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下福建征程

岁月倥偬，往事悠悠。62年前，我作为长江支队的普通一员，随军南下福建；62年后，89岁的我虽患病多年，但岁月的流失未曾消磨我对长江支队那火热生活的记忆。     

南下3次历险

我今年89岁，是山西翼城县南梁镇庄里村人。祖辈是比较富裕的农民，而我又是独生子，因此长辈们都视我为宝贝疙瘩。我15岁到晋绥边区新绛初级中学读书，并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49年2月，我被转到西北军大临汾分校学习。经过8个多月的学习与训练后，我们在“打到西南去，解放全中国”的号召下，从北营盘出发，进军四川。     

我的南下足迹

1928年我出生在岚县岚城，17岁参加革命，1949年任县妇联主任、妇委会书记。1952年当我正全身心组织妇女参加劳动，为支援社会主义建设而努力工作时，一天任县委书记的丈夫突然对我讲：“地委黄志刚书记跟我谈话了，中央给省委下了任务，抽调一批有土改经验的县级干部南下支援广东土改，你们有老区土改的经验，能把握好政策，组织决定咱们俩都去，有没意见？”     

南下千里寻父

1949年，我刚满一岁。在稷山县人民政府工作的父亲解三选，被抽调随军南下四川。他们一路行军打仗，直到芦山县。至今，他已在那里工作生活了六十多年。     

和南下干部并肩南下

1949年秋，秦岭战役结束后，十八兵团在秦岭北麓渭河一线休整，准备进军大西南。我所在的六十一军医疗队驻扎在宝鸡县范家崖村。     

南下打工记事

大专毕业在家呆了半年，工作还是没有着落，我的心情也随之变得十分焦躁不安。上学的学费都是从信用社贷来的，弟弟妹妹正上高中，家里已经债台高筑，父亲的身体又很衰弱，干不了重的体力活，全家的希望都在我身上。春节的喜庆还没散尽，我不顾父母的百般阻挠和反对，决定南下广东深圳去寻找我人生新的港湾。     

1949:我随大军南下入川

我今年97岁,离休前曾担任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1948年我36岁,但参加革命已经11个年头了,在晋绥二分区山西神池县任青委书记。南下时,我们是     

向南下干部致敬!

拜读一系列"追寻南下的足迹"的文章,总让我心潮澎湃热血涌,往事历历浮现在眼前。我的故乡在广西桂林的全州县石塘乡,1950年冬天,南下干部来到了我的家乡。我记得很清楚,一天上午,一男一女两名北方口音、态度和蔼的干部来到我家的草房里。当时我只有五岁,见到陌生人就害怕,一个劲儿地往我妈怀里钻。那位阿姨将我抱起,让我坐在她的腿上,并将一大把水果糖塞进我的口袋。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来我家,一是动员我父亲去农会当干部,二是听我妈诉苦,三是要求我妈联系受苦的乡亲     

“娃娃兵”南下

我1932年出生于山西省孝义市大孝堡村，1950年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6年入党。1949年5月，我在老红军沈以舅舅的鼓励和带领下参加革命工作。我先在西北艺校（原晋绥文丁团）工作学习，后随十八兵团南下，被编为南下工作团三梯队二大队。在临汾市集训期间，我们除了学习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论等理论知识外，     

我的南下岁月片段

白驹过隙,往事悠悠,许多过往已经变得越来越模糊了,唯有那南下岁月依然萦绕在心。我叫李先梅,今年80岁,祖籍山西省崞县（今原平市）。1948年,老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已经完成,为迎接全国解放,需要培养大批干部支援新区。村支书找到我父亲,问他可不可以让我去。当时,雁北地区党校正在招收学员,我想去。可是,父母考虑到我年纪太小,出门在外不放心,没有答应我的要求。没想到,就是一次见面,我和老伴杨作林缘定终身,相濡以沫地走过了半个多世纪。我们相识时,他在雁北地区党校总务科工作。因为他的缘故,虽然我们还没有办仪式,但父母亲对我放心了,于是我顺理成章地成为党校的学员。     

南下日记（摘编）

1949年3月29日早饭后，华北大学全体同学集中在正定天主堂广场听报告，学习有关入城政策。突然，报告中止，校部一同志在讲台上喊名字，其中有我，命令我们打好背包后到校党委组织部集合。连日来，经常有这样喊名字即被抽调的情况，这下可轮到我了，我急忙回宿舍打背包。同学们都向我祝贺，我用一页厚纸请同学们签名留念，然后到组织部报到，拿到了一张华北大学毕业证书。     

父亲是南下干部

我的父亲宋春荣，中共党员，1928年出生在山西省陵川县冶头村，1946年在晋城县公安局参加工作。1949年3月，父亲随长江支队六大队南下至福建省福安县，后来又转战江苏、内蒙古，直至离休。     

回忆南下难忘时刻

“我在家乡干支前。你到新区建政权”在察哈尔省和五地委统一部署下，1949年2月初，怀来县委召开了南下干部动员大会，到会的同志有150多人。报告结束后，与会的同志纷纷举手表态，争先恐后要南下。可最后县委宣布的名单上只有33人，那些没被批准的同志大为失落。     

《华英桥》伴随我南下

1948年临汾解放时，我在临汾师范初中部上学。11月，为庆祝苏联十月革命，临汾各学校组织编排文艺节目。我一向热爱文艺，便积极参加了各种文艺活动。在老师的指导下，我们排练了反映我军战斗生活的歌剧《华英桥》，演出效果非常好，深受群众欢迎。     

无悔的南下北上

“南下福建是我主动申请的,北上吉林搞化工建设是我主动请缨,回山西老家献身冶金建设是我情愿要求的。是党给予我第二次生命,一生听从党的呼唤,一切服从革命要求,我做到了,我对自己的选择从来没有后悔过。”——李奎彦     

南下 赴藏二三事

1950年4月,我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孩子一过百天,我就向组织请求南下,并得到了批准。于是,我和一部分同志就立即向成都进发。经过半个多月的艰苦行军,我们终于到达了四川成都。当我到达成都后,得知丈夫     

两次南下聆听毛主席教诲

1949年初，进入战略决战阶段的解放战争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西北、华北、东北等解放区，根据中央的指示，抽调大批干部向华东、中南、华南、西南、西北随军前进，以便接管城市，开辟新区工作。当年3月，我奉命从大连带一个干部大队入关南下。南下江南，     

“小爸”是位南下“大干部”

我们这地方，称叔父为“小爸”。从我记事起就听爷爷说小爸是位南下的“大干部”，但不知是个什么样子，只是常听大人们念叨他寄回的家信。我稍大一点后，小爸便经常给我来信教育我好好学习，好好做人，还不时地给我邮寄一些书籍和文具。     

父亲南下的故事

我父亲赵风有1926年12月出生在山西汾阳的北关园村。1946年8月,正在地里干活的父亲,突然被国民党三十九师抓去当了兵。不到两个月又在汾阳田同村被解放军包围,当了俘虏。解放军动员他人伍,10月,父亲正式成为一名人民解放军战士。从那以后到解放,他一直没有回过老家。     

追忆我南下的两个哥哥

我出生于革命老区武乡县斗底村的一个革命家庭。60多年前,我的两个哥哥参加南下工作团的往事至今难以忘记。1947年,我二伯的儿子李春藻和我的胞兄李春清都先后被县委批准成为南下干部。春藻哥南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