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周秦家庭伦理观念的嬗变

西周的血缘宗法伦理虽然是以强化的家族政治观念为目的,但所产生的“孝”、“友”、“和”等观念及对其论述,却成为后世家庭伦理理论的基础.孔子以“仁”为中心,强调“礼”的作用,他把个人与家庭作为这一目的的起点,而对“孝”观念的反复论述显然强化了家庭伦理观念.孟子、荀子是从理论上对周秦家庭伦理的建构与完善,商鞅以及秦国的国家法令性质的家庭伦理的实践,影响更为深远.     

论老子的礼学思想

人们通常因《老子》第三十八章的内容,将老子视作反礼的代表人物。但是,礼有形式与内容(即礼之文与礼之质)两个层次。从《老子》文本看,老子所反对的是礼的形式,而不是礼的内容。他重视“质真若渝”的礼之质,拒斥生活中的种种装饰、种种疯狂。他对“因名而知止”的交往理性的强调,对“慈、俭、不敢为天下先”的礼学精神的阐发,都表明了他的思想与礼学之间有着深刻的一致性。     

论荀子的礼法观

荀子在阐发礼的起源时,注意到了礼所包含的相应于法的规范功能,从而异于孔盂对其道德教化功能、对其与血缘关系相联的那样一种脉脉温情的强调。他认为礼的社会功能涵盖了人生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能“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荣辱》)所以“隆礼贵义者,其国治;简礼贱义者,其国乱”(《议兵》)。这种意义上的礼与法密不可分。荀子称礼义为“治之始”(《王制》),而法为“治之端”(《君道》),“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成相》),“隆礼至法则国有常”(《君道》),这些强调的都是礼与法的一致性,他并由此提出了“礼法”的范畴:“故学也者,礼法也”(《修身》),“礼法之大分也”,“礼法之枢要也。”(《王霸》)     

洪武儒学教育与科举八股的形成

朱元璋创建明王朝后,依据所谓“武定祸乱,文致太平”(《典故纪闻》卷一)的认识,进一步加强儒学教育,充分发挥儒学功用,以巩固、加强其封建专制统治。 朱元璋以礼乐为治民之津梁,十分重视礼乐文明的治化作用。他认为:“礼者,所以美教化而定民治。……有礼则治,无礼则乱。居家有礼则长幼序而宗族和,朝廷有礼则尊卑定而等戚辨。元以夷变夏,民染其俗,先王之礼几乎熄矣,而人情狙于浅近”(《明太祖实录》卷七三),故其“初定天下,他务未遑,首开礼、乐二局,分曹究讨”(《明史》卷四十七《礼志一》),先后编成《存心录》、《大明集礼》、《大成乐》,给经历连年战乱之苦的民众多少带来了点新气象。朱元璋更为重视礼仪文明对社会日用生     

商鞅的改革精神与今天的改革

1996年末,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在观看话剧《商鞅》时为剧情所动而潸然泪下。法家巨子商鞅以惊人的勇气掀起改革的潮流,为秦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自己却被顽固派所羁绊。本文试图对商鞅变法进行简要的历史分析并与当前中国的改革攻坚进行分析比较。一、商鞅其人与商鞅变法(一)商鞅是刑名之学的集大成者“年少有奇才”的商鞅被刑名之学的奠基人李悝视为衣钵传人,成为战国中期法家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商鞅胸怀韬略,善言辩,能     

春秋时期传统礼治与法治思想的孕育

春秋上继西周、下启战国的过渡性质使其社会思想的表现极为复杂。春秋时期,不仅社会上涌动着以礼外交、以礼治国、以礼修身的传统礼治思潮,人们对传统礼治所表现出来的内部矛盾,即礼之实与礼之仪的相互脱节也发表了批判性意见。为实现“天下国家可得而正”的礼之实的政治目的,一些政治家甚至摒弃了虚而无用的礼之仪。在其政治实践中,已初步具备后世法家的法治萌芽。     

