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疫情中谣言传播的社会风险及其治理研究

重大疫情中谣言传播会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引领力、破坏应对危机的社会动员力、损害党和政府的政治公信力,给国家治理带来严峻挑战。分析疫情中谣言生成传播的动因,个体心理需求是疫情谣言生成传播的根本原因,信息不对称是疫情谣言生成传播的直接原因,现代媒介环境是疫情谣言传播的间接原因。针对重大疫情中谣言传播的社会风险,提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领重大疫情防控舆论导向,提高社会应急动员能力、防范化解谣言引发社会风险,加快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提升现代媒介治理水平的治理思路。     

论网络谣言的形成机制及其治理对策

在信息平民化的现代社会中,敏感性网络谣言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危害公共安全的重要风险源之一。简单化的价值判断只会妨碍人们对它的正确理解,无法揭示谣言信息传播的社会机制,不利于人们采取有效的治理对策来规避、化解谣言。基于此,需要首先明确界定网络谣言的内涵与外延,指出其具有遮蔽事实与揭示真相的双重可能。进而分别从谣言的传播者和接受者角度分析了网络谣言生成的群体动机,认为信息流瀑、群体极化和偏颇吸收是网络谣言传播、繁衍和选择的社会机制。最后,针对治理网络谣言的"寒蝉效应"困境,应该正确处理网络谣言和舆论监督的关系,完善信息公开机制,依法处置危害严重的网络造谣者,切实打通主流媒体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的鸿沟,最终避免群体性、危害性网络谣言事件的发生。     

从“谣盐风波”看社会谣言的生成机制

2011年3月一场"谣盐风波"席卷全国,日本核泄露引发的核辐射危机激发了人们自我保护的意识,在事实真相缺位、正规信息模糊和缺失的情况下,驱动了公众的好奇心理,诱发了"第三人效应",一场关于抢购食盐的社会谣言就此应运而生。媒体报道方面,出于行业竞争的需要,为了突出新闻的显著性,对谣言的热衷报道造成了二次传播,使谣言进入正规流通渠道,并借助媒体的优势加剧了谣言的传播。政府公信力下降、公民知情权弱化、信息通道的多样化则给社会谣言提供了可乘之机。首因效应、蝴蝶效应,以及群体极化等社会心理,使社会谣言迅速扩张,造成公众心理的恐慌和社会正常秩序的破坏。     

文化诗学视野中的谣言传播

谣言不仅是一种文化现象,它还以易传播、传播速度快、矛盾性和跨学科性等特点构成类似于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谣言诗学将口头流传的传说、逸事与现在的社会现象结合起来,形成一种社会性文本,通过谣言本身与现实对话。在中西方已有的众多对谣言的界定中,都过分注重于谣言这一消息是否具有确切的来源。落脚点都在“来源处”。其实恰恰相反,谣言不是在其来源处产生的,而在于其传播的过程。因此,谣青的界定应着眼于其传播本身,事实上,谣言不管其来源准确与否,都会在传播过程中发生变异,只有发生了变异的消息才是谣言,这就是“传播的偏向”,可以说,谣言是在传播过程中发生了转移或偏向的消息。这“转移”或“偏向”是由谣言听传者完成的,它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属性。     

谣言在老年易感群体中的传播研究:信息、渠道与受众

媒体融合的高速发展给中国老年人的信息传播生态带来了极大挑战,引发了老年信息传播中谣言肆虐的社会问题,损害老年人身心健康和社会信任,进而影响正常的公共秩序和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基于中国老龄化趋势下的谣言传播现象,采用定量与定性结合的研究方法,以问卷调查形式采集谣言易感老年群体相关数据,并结合深度访谈的研究方法进行综合研究。结果表明,谣言在老年易感群体中的广泛传播是由谣言的信息特征、谣言在老年受众中的传播渠道和谣言易感老年受众的特性三方面传播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要科学有效地治理谣言,需综合考虑三方面传播要素。     

