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波普尔对马克思历史决定论的批判

列宁在1914年曾说过:“半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马克思哲学理论的被误解、被歪曲使一部分具有批判精神的青年从怀疑这种被曲解的马克思主义转而怀疑马克思本人,继而批判马克思.卡尔·波普尔(Karl·Po pper)正是这样在1919年“变成了一个反马克思主义者”.《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的写作与出版,使他把自狄尔泰、李凯尔特、克罗齐、斯宾格勒以来否定     

谈谈“合叙分解”法

当我们同时翻开《三国志》中的《董允传》和《诸葛亮传》的时侯,就会发现“侍中郭攸之费祎,侍郎董允”(《董允传》)即是“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诸葛亮传》)。若以公式形式来表示那就是AB,A′B′=AA′BB′。后者(即AA′BB′”)这种把两个相同的语言结构从形式上合并为一个语言结构的叙写方法,我们称之为“合叙”。这种“合叙”只不过是一种书面形式,仍需按照“AB,A′B′”的叙写顺序去分别解释,所以我们又把“合叙”称为“合叙分解”法。“合叙分解”法是古汉语中常常见到的一种修辞手法。不了解这一点,就会造成对     

五四运动中第一个革命工人组织——中华工界救国联合会

自从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于1848年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著名动员口号以后,中国工人阶级最早“联合起来”成立的革命工人组织是哪一个呢? 答:是1919年“五四”运动中于5月19日成立于上海的“中华工界救国联合会”。     

也谈110年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兼与夏东元先生商榷

建国以来,关于中国近代史(从1840至1919年)和中国现代史(从1919至1949年)的分期问题,史学界几乎是进行了不停顿的研究和讨论,并发表了一大批颇有见地的学术论文。但是,把从1840到1949年的中国历史作为一个完整的过程来研究它的分期问题的文章却不多见。1989年,夏东元先生在《历史研究》第4期上发表《110年中国近代史应以戊戌变法为分段线——兼论中国近代史体系问题》(以下简称“夏文”)一文,令人欣喜。夏文理论精辟,材料翔实,功力深厚,既有冲破传统窠臼的勇气,又有开拓求索的新论。但笔者认为,夏文的某些具体论述和总体分期尚值商榷。下面,就夏文和110年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谈点不同看法,以就教于夏东元先生和史学界同仁。     

与时俱进,大家风范——叶圣陶之路

叶圣陶曾说:“如果有人问起我的职业,我就告诉他,第一是编辑,第二是教员。”“作家不是我的职业。”的确,他是用业余的时间从事写作的。但他的一生和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如果把他“五四”前写的文言小说除外,那么他是在1918年2月发表《春燕琐谭》,1919年2月发表《这也是一个人?》(即《一生》),开始了长达六、七十年的新文学创作生涯。     

国外的《三国演义》热

中国古典小说,无论文言体小说或是白话文小说,对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甚至欧洲都有广泛的影响。 日本:有关三国的书籍、影视戏剧、商品异彩纷呈 在日本,有专门的“中国学会”、“东方学会”,研究中国的文、史、哲,还有“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会”,已出6期刊物,“中国近代小说(1840—1919)研究会”也出刊物。这些学会、研究会对“三国”论文的发表特别注重,日本自1689年出现翻译“三国”,至今已出20多种版本,日本在研究“三国”的版本方面比中国还要发达。日本的“三国热”不仅是热,而且形成了热潮。《三国演义》在日本称为《三国志》,他们把研究从学术     

张澜社会主义思想述略

(一) 张澜的社会主义思想,就是张澜对中国未来理想社会的描述和实现这种社会的必要性及其方法途径的认识。从现在已知的资料看,张澜论述社会主义的文字资料有:1919年发表的讨论社会主义的《答梁乔山先生书);1929年前后演讲和撰写的《怎样研究经济学》、《我们对教育的主张》、《中国学生底出路》,1943年发表的《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治》等,这些文章从不同侧面谈及社会主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写有《说仁》、《墨子贵义》几篇阐发古圣先贤经典的文章,把我国古代大同理想同社会主义融在一起;新中国建立前后在一些信扎中零星提到社会     