性与天道:荀子礼学的形上学依据

为了给自己的礼学思想提供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荀子从人性论与天道观两个方面对礼学的形上学依据进行了系统的论证。在人性论方面,他以“性伪之分”为逻辑起点,以“性伪合”为理论归宿,论证了礼的必要性、可能性及其产生的人性根源。在天道观方面,他以“天人之分”为理论依据,论证了礼在人类社会中的核心价值,并以天道与人道的统一性为理论依据,建立了礼的超越性和绝对性基础。     

作为规范系统的礼——从经学的现代意义看《仪礼》《周礼》《礼记》

礼既与政治、伦理的体制相关,也以当然之则为内容。在社会交往过程中,考察三礼(《仪礼》《周礼》《礼记》),首先应当关注其中的规范性观念。作为规范系统,礼属于当然之则,涉及社会领域的不同方面:从日常生活到政治践行,从个体的饮食起居到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几乎所有相关事宜,礼都提出了具体的规定。以规范为内容,礼包含目的意蕴,后者又以肯定人的存在价值为前提,与之相联系,礼(规范)既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也指向合理社会秩序的建构,在这一意义上,“做什么”与“是什么”彼此交融。相应于人的行为(做事)过程,礼同时涉及手段,并以“如何做”为关注之点。从内容看,三礼对“如何做”作了多方面的考察,其中呈现的首先是行为的方式、程序。作为行为的规范,礼本身并不具有终极的意义,其存在关乎多重根据。从根本上说,礼乃是得之现实而又还治现实,其规范作用(当然之义)无法与实然和必然分离,但同时,礼又蕴含人的价值理想,从而有别于单纯的自然法则。礼的不同根据包含着实质的意义,其变通则体现了对规范形式的扬弃。广而言之,作为当然之则的礼难以回避实质与形式之辨。在礼与乐、礼与情、礼与理等关系中,礼的实质之维与形式方面得到具体的彰...     

法家与变法的名实辨析——兼论法术之士的悲剧命运

法家在先秦其实被称为“法术之士”,“法家”之名称在汉初才确立起来。所谓变法,在开始时礼和法的差别不大,早期多有儒家士子参与其事;后来的变旧礼为新法,应该是刑律的公布与大量岀现造成的,特别是商鞅将刑罚和军事结合起来,一切以军事斗争为中心而对民众实行军事化管理,使得礼制失去了实行的基础。法术之士结局多比较悲惨,这和他们的理论与实践依赖君主的个人意志有关,若失去了保障,就会作法自毙,但是他们的理论和实践成果还是被保留下来。     

关于韩非法治思想的评价问题——与袁伟时同志商榷

今年《学术研究》第一期刊登了袁伟时同志的《试评韩非的“法、术、势”》一文,这篇文章对韩非的法治理论完全采取否定的评价。作者认为“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并非韩非建立,而在韩非以前的慎到、申不害和商鞅即“明确地将‘法、术、势’结合起来论述了”。特别是商鞅“更完整地阐明了这个理论”。作者也说他并不否认韩非对“法、     

商鞅改革成败论:合法性危机的视角

商鞅改革因商鞅车裂、秦帝国覆亡而呈全败之局,其原因在于改革的合法性危机。商鞅改革以弱民、苦民而达至“富国强兵”的目的,使其出现正当性缺失与改革暂时有效性膨胀的矛盾,导致改革的特定支持的耗散、虚空;单一意识形态、完全排斥道德价值的重刑酷刑主义的法律文化的建构,使改革必需的散布性支持无法生成;改革领袖个人品质的缺陷,导致权威危机。各阶层利益冲突因没有反馈机制的消解使得改革危机首先在领袖、体制与共同体的各层次中渐次暴露出来,商鞅因此付出生命的代价实属必然,所谓“作法自毙”实乃中的之论。     

论中国古代宗法伦理与爱国主义

中国古代爱国主义以“礼”“仁”等宗法伦理为核心,它以君臣之礼和忠君之德为基本要素,以帝王私有制为物质基础,以人的自爱之心为心理基础。宋明理学主张“灭人欲”,客观上也否定了体现宗法之礼的“各亲其亲,各子其子”的自爱之心,从而加速了宗法制度的衰落。明清之际启蒙学者意识到对“人欲”(私利心)应当“从而恤之”而不可禁之,并有意无意地突破了传统忠君之德的樊篱,倡导起一种具有一定民主精神的忠民之德。     