灾难性事件中的谣言传播解读——以汶川大地震为例

灾难性事件对民众生活及心理影响很大,容易滋生谣言。谣言会引起民众恐慌,扰乱人们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致使高信度信源说服效果衰减,使政府公信力和媒介公信力受到损伤。谣言的产生与传播环境、传播者动机、传播渠道、受众等因素都有关系。因而,保持信息传播途径的公开和畅通,不断提高科技水平和灾难预警水平,提高受众认知能力和谣言判断能力,才可以从根源上杜绝谣言传播。     

模因论视角下的谣言传播机制研究

谣言是被人们捏造出来的缺乏事实依据、并通过一定手段在公共媒体推动与传播的言论,在社会交际之中属于一种另类流行语.文章从模因论的角度出发,尝试性探讨在言语交际中谣言的模因传播机制,提出谣言信息散发需要经过输入理解、简化模仿、强化复制和流布输出等四个运行过程,才可能成为盛传一时的谣言模因.     

多重突发事件下的群体恐慌情绪传播与风险治理

在多重风险情境下，群体恐慌情绪是社会心理不安全感与不信任感的外显性表达。群体恐慌情绪的唤起强度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同时恐慌情绪的唤起强度也会对群体的认知图式与行为决策产生进一步的影响。从风险预警与治理角度来看，采取多种措施量化监测群体恐慌情绪强度、及时消解风险情境下群体恐慌情绪的唤起、降低群体恐慌情绪的传播速度与范围是极为关键的内容，是提升社会心理安全感与政治信任感、形成良性社会风险治理循环的重要举措，也是“恐慌情绪—风险治理—社会心态”研究的重要思路。     

媒介化风险社会对危机传播环境的改变

结合媒介化社会与风险社会的相关理论,探讨了媒介化风险社会的基本内涵,指出我国媒介化风险社会的变迁过程促进了我国危机传播研究的不断深入,随着媒介化风险社会的持续发展,危机传播环境将面临利益相关者压力日益多元,传播客体网络化趋势,信息短缺和信息泛滥两难,舆论引导与控制成本加大,谣言噪音与次生风险严重,危机传播从区域走向全球等六大现实问题。     

声音

正01|"疫情当前,对传谣等行为零容忍!"——新华视点1月4日,北京警方通报:依法严肃查处3起编造传播谣言、侵犯公民隐私和拒不执行疫情防控措施的行为。在当前疫情防控关键时期,准确的信息是做出正确判断的前提,如果任由虚假信息滋生传播,轻则可能扰乱民心,重则可能引起恐慌。相关方面要及时回应社会关切,遏制谣言滋生,同时要依法对不实信息及时澄清并严肃查处。(1月5日新华社)     

编辑把关视域中的网络谣言及其应对策略

网络与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带来了传播领域的变革,为网络谣言的盛行提供了温床,而编辑把关角色的淡化及其功能的缺失,使网络谣言成为反抗和破坏传统媒体话语秩序和规则的载体,同时也意味着媒介公共理性缺失的风险,亦有可能对转型时期社会心理产生误导。因此,应对网络谣言的肆虐,重塑编辑的"把关人"角色势在必行:其一,确认编辑把关的主体地位,提升网络编辑主体素质;其二,在信息整合中优化选择,在内容提供层面清源净后;其三,把握网络信息的社会指向,以职业理性实现传播公正,从而实现网络的工具性质与价值导向之间的动态平衡,确保传播内容的真实,有效实现编辑主体的把关功能。     

食品安全与健康恐慌:风险感知的影响因素探析

人们对于社会性风险事件尤其是关于食品安全的风险感知受到事故本身和风险环境的多重影响,诸如大众对风险事物的熟悉程度、事件的可控制性、由此引发的灾难以及整个社会的科学知识水平与大众传媒的共同作用等因素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到大众风险感知的深度和广度,并由此激发的社会性恐慌行动也各异。了解这些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对现代风险传播与危机管理有重要意义。     

网络商业谣言的成因探析——以湖南隆回金银花事件为例

从湖南隆回金银花事件可以看出网络商业谣言的传播实质上是一个复杂的社会信息传播过程。这一过程包括若干不可或缺的要素,而要素间的制约/影响关系又是与特定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联系在一起的。网络商业谣言从生成到传播扩散至一定规模,与社会环境、媒介环境、受众基础有着很大的关系。市场竞争激烈而商业道德缺失的社会环境是网络商业谣言产生的温床。金银花产品自身的鉴定问题增加了事件的模糊性,导致自身易发谣言。受众恐惧心理和科学常识缺乏等特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谣言的传播。而媒介既是网络商业谣言的传播渠道,也是治理网络商业谣言的有力工具。     