《觉悟》副刊对传播马列主义的贡献

上海《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是在“五四”运动的鼓舞下创办的,由我国新闻界的革命先辈、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邵力子主编,陈望道助编。从1919年“五四”到1925年“五卅”六年内,它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我国的早期传播有过重大的贡献。《觉悟》副刊于1919年6日16日首次在上海《民国日报》第八版出现,在这之前,每天三大张的《民国日报》原有副刊两半版,约四千余字,在八版的叫《民国闲话》;在十二版的叫《民国小说》。从5月12日起,邵力予先把《民国小说》停了,改出《大家讨贼救国》,《民国闲话》这个副刊仍在续出。从5月25日开始,八版上出了《民国小说、闲话合刊》。但由于《大家讨贼救国》这一新副刊,办得越来越有生气,使这个《合刊》黯然失色。当6月10日曹、陆、章三个卖国贼滚下台的消息传开后,从编者到群众,情绪万分激动,合刊也就停办,改出《救国余闻》,直到6月15日,出了五期。到16日,就又改《觉悟》新名初刊。当时,这些新、旧副刊都不编号,《觉悟》也如此。     

《左传》“动M于N”结构试析

《左传》里有一种比较常见的结构形式,如下面各句里加点的部分: ①赶穿攻灵公於桃园。/宜公二年 ②或谮胡姬於齐侯。/哀公八年 ③寡人愿结欢於二三君。/昭公四年 ④皆取胄於橐而胄。/襄公二十四年这种结构的格式是 动词+M+介词“於”+N我们把它叫做“动M於N”结构。这种结构里介词“於”的位置,有时还写成“于”。《左传》里“於”、“于”     

群星璀璨的南京民国学术大师（三）

幼年读私塾，后入天津府立中学堂学习。1916年升入北大国文门(即中国文学系)。在北大期间，曾创立“新潮社”，主编《新潮》杂志，又任北大学生会负责人，为“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人物之一。1919年考取山东官费留学生，先后就读于英国伦敦大学、德国柏林大学。1926年冬回国后，先后任教于中山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又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并一直领导史语所直至去世。     

弗洛姆的“社会性格”思想述评

1.“社会性格”概念的界说弗洛姆“社会性格”的思想最早出现在他1931年出版的《基督教义的演化》一书和1932年发表在《社会研究杂志》上的《精神分析的性格理论及其社会学的意义》一文中,当时他把社会性格称之为“社会的里比多结构”。在1941年发表的《逃避自由》中,弗洛姆在讨论自由的“二律背反”时结合宗教改革和现代人的自由及其法西斯主义的心理学问题,正式提出了“社会性格”的概念,探讨了体现在大众行为背后的的性格结构,以及这种性格结构的动力性质,并作为“附录”专题讨论了“性格和社会过     

用火和摩擦生火

《中国史稿》第一册第11页说:“火是人类从自然界获得解放的一个巨大推动力,火的使用‘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从而最终把人同动物界分开。”(思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126页。)《中国原始社会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页说:“火的使用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用火一事是‘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从而最终把人同动物界分开。’” (恩格斯:《反杜林论》,第112页。)《简明中国历史图册》(1)《原始社会》(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78年版)第27页说:“火的应用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恩格斯指出:用火‘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从而最终把人同动物界分开。”(恩格斯:《反杜林论》)     

论共宾结构

语言中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动词(包括活用的动词)共带一个宾语的结构,叫做共宾结构。如:晋人执而因之,(“·”表示动词,“～～”表示宾语,下同。) 《左传·襄公二十六年》) 自己就站在这东西的外面,而去爬剔,分析,检察这东酉的意思。 (《叶绍钧《两师法》)。 对汉语中这种语言结构,中国近代以来的一些语法专著在论述汉语语法时早就涉及到了,马建忠《马氏文通》“实字卷之五”、“虚字卷之八”,杨树达《高等国文法》第四章、高名凯《汉语语法论》第九章第三节等都在论述动词或连词的用法时提及这种结构。只是他们都是静态描写,所引例证几乎全是先秦两汉的语言材料,如《左传》、     

