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战前夕新桂系的“骑墙政治”

1930年至“七七事变”前,是新桂系(以下称桂系)从受挫到复起阶段。他们从维护、扩大自身利益出发,在国民党蒋介石与中国共产党两大对立的社会政治势力之间的缝隙中实施“骑墙政治”,求得发展以至“问鼎中原”。也就是说桂系采取了脚踩两只船的策略,看那只船对自己有利,就联合谁,从中捞到好处,扩大势力。于是,他们左右逢源,当他们的利益与蒋介石趋于一致时,他们就联蒋反共;但是,当他们与蒋介石在利益上发生矛盾时,又联共抗蒋,这就是桂系的“骑墙政治”,即两面政策。     

论胡适与蒋介石政治关系的转变--以《独立评论》刊行时段为界

在<独立评论>刊行时段(1932年5月至1937年7月),适值寇深祸亟,国内民族主义大兴,胡适与蒋介石的政治关系渐趋融合.1938年,胡适曾公开声称"已无反对政府之余地",明白表示不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统治.在中国面临着严峻国难的形势下,胡适更注重从民族主义视角去评价当时的国民党蒋介石统治,更加关注和理解国民党政权的"带民主色彩的制度"以及蒋介石统治的"进步",并最终加入这个政权体制,做一个国家的"诤臣"、政府的"诤友".而当时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由民族主义而产生的政治认知和行动取向的转变,也促使胡适放弃"独立"于政府势力之外的政治立场,转而与蒋介石合作.     

1927至1929年李济深的政治态度及其与桂系、蒋介石关系之演变

在1927年至1929年间,李济深的政治态度是稳固自己在广东的地位,实行"分治合作".据此,他先是欢迎汪精卫到广州,随即因为汪精卫集团企图驱逐他而竭力剔除该集团,为此调停蒋桂关系,支持蒋介石复职.蒋复职后,他力促"蒋桂相安,共同北伐".在蒋竭力取消政治分会时,他与桂系一道坚决反对.湖南事变发生后,他主张妥协解决,认识不到蒋已经决计对桂系动武,自信与蒋介石的关系可以调停.由于蒋辜负了他的信任,他对蒋的感情破裂,从此逐渐成为著名的民主主义者.     

蒋介石1950年在台湾之"复职"研究

国民党政权逃离大陆前夕,蒋介石即开始积极谋划"复职".面对李宗仁仗恃宪法避居美国的阻挠,他既有决心"复职",亦采取了正确的策略,利用民意置李于受谴责的地位,分化了桂系势力,统合了内部,规避了法律上的障碍,最终在国民党内"民意"的支持下,成功"复职".而李宗仁不敢面对蒋的挑战,应对失据,失尽人心,他虽在美国积极活动,试图以美制蒋,却未能获取美国的支持,最终在这场政争中落败.蒋介石在台湾复任"总统"事件,不仅是蒋介石政治生涯中起死回生的一步,而且对当代台湾史与两岸关系也影响甚巨.通过对该事件的梳理、研究,既可以了解1950年初台湾政治的基本状况,也可以了解蒋介石在国民党内进行政治斗争时的基本立场、心路历程与政治手段.     

从无为而治到儒法兼综--文景时期地方吏治的历史考察

本文以地方吏治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为切入点,兼及中央政治的变化,从实际操作层面对文景时期地方吏治的演化,作了系统考察.认为在汉初休养生息、无为而治方针的指导下,地方吏治宽松,虽然为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充足的政治空间,但是也加重了汉初本就存在的社会政治问题,坐大的诸侯王国、富裕的工商阶层与权行乡曲的游侠势力交叠在一起,使得汉廷的地方统治秩序日趋紊乱,地方吏治日益腐败.另一方面,儒家思想在宽松的政治环境下日益茁壮成长,他们中的儒法兼综之辈,面对社会政治生活中出现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在文景时期提出了政治革新的要求,并受到了一直在谋求皇权扩张的皇帝积极而有力的支持."孝文本好刑名,"反映的正是皇权试图扩张的实质.两者的努力在根本上改变了此前的地方统治格局.这次变革影响深远,后世循吏与酷吏兼用的吏治风格即肇端于文景时期.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发展历史上,文景时期有其特别重要的一面.     

