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骗术

在“四人帮”横行的时候,南霸天罗思鼎曾以史学“权威”自居;其实,他们只不过是玩弄江湖骗术的跳梁小丑。罗思鼎在《论北宋时期爱国主义和卖国主义的斗争》这篇黑文中,为了论证北宋亡于“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卖国主义儒家路线,煞有介事地引用了清人李堞的《阅史郄视》里一     

历史对罗思鼎的嘲讽——秦王朝灭亡过程中的赵高和刘邦

罗思鼎在《论秦汉之际的阶级斗争》一文中说:“在秦始皇时,劳动人民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并没有激化”,由于“赵高上台后,改变了秦朝法家政策”,推行“复辟奴隶制的罪恶行径,激化了同农民的矛盾。”罗思鼎在同一篇文章中又说:“刘邦是地主阶级的     

试论秦末社会的主要矛盾

在研究秦末农民起义和儒法斗争的关系时,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要抓住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秦末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我们认为,农民阶级和新兴地主阶级同奴隶主复辟势力和地主阶级右翼的矛盾,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就是要对具体事物进行具体分析。毛主席在《矛盾论》中强调指出,要对矛盾进行具体分析。     

从一篇黑文看罗思鼎们对宋史和王安石变法的懵懂无知——对《从王安石变法看儒法论战的演变—读<王荆公年谱考略>》一文的批判

当祸国殃民的“四人帮”飞扬跋扈,胡作非为,不可一世,并且篡夺了几个最主要报刊的领导权的时候,在1974年第二期《红旗》上刊出了罗思鼎的《从王安石变法看儒法论战的演变——读〈王荆公年谱考略〉》这篇黑文。因为这篇黑文是经文痞姚文元动笔修改过的,所以《人民日报》于二月五日抢先转载了它,不但放在头版头条的显赫地位,而且用了通栏的大字标题。这种做法,开前所未有之先例,也是“四人帮”在北京的御用写作班子“梁效”先后炮制的黑文从未受到过的宠幸。可见罗思鼎的这篇黑文受到“四人帮”的何等重视。     

影射史学中的诡辩术

“四人帮”豢养的无耻文人梁效、罗思鼎、唐晓文之流,秉承其主子篡党夺权的意旨,大搞“古为帮用”的影射史学。这一伙披着“学者”华衮的奸佞之徒,既要装出“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样子,又要随心所欲地伪造历史,以售其奸,于是乞灵于诡辩推理和虚假论证。本文就从影射史学中摘引一些例子,依据形式逻辑的规律和规则加以分析,以揭露其诡辩手法。一从前提推出结论,这一过程不但要符合推理的结构,而且要遵守推理的规则。当前提真实时,还需要遵守推理规则,才能推出确实的结论。影射史学家却肆意违反推理规则。在影射史学中,最常见的是违反“中词至少要在一个前提中周延”的规则。     

杜甫《喜雨》诗不是反对农民起义的吗?

《社会科学研究》1979年第3期发表了王滋源《杜甫<喜雨>诗是反对农民起义的吗?》的文章,认为,郭老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对《喜雨》诗的解释“是站不住脚的”,杜甫所言之“洗”,“是‘雨洗娟娟静’之洗,是‘一洗苍生忧’之洗,而不是清洗什么‘盗贼’”。愚见以为,王滋源的看法却恰是“站不住脚的”,而郭老认为“滂沱洗吴越”就是杜甫希望痛洗农民起义军的意见才是正确的。何以见得呢?王滋源首先是从农民起义的范围,对郭老的解释进行反驳的。他对“吴越”的理解太拘泥了。所谓“吴”或“越”,在诗     

关于秦末农民起义的阶级觉悟问题

关于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自发性与自觉性,是近年来我们在探讨古代农民战争时所遇到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关系到无产阶级在进行革命斗争的时候如何正确地认识农民阶级及其在历史上的作用,从而决定自己对这个天然同盟军的政策,以及如何正确地看待他们的斗争,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最近,江浦同志的《试论陈涉吴广起义》一文①,从各个方面对秦末农民起义的觉悟程度作了论述。作者收集了许多资料,提出了个人的看法,     