正确认识十月革命对1919—1922年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影响

一、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1919——1922年,亚洲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出现了民族解放运动的新高潮,这就是中国发生了“五四”运动(1919年),朝鲜爆发了“三一”人民起义(1919年),印度发生了第一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1919——1922年),土耳其发生了凯末尔革命(1919——1922年),以及在伊朗、阿富汗等国家,都发生了规模和程度不等的民族解放运动。这次规模空前的亚     

朝鲜语“成句”辨析

在朝鲜语专业进行汉语的翻译课教学中,常常碰到朝鲜语中《(成句)》这个词如何正确理解,并用汉语中相对应的词汇把它对译过来的问题。多少年来。人们一直把(成句)一词当做汉语中通常人们所认为的“成语”,即如《辞海》中所说的那样——成语是“熟语的一种。习用的固定词组”这一概念来理解,并把《(成句)》一词对译成“成语”(参见《朝汉词典》)。其实,这种对译是不准确的。要找出正确译法来,就首先有必要分析一下朝鲜语“成句”的分类及其概念范围。按《语言学小辞典》(平壤外国语大学编)的表述,“成句是语言发展过程中形     

一九一九年《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传播

国际无产阶级的第一个战斗纲领《共产党宣言》,已经发表整整140周年了。正如斯大林所说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以自己的《宣言》创造了一个时代。”①《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的思想至今仍然鼓舞着全世界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斗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在中国,《宣言》的传播也有了80多年的历史,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和人民革命,与《宣言》有着紧密的联系。1919年,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纪元年,也是《宣言》得到广泛介绍的一年。自20世纪初年以来,中国人从中国资产阶级思想家的一些著、译作中,已经知道了马克思、恩格     

对五四时代孔子批判的再认识

“五四时代”大致指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几年这段时期。当时新旧思想、新旧道德激烈论战的文章,基本发表在创刊最早(1915年9月),影响最大的《新青年》杂志上。其中与“批孔”直接有关的文章又大多集中在1915—1917年间,即袁世凯酝酿称帝(1913—15年)、“登基”(1915年12月)及被迫撤销帝制(1916年6月)羞愤而死这段时间。     

“句子成分”刍议

传统语法一向都把主语、谓语、定语、状语等当作句子成分来对待的,比如50年代产生的《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以下简称《暂拟系统》)就有六大成分之说。 我们觉得,把它们统称之为“结构成分”比较符合汉语实际。“结构成分”既可用来表示短语中的成分,又可以用来表示合成词内的成分,扩展开来,是不是也可适用于复句,甚至句群内的结构单位呢?恐怕也未必不可以。比如吴启主、李裕德合著的《现代汉语“构件”语法》(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年4月一版)就有主句、谓句、补句、衬句等等的称说。如果真能这样把各级语法单位的结构成分称谓统一起来,汉语各级结构单位     

近代汉语的“述+宾+补”结构

“述语+宾语+补语”是述语动词后同时出现宾语和补语,宾语的位置在补语之前的结构。这种结构在现代汉语里有如下几种情况:一是数量词组作补语,如“康大叔瞥了小栓一眼”;二是趋向动词作补语,如“拿一本书出来”(也可以说“拿出一本书来”);三是介词词组作补语,如“放它在地上”。现代汉语的这种结构是从近代汉语继承下来的,上述几种情况在近代汉语里都是较常见的,例: ①要妆了相来会你一次。(《李笠翁小说十五种》,248页。以下简称《李》) ②李典飞马直入贼陈,生擒黄劭过来。(《三国志通俗演义。》,118页。以下简称《三》。)     

隐喻新论

1 近年来,随着文学观念的变迁,隐喻这种古老的修辞手段,正从受人冷落的境遇里挣脱出来,重新显示出生命的威力。汉语修辞学界通常将隐喻归为比喻的一小类。陈望道先生在《修辞学发凡》(以下称《发凡》)中.依据构成方式把比喻分成“正文”(本体),“譬喻语词”(喻词)和“譬喻”(喻体)三个部分,由三者的隐现变化,归纳为明喻,隐喻,借喻三种类型。然而,这种从构成方式着眼的划分,在比喻的内部以及与外部的相互关系上.往往容易自乱其例。如《发凡》把“人多主意好,柴多火焰高”“兵无党势,水无常形”归为明喻,把“旧恨春江流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