从反蒋抗日到促蒋抗日再到拥蒋抗日--论冯玉祥在蒋介石和抗日问题上的思想演变

"九一八"事变后,冯玉祥在处理蒋介石和抗日问题上,走过了从反蒋抗日到促蒋抗日,最后拥蒋抗日的曲折历程.力图实现其发展个人势力与救国救民的双重目标,是这一串复杂变化的思想动因.     

张学良护送蒋介石回宁原因之我见

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后送蒋介石回宁 ,有内、外两方面的原因。外因是当时的舆论压力和国内的复杂形势。内因既有对蒋介石抱有的幻想和忠君爱蒋思想的一面 ,又有执著的爱国信念所驱使的一面 ,而爱国思想始终是关键性因素。     

孙科和蒋介石、李宗仁之争与国共和谈

1948年11月至1949年3月,孙科出任行政院长,寻求“光荣的和平”,以挽救国民党的统治.在内阁组成前后,他要求蒋介石下野,由行政院全权主持和谈.蒋下野后,他既反对蒋的和谈原则,又反时桂系的企图.孙科的去职,不仅是桂系倒阁的结果,也是他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所致,他不可能实现“光荣的和平”.     

浅谈新生活运动

在蒋介石统治中国的二十二年中,曾发动了一场长达十五年之久的所谓“新生活运动.”这场运动始于1934年,终于1949年蒋家王朝覆灭的丧钟声中.它很象一个过客,在历史舞台上匆匆而来,栅栅而去,此后便永远消逝在历史的帷幕之后.本文旨在通过对这场运动的产生背景、内容及结局的剖析,批判其反动性和落后性,并对蒋介石封建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相揉合的反动统治思想,予以分析.     

战时国民党政权的边疆开发政策

本文关注战时国民党政权边疆政策的转变与开发,探究战时围绕边疆展开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具体针对蒋介石下令设置的边疆工作人员介绍所,战时边疆工作人员的职责,以及边疆工作人员应征者的特点进行分析。其中,从边疆工作人员介绍所的设立与活动不难看出,战时蒋介石与国民党政权试图对边疆加以强有力的直接统治,同时也可窥见国民党政权战时边疆政策中官僚主义要素的萌芽。另一方面,战时的人们积极响应边疆工作人员的招募,体现了国民党政权组织下的边疆工作人员介绍所的招募活动,即战时边疆政策中非动员的一面。此外,战时人们所树立起来的边疆观,受到了知识分子的边疆研究的广泛影响。由此,对战时国民党政权的中国边疆有着积极志向的,政治与学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空间。     

蔡廷锴从“拥蒋反共”到“抗日反蒋”转变探微

著名爱国将领蔡廷锴及其十九路军在海内外均享有很高声誉,在蔡廷锴将军的一生中,曾走过一条从“拥蒋反共”到“抗日反蒋”以至“联共抗日反蒋”的曲折道路,那么,造成其政治态度转变的深刻原因是什么？笔者认为,正是严重的民族危机和蒋介石政府不抵抗政策促成了其政治态度的转变,而松沪抗战则是其从“拥蒋反共”走向“抗日反蒋”的转折点。     

论民初袁世凯与地方实力派的关系

袁世凯和地方实力派在处理双方的关系时均表现出两面性特点。袁世凯利用地方实力派的依附与支持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同时又担心地方实力派壮大而经常限制他们的发展。地方实力派则始终将袁世凯作为谋取权力和利益的工具,当袁势力强大统治稳定时,他们竭力奉承与巴结袁,当袁之统治出现危机时,他们便纷纷反袁。袁世凯专制集权统治的建立与潜在的不稳定性是与地方势力派的依附与反对密切相关的。     

论北伐的分期及“四·一二”后的北伐

目前大陆史学界所说的北伐,多是指1926年7月6日国民党中央发表北伐出师宣言,由国共两党合作发动和进行的北伐战争.它既不包括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孙中山为推翻北洋军阀统治所进行的一系列政治、军事斗争;也不包括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后,为了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平定广州商团之乱、杨刘之乱及两次东征;更不包括“四·一二”以后名义上是蒋介石领导的,实由蒋、冯、阎、李四大军事势力合作实现的推翻北洋军阀政权,最终实现中国统一的北伐.     

