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学》之“诚意”

汉唐儒、朱熹和王阳明对《大学》之＂诚意＂有不同的论述。汉唐儒并没有特别重视这一概念,而朱熹和王阳明则对＂诚意＂有所强调。汉唐儒的修身和为政是一体的;朱熹理学思想强调的是修身成德,从而造成了修身与为政之间的隔膜;王阳明在＂致良知＂的思想之下,以＂诚意＂为中心较好地处理了为政和成德的关系。无论汉唐儒、宋儒还是明儒,他们的相同点都是强调践履。     

陶渊明在儒家道统中的地位新论--对《桃花源记》主旨的一种剖析

陶渊明身处南北朝之乱世,而以《桃花源记》隐括儒家大同至德境界,使后人得以获得一种重要的理想寄托与心理安慰,其在儒家道统中的地位上承周孔,下启宋明,其地位与作用当介于汉唐董仲舒、扬雄、王通、韩愈之间,同为儒家重要先贤人物。     

浅议《孟子》由子升经的过程及原因

中国经学由汉学向宋学的划时代转型,以四书学的兴起为标志,其思想渊源可追溯到汉唐以来的四书升格运动.<孟子>自汉唐以来经历了由子升传、由传升经的升格历程,到宋代都上升为儒家经典.本文就其由子升经的过程及原因展开探讨.     

尹焞对《论语》和《孟子》的诠释及其对洛学的笃守式继承

在程门高足相继谢世,洛学无所折衷,复遭怀疑、歪曲与批评的两宋之际,尹焞以笃守师说为自任,使洛学的传承和传播得以保持其原初样貌,居功至伟。但尹焞的思想学术特色并非“笃守师说”即可论定,其对《论语》和《孟子》的诠释还蕴含着反对解经新奇、力求注解简当的整体原则,争取洛学社会政治地位、维护洛学纯正性的现实意图,广泛摄收汉唐旧注、宋儒新解的包容特点,推阐强化洛学思想命题、价值取向的学术旨趣。不过,他对“主敬”工夫论的发明,语焉而未详,流露出“心学化”的思想倾向。     

苗族原始崇拜中的哲学社会思想萌芽

苗族原始崇拜作为原始宗教意识的表现形式,其中包含着哲学社会思想的萌芽.本文力图从苗族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中挖掘出其中的哲学社会思想.原始崇拜为苗族先民的想象力提供了遨游的空间,使其思维得以迅速发展.     

康有为孔教观视域中的汉唐哲学

大声疾呼立孔教为国教的康有为极力推崇孔子,这使先秦诸子成为其关注热点。在对先秦诸子传承谱系的追溯中,汉唐哲学成为不可逾越的环节。通过孔学、老学和墨学对汉唐哲学的影响,康有为勾勒了汉唐哲学的概貌,这一切都是围绕着孔教观展开的。康有为视界中的汉唐哲学受制于其孔教观,正如孔教观使其在审视先秦哲学时将诸子皆视为孔子后学,断言＂百家皆孔子之学＂一样。     

汉唐和亲与西域文明

汉唐时期,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数以及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和亲共有112次(详拙著《汉唐和亲研究》附录一),而这些和亲的某一方绝大部分在西域地区,有的其政治中心虽不在西域,但其统治区域的相当一部分仍在西域。本文就汉唐和亲如何影响西域文明以及汉唐和亲在哪些方面对西域文明产生了影响,略述己见。     

灾异政治与汉唐“冬无雪”史料的文本反思

“冬无雪”是反映暖冬或气候干旱的典型现象。汉代记载较少，唐代明显增多，该变化一直被部分学者视为汉唐气候变迁的重要证据。但实际上，“冬无雪”记载的变化还与汉唐农业种植结构调整和天人感应灾异思想兴起的社会背景相关。尤其是西汉后期，宿麦的推广使“冬无雪”成为影响作物越冬的重要灾异现象。在天人感应思想下，“冬无雪”又沦为灾异天谴的外在形式，被赋予更多的政治意蕴、思想内涵与文化表征，并伴随史书记录灾异功能的强化而被逐渐重视。所以分析汉唐“冬无雪”等气象史料，应从气候变迁的单一视角，转向对史料所蕴含的历史问题、社会现象与文化内涵的多维解读，以重新认识其文本指向与文本价值。     

论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文化思潮

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是该社会基本制度在价值层面的本质规定,是该社会系统得以运转、社会秩序得以维持的基本精神依托。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党在思想文化建设上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和重大战略任务。必须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确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牢固占领思想阵地;必须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全面贯彻＂双百＂方针;必须坚持指导思想一元化,积极开展理论批判,抵制错误社会思潮的影响。     

