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研究朱子经学的力作——评《朱熹经学与中国经学》

蔡方鹿教授研究中国哲学二十多年,在许多方面颇有建树。尤其对宋代理学用力甚勤,对朱子学颇有研究。自2000年赴台湾出席“朱子学的回顾与21世纪的展望”学术研讨会回来后,他潜心研究朱熹经学,历经四载,写就《朱熹经学与中国经学》一书(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出版)。这是目前系统研究朱子经学的一本专著。这部书分两部分。前半部分系统介绍了中国经学的历史发展,可作为简明扼要的经学史来读。经学是中国文化的根柢,是中国传统精神价值的载体,蕴含中国文化的精华。历代儒者均尊经注经,在本书中,研究经学史的价值也是整理朱熹经学的理论理路。本…     

朱熹涵泳《诗经》的方法论意义

朱熹视涵泳之法为训诂、章句之外的一种解经之法。这在经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意义。涵泳之法具有推重本文、强调感性和践履的特点。《诗经》以其“吟咏情性”的本质,尤为适合涵泳。《诗集传》中的“情性”观念,与理学的心性论紧密相连;朱嘉以“喜怒中节”为《诗经》的最高境界,这都反映出朱熹的涵泳《诗经》的思想与其“中和新说”的密切关系。考察朱熹对《毛序》由怀疑到否定的过程,也当结合其理学思想的发展历程。     

朱熹经学之渊源

朱嘉吸取汉唐训诂注疏之学的优长 ,批评其流弊 ,将训诂注疏之学与义理之学相结合 ,使义理的阐发建立在较为可靠的材料基础上 ;他不囿于成说 ,而是大胆怀疑 ,加以创新 ,这种思维方式乃发端于唐宋之际的疑经惑传思潮 ;作为“四书”学的集大成者 ,朱熹的思想与唐宋时的“四书”之学也存在密切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 ,朱熹不仅是宋代经学的集大成者 ,而且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 ,故而北宋以来的理学也是朱熹经学思想的重要渊源     

魏了翁与宋代理学

魏了翁(公元1178——1237年)字华父,南宋邛州蒲江(今四川省蒲江县)人,学者称他为“鹤山先生”。魏了翁是南宋末年著名的理学家和政治思想家。曾任职于南宋中央和地方政府。魏了翁出仕的初期,正是程朱理学被定为“伪学”、“逆党”的时候,当时“讳言道学”,(《宋史·魏了翁传》)但他却独承濂洛一派学说,又上疏请表彰周敦颐,并为周敦颐、程颢、程颐请谥,在确立理学统治地位的过程中,他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在政治上,魏了翁不满意宋代末年的腐败政治,极力主张改良,提出了“观民以察     

毛泽东评点朱熹

婺源茶院朱氏第九世孙朱熹(1130-1200)，不仅是我国南宋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和理学之集大成者，而且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以至自然科学有不同程度的贡献，“彼所完成之理学，操纵我国哲学、教育、礼制等凡七百年；支配日、朝之文化，亦数百载。”对于朱熹，毛泽东早在长沙求学时，就认真研读过朱子书籍，对朱熹主张抗金图存、恢复中原的爱国思想甚为赞扬推崇，对他的理学思想也相当钦服。     

朱熹易学简论

作为易学哲学大师,朱熹追求《周易》一书的本来面貌,提出了“易本卜筮之书”的命题,突破了经学的传统观念;他以阴阳对待和阴阳流行概括易学中的阴阳变易学说,进—步发展了中国古代的辩证思维;他以程颐体用—源说解释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将汉唐以来易学哲学中的宇宙生成论体系,转变为本体论体系,对儒家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南宋理学家蔡元定生平考异

考订有关南宋著名理学家蔡元定生平中“隐居西山及其动因”、“初会朱熹及对朱熹理学之贡献”、“谪贬道州及其原因”等三个主要问题,可以确认,蔡元定作为朱熹学问的重要讲论者和启发者、朱熹著作的撰写者、修改者和校订者和理学人格的践履者,在宋明理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文学史应为朱熹诗留一席位