1930年代初期中国致公团体内的派别及政治趋向

1933年,党魁陈炯明病逝,致公党实际领导人缺位,组织内部的主要势力为谋求出路,呈现出不同的政治趋向。美洲洪门致公堂欲推举淞沪抗战与“福建事变”中的蔡廷锴作总理,借蔡之声势推进“抗日反蒋”;香港中国致公党内存在拥护蒋介石、成为受蒋介石秘密领导的别动队的倾向。致公团体内部政治趋向之分途,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国民党内派系纷争的政治生态之影响,不同派别或借“拥蒋”寻求出路,或借势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呈现出组织内部的巨大分歧。但差异间亦存在共性,即寄望于借助外部力量的帮助,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致公党等中间党派组织孱弱的基本面相。     

东南互保与晚清地方实力派的崛起

东南互保是是清朝有史以来第一次地方势力公开与中央对立,体现了汉族地方官僚的成长及其对中央的相对独立,反映了半殖民地社会下中国南北方在政治、经济、社会意识形态上发展的不平衡,加速了晚清中央集权崩溃的步伐.     

日伪时期的南京帮会教门及其活动

日本侵占与统治南京的近8年期间,是南京帮会、教门活动的一个高峰,也是其作恶最多的一个时期.本文以首次披露与利用多种档案文件与其他史料为基础,系统论述了日伪时期南京各帮会、教门的组织与活动情况;分析了日伪当局利用青、红帮的差别与矛盾,分别驾驭与利用,为其侵华战争与殖民主义统治服务的险恶用心;而抗日地下组织派遣人员对各帮会教门进行的分化瓦解工作,则是抗日战争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抗战时期,南京地区的帮会、教门组织及其活动出现十分复杂的局面.     

论周恩来关于台湾问题的思想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只是到了明朝中叶,荷兰人、葡萄牙人才相继入侵台湾,使台湾被外人占领。但很快被郑成功所收复,尔后清王朝又派兵征讨,至统辖台湾。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因清王朝的腐败无能而再次把台湾割让给日本。抗战胜利,台湾归还中国,但由于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纵容下发动内战,结果是蒋家王朝在大陆的统治被中国革命所推翻,退守台湾,美国第七舰队游弋台湾海峡,人为地造成了海峡两岸分离的局面。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为使台湾早日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大业而呕心沥血,其中尤以周恩来总理为代表。…     

19世纪后期的美国对日绥靖

19世纪后期,美国对日政策涌动着一股暗流,即扶植、纵容,一言以蔽之,是绥靖。远东地区对美国具有重要意义,但美国缺少与欧洲列强竞争的军事实力,海军力量尤其薄弱。因此,利用日本的崛起及其侵略野心为自己谋取利益,成为美国这一时期对日政策的出发点。日本自身的发展也使它具备足够的实力充当美国在远东扩张势力的“先锋”,因而成为远东国际政治格局的一枚重要的“棋子”。美国的纵容使日本的侵略步步得逞,成为美国在远东地区新的竞争对手,绥靖政策随之破产。     

帮会与中国文化

帮会是近代中国的一种巨大社会势力,也是一种亚文化群体。但过去我们研究帮会很少从文化史的角度来分析研究。为了全面深入地认识这个社会历史现象和文化现象,有必要对于帮会与中国文化传统作一番深入的考察。     

地缘政治与利益冲突：桂系与两广事变

1935年蒋介石成功改造黔局后,桂系面临中央势力的严重挤压。为因应时局,桂系试图与蒋介石展开合作换取对贵州的控制权,但在龙云反对下,最终难以实现,同时陈济棠与蒋矛盾激化,再起反蒋之心,最终粤桂联合反蒋。两广事变爆发后,其他地方实力派持观望态度,日本又强烈反对,两广深陷经济困境,且彼此猜忌。随着粤系土崩瓦解,蒋故意撤换李宗仁、白崇禧,桂系进退维谷,意图联络张学良、刘湘另立局面。此后局势逆转,桂系被迫接受和谈,但仍作为独立的地方政治势力得以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