关于《荡寇志》

以《水浒》七十回本“续书”面目出现的俞仲华的《荡寇志》,又叫《结水浒传》,这是一部彻头彻尾歪曲《水浒》和诬蔑我国封建社会农民革命起义的反动古典小说。如果说,《水浒》写的是“官逼民反”、“除暴杀官”,《荡寇志》写的则是“民反官剿”、“荡‘寇’救官”;如果说,《水浒》处处阐明:“取非其有官皆盗,损彼有余‘盗’是公”的真理,把梁山泊农民起义军看作是“替天行道”,并以满腔热情歌颂了他们的正义斗争,那么《荡寇志》则是以反动观点阐明:“只有朝廷除‘巨寇’,那堪‘盗贼’统官军”的歪理,诬蔑梁山泊农民起义军是“聚众暴乱”,是“乱臣贼子”,把血腥镇压农民起义的反动官军,歌颂为“除暴安良”。《荡寇志》这部反动小说是披着艺术盛装出现在我国古典文坛上的。诚如鲁迅所说:“书中造事行文,有时几欲摩前传之垒,采录景象,亦颇有施罗所未试者,在纠缠旧作之同类小说中,盖差为佼佼者矣。”很明显,对《荡寇志》这样反动作品全面彻底地进行分析批判,将有助于我们识别历史上的反动派在激烈的阶级斗争和思想斗争中,是怎样通过文学艺术这个武器来宣扬自己的反动观点,蒙骗人民群众,并从而千方百计地为反动统治阶级效忠服务的。这篇文章只是想在这方面作一些探索的尝试。     

批判林彪、“四人帮”在农民战争问题上的极左谬论

<正> 林彪、“四人帮”是一伙穷凶极恶而又阴险狡猾的反革命两面派。为了替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制造反革命舆论,他们曾经指使其史学奴仆关锋、戚本禹、梁效、罗思鼎之流,以研究历史为幌子,把黑手伸进农民战争史领域,炮制了大量反马克思主义的谬论。今天,当“四人帮”被扫进历史垃圾堆,他们与林彪反党集团狼狈为奸的罪行已经大白于天下的时候,很有必要把关锋、戚本禹、梁效、罗思鼎等十多年来先后在中国农民战争问题上制造的大量极左的反动谬论,进行一次深刻的批判。这对于彻底揭穿他们“左派理论家”的骗子嘴脸,进一步识别林彪、“四人帮”本是一丘之貉的阶级实质,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肃清流毒和影响,使农民战争史的研究健康发展,更好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新时期的总任务服务,都是极有裨益的。     

重评《吕氏春秋》

对《吕氏春秋》这部书,汉代高诱曾说“大出诸子之右”。但是近代以来,不少人认为它仅仅保存了一些哲学史的资料,从思想方面看没有什么可以称道的地方,冯友兰就是这种看法的代表。在“四人帮”大搞影射史学时,《吕氏春秋》和吕不韦,更被罗思鼎等人强加以种种政治罪名:什么美化分封、反对统一,攻击法家、反对改革,等     

论吕不韦——驳罗思鼎《评<吕氏春秋>》等文的奇谈怪论

吕不韦是什么人?是封建官僚大地主还是“大奴隶主”?这是一个需要认真分析研究的问题。“四人帮”及其舆论工具罗思鼎,只是凭着司马迁《史记》一书中关于吕不韦有“家僮万人”和“徙卫于野王”的记载,就武断地把他定为“大奴隶主”。(《评<吕氏春秋>》)这完全是荒谬的。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判断一个人的阶级地位和阶级属性,必须把它放在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中,看它“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列宁:《伟大的创举》)如何来决     

秦末农民战争下限管见

学术界对秦末农民战争的认识尚有不尽一致之处。其中秦末农民战争下限究竟应划在何时合适?就是一个有待进一步探讨解决的问题。学术界往往把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和项羽、刘邦等领导的反秦战争合称秦末农民大起义或秦末农民战争。将秦王子婴元年(前206)十月刘邦入关、子婴出降,秦亡,作为秦末农民战争的结束。如漆侠等著《秦汉农民战争史》,“秦王子婴……向起义军投降。……     

论私有制起源的几个问题——兼批康立《漫话私有制的起源》一文

私有制起源问题是社会科学中的一个重大课题。在这一问题上,存在着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一九七五年第九期《学习与批判》杂志登载了康立(即罗思鼎) 的《漫话私有制的起源》一文。这篇文章宣扬修正主义观点,公然篡改恩格斯的指示,散布一系列历史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谬论。对此,有必要予以批判。一、私有制究竟是什么? 要说明私有制的起源,必须弄清私有制是什么和最初出现的私有制形态是什么这两个问题。康立在这些问题上,极力制造混乱,他一会儿说牲畜是“最早的私有财产”,公然把恩格斯     