<正> “朱熹是理学派,诗非理学诗,论者以拟岑嘉州。”(转引自胡云翼《宋诗研究》)朱熹在诗坛上可否与岑参并论,此处不谈,单就“诗非理学诗”这一断语而言,论者确实慧眼独具,透过朱熹诗的理学表象看到了美的内质,从而作出了正确的判断。令人遗憾的是,朱熹诗作至今不载于文学史。为此,拟结合朱熹生平和思想探讨其诗歌创作概况及其诗不断为     

张栻与岳麓书院

张栻(1133——1180)字敬夫,号南轩,四川绵竹人,是南宋时著名的理学家、哲学家、教育家,与朱熹、吕祖谦齐名,时称“东南三贤”。张栻生于西蜀,长于湖湘,自幼受学于庭教,深受其父抗金名将张浚思想的影响。既长拜理学大师胡宏为师。以后长期主持岳麓书院教事,研究、发展了理学,奠定并扩大了湖湘学派的规模。通过讲学与学术交流活动,岳麓书院成为当时学术的中心,全国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对湖南、四川乃至全国的学术、教育、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主教岳麓书院宋代学术发达,两宋文化继汉代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之后,有了一个创造性的发展。北宋时期,各理学流派开始形成,其主要派别有周敦颐的濂学,二程的洛学和     

朱熹经学研究的重大成果

蔡方鹿教授从事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至今二十余年,从一开始他就一直专注于宋代,而于朱熹用力甚多。积多年的研究心得,厚积薄发,近年来连续出版了数部有关宋代哲学文化的专著,其中对朱熹的创获犹多。继2000年推出《朱熹与中国文化》一书后,最近又出版了《朱熹经学与中国经学》(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版)一书,对长期以来朱熹研究中最为薄弱的环节——朱熹经学首次进行了系统而精深的研究,取得了值得称道的成果,不仅为朱熹经学的研究,而且为整个中国经学史的研究都作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这确实是一部值得向学术界推荐的学术力作,故将初步感受略述于…     

浅论魏晋玄学对儒释道的影响

魏晋玄学思潮衰落之后 ,其哲学精华活在儒、释、道 (教 )的理论创作中 :玄学的哲学范畴和“形名学”、“言意之辨” ,构成了魏晋南北朝佛教义学语言环境和思维方法 ;玄学本体论流派的哲学思辨使道教哲学由粗糙走向精致 ,元气论流派的生命哲学则培育了士人的本土宗教情感 ;玄学促进了南朝经学向义理化方向发展 ,其潜在的“体用”、“性理”、“内圣外王”观念 ,对北宋理学的兴起产生了直接影响。     

清代朴学家的反理学思想及先进的文学观

清代朴学的开山为顾炎武,他根本不承认理学之能独立,他曾说: 古今安得别有所谓理学者,经学即理学也。自有舍经学以言理学者,而邪说以出。(全祖望《亭林先生神道表》引) 梁启超非常重视他这个话,说: “经学即理学”二语,则炎武所创学派之新旗帜也。(《消代学术概论四》)接着梁启超指出“这个话有两个毛病:一、以经学代理学,实推翻一偶像,而又供一偶像。     

论“东南三贤”理学思想之异同

朱熹、张栻、吕祖谦是齐名于南宋时期的理学家蛉说难趸疃诘笔敝泄涎睾5厍?故世称“东南三贤”。其中,朱熹(1130—1200)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的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一直居于正统地位。张栻(1133—1180)、吕祖谦(1137—1181)的学术成就和影响虽比不上朱熹,然而各有特色。吕祖谦有深厚的家学渊源,注重历史和文献的研究,同时注意汲取当世不同学派的思想资料,创立了以史学见长、杂博著称的“吕学”。张栻是抗金名将张浚     

“经学即理学”刍议

顾炎武本人心目中的“理学”是指明道救世之学。全祖望所概括的“经学即理学”一语与顾炎武思想基本相符。“经学即理学”思想为批判理学提供了方法论指导 ,使清代的批判理学思潮与汉学汇流 ,同时也意味着经学研究范式的转移 ,即由注意思辨与体验到注重分析与实证 ,从客观上促进了传统经学的瓦解以及学术独立精神的建立     