毛泽东与抗战胜利前后党的城市工作

抗战胜利前后,毛泽东从中国共产党能否得以长期生存发展以及能否夺取中国革命最后胜利的战略高度强调了夺取城市的重要性,并指挥我党在对日反攻和对国民党自卫反击作战中收复了大批城市;毛泽东提出城市解放初期要实行军事管制、执行严格的城市政策、迅速恢复城市社会秩序、及时建立城市人民政权、培养大批城市工作干部等思想,为我党接管城市提供了指导思想;毛泽东提出要派遣大批干部进入国民党收复的城市中开展秘密工作、援助国民党统治区城市爱国反战运动等主张,为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城市工作指明了方向.     

中国古代儒家"用夏变夷"思想与理论的变迁

“用夏变夷”是儒家民族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孟子首次提出后,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其精神实质和具体内涵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发生了一些变化。大体说来,它经历了从孔子时的“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到孟子时提出“用夏变夷”的思想;从先秦时的“外夷狄”、“正朔所不加”到汉唐时的“华夷一统”、“夷狄进至于爵”;从先秦汉唐时的“不予夷狄之主中国”到金元时的“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几个阶段。     

结合民族特点,发展民族经济——遮放公社三十年变化的启示

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思想,既是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也是边疆民族地区迅速改变落后面貌、实现四化的指导思想。云南省是一个多民族的边疆省份,边疆民族地区的四化建设一定要结合民族特点。只有这样,才能较快地发展民族经济,使边疆少数民族迅速跻于先进民族的行列。     

王安石"不加赋而上用足"之说试析

"不加赋而上用足"是中国古代传统的理财良法,王安石变法以之为理财的指导思想,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有所损益,使之切合时代需要,得以实现其"富国强兵"的目的.     

汉唐“私谥”文化简论

“私谥”是汉唐时期体现师生关系的一种特殊文化现象，其礼仪内容和形式大体形成、定型于汉唐。这种介于国家礼典和民间礼俗之间的“私谥”在较大程度上体现了汉唐时期“师”阶层在文化地位与政治影响间的尴尬。     

韩愈之道:社会政治与人生的统一

本文通过历史的分析和逻辑的分析,对韩愈的新儒学作了深刻的诠释和论证。韩愈把中唐社会危机和思想文化问题归因于佛老对儒家中国的侵蚀,因此发挥经典儒学中的人生学说,并维护儒学社会政治,从而将社会政治和人生整合为一体化的儒学,使汉唐以来社会政治与人生分裂的社会和思想文化的儒佛(玄)二重结均初步实现了理论上的统一。由此,本文认为,韩愈是汉唐思想的归结,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开启了宋明理学。     

“三个代表”与中国妇女解放

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不仅是面向新世纪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也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重要指导思想.中国妇女解放的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代表了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使妇女获得了解放与发展;中国共产党代表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使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得以丰富和发展;中国共产党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使男女平等的重大举措得以确立和实施.     

唐诗中的五陵情结

五陵少年和五陵原在唐代诗词中频繁出现,成为连接汉唐两代文化的一个纽带,也使唐诗中有着浓厚的五陵情结。汉唐两代都有开疆拓土的经历,且没有过多思想约束,这是五陵少年能够共同存在于汉唐两代文化中的重要原因。五陵原是唐代人反思历史的一个参照系,昔日辉煌的汉代五陵原在唐诗中总是带着忧伤的色调,成为与大唐气象相伴而生的一缕悲凉之气。五陵少年和五陵原是唐代文化中的两个象征符号,前者是唐代豪侠气概和自由精神的象征,后者则成为大唐盛世文化的悲凉底色。     

汉唐"心丧礼"简论

汉唐之际"心丧礼"虽作为普遍存在的一种学礼制度,但未纳入国家正式礼典,且长期存有异议,其内容较为集中地反映出集权礼乐型国家政体是以"师"即教育作为重要纽带方得以成就的事实。"心丧礼"的实质是明确"师"介于君权与父权之间的特殊社会角色,并强调其对个人、社会及国家的重要作用。     

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现代性的生成

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现代性得以顺利生成的一剂良药。由于有了邓小平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科学化、人的发展全面化的有机系统的理论,中国的现代性之生成才找到了合理解决的思想和原则, 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才得以全面、迅速、良性的拓展。     

"三个代表":从党建思想到指导思想的飞跃

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 ,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行动指南 ,实现了从党建思想到执政党指导思想的历史飞跃 ,这不是偶然的 ,而是有其深刻的理论依据和实践基础 ,是历史和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