秦末、西汉农民战争的特征

中国历史上大小数百次的农民战争,归根到底,“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432页),都是封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秦代和西汉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早期,封建经济刚刚从奴隶社会内脱胎而来,因而发生在这一时期的农民战争,也必然具有同“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密切关联的特征。     

谈关于黄鼎凤的一些史实

我区最近出版的《壮族历史人物传》、《广西历史人物传》,各有一篇介绍黄鼎凤的文章,两篇文章同为饶任坤同志所作。笔者是贵县人,原就业余所涉猎的有关黄鼎凤资料,提出十个问题,与作者商榷,并向史学界的同志请教。(一)黄鼎凤何年起义?同治《浔州府志》载:“咸丰三年十一月,贵县贼黄鼎凤倡乱。”光绪《贵县志》说,咸丰二年鼎凤从湖北逃回黄练圩,“故放大言,谓有彼在,谭特养等当不敢侵犯(覃塘)。遂招回覃塘圩开设壮丁馆。特养两次带匪入境,鼎凤俱身先团练打退。”民国《贵县志》说,“(咸丰三年)鼎凤回据覃塘,”“设壮丁馆练民团。”从上引三份资料考察,结合太平军1852年12月挺进湖北的史实,可知1852年冬黄鼎凤回到黄练,     

秦王朝灭亡的原因是什么?——驳“四人帮”对秦朝历史的歪曲和篡改

秦王朝为何传至二世而亡?它的原因是什么?“四人帮”的反革命喉舌之一——罗思鼎煞有介事地宣称:“古往今来,有多少人怀着不同的政治目的探讨秦朝为什么二世而亡的问题,作出了各种各样的答案。”这番说教恰好是“四人帮”的自我暴露。“四人     

释“汋”

一九七七年河北平山战国中山王墓出土的中山王鼎中,有铭曰:“呜呼,语不废哉,寡人闻之,蒦其汋于人也,宁汋于渊。”“汋”字音义,说家纷纭,迄无定论。张克忠《中山王墓青铜器铭文简释》云:“古书汋、酌通用.意为斟酌,衡量、审识。”朱德熙、裘锡圭《平山中山王墓铜器铭文的初步研究》云:“‘汋’当读为‘溺’,‘勺’与‘弱’古音相近可通。”罗福颐《中山王墓鼎壶铭文小考》云:“‘汋’字殆是‘没’字省文。”容希白先生《金文编》四版稿本亦释“汋”为“没”。     

法家思想与秦王朝的兴亡

法家思想与秦王朝兴亡的关系,本来是人们涉猎已久的老问题,但如何在马克思主义观点指导下进行研究,应该说还是一个新的课题。在“四人帮”控制舆论的年月,梁效、罗思鼎之流以马克思主义历史权威自命,设置了种种神圣禁区,垄断了评价历史人物和解释历史现象的权利。法家思想与秦王朝兴亡的关系,就是无论在理论上或事实上都是被他们严重歪曲和篡改了的一个禁区。本文试图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着重用事实从正面说清这个问题。     

林彪鼓吹唯心主义文化史观的极右实质——批判林彪所谓“世界文化革命的历史”的黑讲话

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的本性,它生存的条件,就是伪造一切商品,因而也要伪造历史。”(《“爱尔兰史”的片断》)一九六八年,正当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候,叛徒、卖国贼林彪抛出了一个所谓“世界文化革命的历史”的黑讲话,他摆出一副“天才历史权威”的架势,故作渊博,搜肠刮肚,编造了一套历史谎言,大谈所谓“世界文化革命的历史”,宣扬唯心主义文化史观,借以诋毁、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制造叛国投修的理论根据。今天,我们要坚持唯物主义文化史观,巩固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把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和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就必须继续深入剖析和批判林彪在这个黑讲话中贩卖的唯心主义文化史观及其极右实质。     

农民起义“造反无功”吗?

史式先生前不久提出:“农民起义,大都由于天灾人祸,奋起‘造反’,于情于理自无可非议,即‘造反有理’.但是,有理并非有功.一个重大的历史活动,能推动社会前进,它无疑有功.但我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未能做到这一点,而且大都做不到,它常是建设不足,破坏有余,因此又可以说是‘造反无功’.农民起义失败了,其客观效果常常是使千百年创造的文化精品和社会财富毁于一旦;农民起义成功了,也依然是封建王朝,并无进步,有时专制与残暴更甚至,出现历史的恶性循环.”史式先生的这种看法,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