托、对人物孤独心境的开掘和表现等手法来塑造众多的隐士形象的.如此反复地经营此类形象,这和作者的人生体验有着密切的关系.金庸是孤独的,而孤独是一种心理失衡.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金庸把内心的孤独成功地转向了利己(道家的全身保身),使之平衡.     

跨区域华文诗歌中国形象的类比想象方式论

在跨区域华文诗歌中,类比性想象不但帮助诗人们完成了对标志性动物、核心性地景、代表性节日象征符号意义的对抗、补充和互相指涉性的书写,而且也表现了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记忆、文化价值观和文化精神。可以说,龙、长城、长江、黄河、春节、清明、端午、中秋等象征性符号,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凝结着民族文化中最具活力、最具代表性的精神。它们像一根精神红线,在纵向上将华人与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横向上将分布在亚洲、北美、东南亚、大洋洲等不同区域的华人团结起来。     

漫论池莉笔下的孩子形象

本文通过对池莉笔下的孩子形象的分类分析,论述了池莉在孩子形象塑造领域的新眼光,阐明了池莉进步的儿童观及其对文学的意义。     

论中国形象的文学塑造

随着中国国力与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中国形象的塑造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热议,并已经上升到了国家层面.中国形象的塑造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在综合国力中形成了明显的短板.中国形象的塑造需要文学的参与,文学在中国形象建构方面具有独特的作用.     

跨文化形象学的观念与方法——以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为例

跨文化形象学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理论分析在形象、类型、原型三个层次上展开。个别文本中的中国形象是直接分析的对象,但研究问题却是个别形象在总体形象类型中的程序化过程。类型是跨文化形象学的关键概念,是分析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的基本功能单位。原型表明形象谱系自身的继承与关联关系,是形象史中最基本的、超越个别文本与时代的、深入到集体无意识心理中的普遍可交流的领悟模式。乌托邦化与意识形态化两种意义原型,为诠释西方的中国形象提供了基本的意义模式,同时也对应着西方中国形象的历史演变过程。跨文化形象学最终落实在文化心理深处富于表现力与创造力的原型上,关注作为西方现代性话语实践的中国形象中包含的知识与权力及其体现在现代性世界观念秩序中跨文化交流的话语霸权上。乌托邦化与意识形态化中国形象原型,分别指向两种"东方主义"。而两种东方主义两极之间形成的张力,赋予西方文化扩张发展特有的活力。这才是我们在"文化自觉"大命题下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张贤亮笔下的硬汉形象

张贤亮一生中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其作品有个明显的特点就是他的小说大都以男主人公为主要描写对象，并且他自始至终都以男性意识来关照其作品中的人物，张扬男子汉的雄性意识。     

国家形象、政党形象和执政形象之关系论析——政治学视野下的当代中国国家形象理论研究

国家形象、政党形象和执政形象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三个独立概念,当前学界存在着对这三个概念辨析不清、甚至混淆误用的现象。狭义的国家形象、政党形象和执政形象是广义上的国家形象理论中占据不同层次的组成部分。三者在形成过程、与认知对象和主体传播能力的高度相关性方面具有很强的共性,但在依托基础、保证机制和稳定程度上又很不相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形象是中国国家形象理论建构的突破点,在进行执政形象建设时,党的自身建设是基础和前提,并且需要把党的执政形象建设与中国国家形象融合在一起,以之带动国家的现代化发展。中国的国家形象理论研究,对其他后发现代化国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萧红笔下的妇女形象

萧红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 ,以她清新明丽、细致沉郁的笔锋 ,展现出苦难中的女性心灵中的哀怨、痛苦和对生命的不懈追求 ,给中国新文学史的画廊留下了“萧红式”的妇女群象     

形象:想象的表意实践——形象学中形象概念的内涵新探

跨文化形象学中的形象就是他者形象,形象不是对对象的客观反映,而是对对象的想象,形象就是想象主体的表意实践。想象主体在想象中赋予对象某种意义,这种表意实践活动又是由想象主体所处的具体历史语境和意识形态话语直接控制的。因此,形象学研究的虽然是异国形象,但重点不是研究被想象的异国他者,而是处于特定历史语境和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中的想象主体。形象在一个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在意识形态的主导之下通过形象系统的符码化与再符码化运作,表达着一个民族对于其他民族的整体印象,确立想象主体对被想象的他者的优越地位。     

朝鲜朝燕行使臣笔下清朝中国形象的嬗变及其内因

朝鲜朝燕行使臣对清朝形象的感知与描述与其隶属的朝鲜朝社会或朝鲜朝士大夫阶层对清朝的总体想象密不可分。但具体到特定的经验个体,由于其具体身份不同、对异国的观察时间与观察程度不同,因而所得出的结果也必然有所不同。而出自对清朝社会观察时间较长、观察次数较频与观察程度较深的作者之手的＂使华录＂文本,会较少受到朝鲜朝社会对中国总体想象的影响,我们从中也能够更加全面、透彻地观察清朝社会的＂实像＂。     

论中国在东南亚的国家形象塑造

东南亚是中国实现和平发展的关键区域,提升中国在东南亚的国家形象是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必然要求。冷战结束以来,中国逐渐在东南亚塑造了良好的经济、政治、外交和文化等方面的国家形象。当前,中国在东南亚的国家形象仍面临着诸多挑战,如经贸问题、南海争端和中国威胁论的影响等问题。要进一步塑造中国在东南亚的国家形象,必须深化各领域的合作,妥善解决南海争端,加强文化外交,协调好与美日在东南亚的外交活动。     

中国传统礼治视野下的福观念

礼治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治理方式。在礼治文化背景下,人们强调礼的节制作用,认为礼是福祸的本源,福祸是遵循或违抗礼治带来的必然结果。福有多种内涵,不仅有个人、宗室之福,也有天人大福。从社会治理的角度,人们认为福最核心的内容是备,是顺,是顺天地自然,顺君长,顺宗室等。求福重在人为,天赐之福的根据在人,人要通过尊道、养德、行义来求福。传统礼治视域中的福观念糟粕与精华并存,值得我们今天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认真反思和借鉴。     

马修·阿诺德笔下的大众形象

大众在阿诺德笔下呈现出不同的形象。在阿诺德看来,他们是无政府主义的代名词和社会动荡与不安的根源所在;也是游离于文化概念边缘之外、远离光明的社会渣滓,既受不到文化的熏陶,又得不到美好与光明的眷顾;还是国家亟待教化的对象,需要将其从较低层次的发展阶段提升至较高层次的发展阶段,以适应文化的要求。阿诺德对于大众形象的界定对于我们理解他的文化理论有一定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