风险社会中的传媒监测功能及边界剖析

风险社会具有不确定性、均衡性和社会性等特点,而且与科学技术的发展紧密相关,由此注定了大众传媒理应在风险社会中发挥其社会监测功能.本文通过对社会风险几大特征的剖析,阐释了传媒对风险及社会成员的监测功能如何得到充分发挥,即传播的及时性、风险教育的广泛性,并对其边界作出了限定,避免传媒的失当行为引发新的社会恐慌和混乱.     

网络谣言的刑法规制研究

现代社会计算机和因特网的日益普及给大众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是也面临着诸如网络谣言的新问题,因此如何打击网络谣言犯罪成为现代社会棘手的问题之一。本文通过对网络谣言的刑法界定,梳理了我国刑法对网络谣言的具体规范,在借鉴域外经验的基础上,辨析了网络谣言犯罪与一般网络造谣的异同,在刑法谦抑性的基础上之,充分发挥司法能动性,着力思考应对网络谣言犯罪的刑事司法对策。     

网络谣言的传播及其治理

进入网络时代,网络成为谣言生成和传播的重要途径与载体。网络谣言传播具有匿名性、时效性、多因性、蛊惑性、双重性和重叠性的特点。网络谣言的传播造成一系列负面影响:危及社会稳定、不利经济发展、有损他人利益、削弱核心价值观、降低政府公信力、弱化公民信任感。认清网络谣言的传播特点和负面影响,有利于网络谣言的有效治理,治理网络谣言应及时公开信息、依法治理造谣传谣行为、加强网民的宣传教育、加强网络建设和管理。     

边疆多民族地区网络政治传播的失序与治理

边疆民族地区网络政治参与制度的供给迟滞于制度的需求,使得网络政治传播游走于失位、越位的政治空间,造成网络政治传播的失效与失序。在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中,多元网络社会思潮的涌现、网络政治谣言的频发、虚假新闻信息的泛滥,引发了政府和社会之间的信任赤字,成为边疆多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失序的重要影响因素。在阻止极端思想传播,截获并分析网络政治谣言和虚假新闻信息的同时,边疆多民族地区社会治理还需要主动适应网络政治传播的新形势,积极拥抱新媒体,执行战略性传播,加大对官方门户网站和政务微博的建设,不断拓展微信政务平台,使其成为边疆多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新平台。     

社会治理视域下网络谣言消解模式探析

现阶段网络谣言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因素,本文在反思网络谣言消解方法的基础上,探究社会治理理论的发展实际,认为社会治理与奥尔波特经典谣言传播模式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即通过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打破各种障碍,促进信息自由流动,减少谣言产生的模糊性,降低谣言形成的重要性,从而以此建立符合信息社会发展实际的网络谣言消解模式.     

风险传播视域下舆论安全及其治理——对大众传媒建构舆论安全的考察

［摘要］安全是现代社会中人类的共同目标,但是,当风险成为整体社会背景时,风险传播过程中作为安全的一个重要方面的舆论安全问题日益凸显,并呈现出自身的特点,具有了现实意义。与此同时,风险传播中的舆论安全不但面临自身困境,而且舆论安全丧失在后果上表现为舆论失衡、舆论失控、舆论失效等,为了加强风险传播中的舆论安全治理,需要发挥大众媒体的建构作用,并构建起风险传播下的舆论安全。     

重大突发事件的谣言控制——以汶川"5.12"大地震为例

科学地分析与控制谣言,以最大可能地避免谣言带来的社会危害,对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要意义.从多次重大突发事件之后谣言传播现象来看,谣言的产生对社会稳定与人民生活都形成了较大危害,因此只有重视谣言,破除谣言,才能有益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在谣言传播已具备国际化、高科技化色彩的情况下,我们唯有以前瞻性眼光、灵活性策略,把握时机,建立机制,才能在重大突发事件的谣言控制中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