由“君子好逑”的解释史看汉宋之别——以郑玄与朱熹为例

《关雎》是《诗经》第一篇，也是经学史上极重要的经典文本。从经学解释史的角度看，历代学者对《关雎》的理解众说纷纭。例如“君子好逑”的“好逑”二字在汉、宋学者笔下有着完全不同的解释。其中，东汉经学大师郑玄用“和好怨仇”解释“好逑”，目的是用“后妃之礼”来贯穿全诗，而宋代理学大师朱熹用“好配偶”解释“好逑”，目的是用“后妃之德”来贯穿全诗。这种解释差异，从思想史意义上反映出经学史上的“汉棠之别”在经典解释中的具体体观．     

南宋徽州人文环境变迁与新安理学的形成

宋代理学导源于周敦颐,分流于张载、邵雍和二程(颢、颐),集大成于朱熹。朱熹以孔孟之道为本,援佛道入儒,综罗北宋理学诸家之说,将传统儒学提高到前所未有的哲理化高度,创建了一个完整而系统的理学体系。朱熹一生讲学不辍,门生弟子数千人,遍及闽中、两浙和江右等南方地区。他们同尊朱熹,朱子学的发明则各具特色、各有心得,形成了众多流派。徽州(旧称新安,今安徽黄山市)历史上辖歙县、黟县、休宁、祁门、婺源、绩溪六县。婺源系朱熹祖籍,徽州的朱门弟子以朱熹嫡传自誉,在发明、诠释朱子学方面独树一帜,被称为“新安理学”。新安理学在南宋形成…     

朱熹理学与禅学的家族相似性

朱熹理学与禅学思想从哲学上来看,在多方面表现出如维特根斯坦所说的“家族相似性”。本体论上朱熹的“理”与禅学所说的“性”或“自性”、辩证法观点上朱熹的“心统性情”说与禅学推崇的“一心二门”论、认识论或工夫论方面朱熹的“正心诚意”与禅学提倡的“明心见性”都有诸多方面的家族相似性。与禅学思想互鉴,可以更好地理解、把握朱熹理学的思想实质。从思想史发展的逻辑角度看,朱熹理学思想是儒家思想和禅学等思想各自发展、融通合流的产物。     

明末到清初的思想转折

明末到清初,不仅是政治大动荡的时期,而且也是思想大动荡的时期。这是理学缰化以后出现的必然现象,也是中外思想碰撞的结果。一、王学冲击理学南宋朱熹是理学集大成者,从那时起,理学逐渐时兴,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到了明代,由于统治者大力提倡程朱理学,理学很快就僵化了。被称为“醇儒”的翰林院学士薛瑄曾经说:“自考亭以还,斯道已大明,无烦著作直须躬行耳。”(《明史》本传)考亭指朱熹。从朱熹以后,儒道即理学已经明白,十分完备,用不着再写什么著作来阐明,只要“躬行”就可以了。薛瑄说“躬行”和蒋介石     

六朝经学的中衰与发展

<正> 皮锡瑞渭:“经学盛于汉,汉亡而经学衰。”这是治经学史者的传统观点。张衡早就讲到:“愍文学之弛废,怀儒林之陵迟”;魏明帝则说:“兵乱以来,经学废绝”。作如是论者,其后甚多。但从皮氏所说:“郑(玄)学出而汉学衰,王肃出而郑学亦衰”,其故在“郑君为汉儒败坏家法之学”,王肃“效郑君而尤甚”,我们反而由此看到:儒家经学在两汉之后虽是中衰了,但也有发展。不过从什么角度来看其兴衰,衰的是什么,发展的是什么,都应作具体分析。     

朱熹和张栻关于仁的讨论

朱熹(1130—1200)和张栻(1133—1180)同为南宋著名理学家、哲学家。两人对当时共同关心的一系列学术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仁”就是其中的一个重大问题。 朱熹和张栻关于仁的讨论,围绕着仁与爱、仁与心、仁与公,仁与义礼智等问题展开。讨论的结果,深化了宋代理学对仁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