“礼”：荀子教育哲学的理论核心

“礼”是荀子教育哲学的理论核心：首先,学“礼”。“诵经读礼”“学止乎礼”组成了以“礼”为纲纪,且囊括“儒家六经”等重要资源为荀子教育哲学之学习的内容。其次,思“礼”。“虚壹而静”“以类度类”形成了以“礼”为对象,且提倡“内外结合”等重要手段为荀子教育哲学之学习的方法。最后,行“礼”。“行义以礼”“比中而行”构成了以“礼”为标准,且强调“知行统一”等重要实践为荀子教育哲学之学习的过程。     

简析司马光的法律思想

司马光生活在北宋中叶,当时朝野上下有志之士,从忧国忧民角度出发,纷纷提出改革弊政和加强封建法制的建议与要求。在主张改革洪流中,司马光、王安石都跑在前面。司马光虽忠于儒术,但仍很重视法的作用。他在《资治通鉴》开头讲的礼,实际上就是法。“天子之职莫大于礼”。此处的“礼”司马光本人讲得很清楚,“何谓礼?纪纲是也。……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纪纲哉!”又说:“礼之为物大矣!用之于身,则动静有法而百行备焉;用之于家,则内     

张载礼学思想探论

受时代学风的影响,张载对“三礼”经文和旧注所做之诠释,有着明显的疑经倾向。张载对“三礼”经文和旧注提出的异议,旨在更好地复原“三礼”之文本,剔除“三礼”中不合先王之法的内容。张载的“三礼”诠释有着很强的经世致用倾向。其推崇《周礼》所记之井田制以期缓和北宋中期的土地兼并问题,推崇《仪礼》和《礼记》所记之宗法制以凝聚宗亲、维护儒家伦理等,皆有着很强的当代意识。张载通过“三礼”等经典之诠释从而阐发他的理学思想,涉及的问题有中庸、礼乐以及辟佛等,此外还涉及格物论、太虚即气论、天理人欲论、民吾同胞论。     

王夫之对张载“礼之本”论的承继与新释

张载和王夫之皆基于时代需要,在其“礼之本”论中内嵌天人合一结构。王夫之在承继张载思想的基础上,提出礼之所以具有自运而运天下的特性,就在于道为礼之本。二者所言之道皆分天道和人道。就天道而言,张载释《礼记》中“礼必本于大一”为太虚即礼之大一,王夫之释礼之大一为理无不涵、富有万殊而极乎纯者。就人道而言,二者皆由天与性的关系,主张礼本于天与礼出于人心是相贯通的,但张载言性是合两结构,以礼可持天地之性,王夫之则言一本然之性,礼通天道之理以治人情。     

儒家政治哲学中《春秋》、礼、王权的三位一体——以孙复的《春秋》学为中心

《春秋》是与政治生活联系最紧密的儒家经典,其中涉及丰富的礼制之事;而礼则是维持王权政治的重要保证。在儒家政治哲学中,《春秋》、礼与王权是密不可分的,这在孙复的《春秋》学中体现得尤为突出。他以经为本,不曲从前人传注,以王权政治理念贯穿其对《春秋》经的解读。孙复对《春秋》中所记载的礼典之事尤为关注。他以《春秋》议礼、以礼论政,通过对宗社之礼、朝廷之礼、人鬼(祭祀)之礼的阐发,对诸侯进行褒贬以维护王权政治。春秋后期,随着楚国、吴国势力渐强,华夷关系持续紧张。孙氏还以尊王之义贯穿其对华夷之辨的理解,以之作为礼的补充。在孙复的政治观念中,《春秋》、礼与王权乃是一体的。     

蔡沈易学中的辩证法思想

蔡沈的象数易学著作《洪范皇极》中蕴含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他借助宋代图书学的两个基本图式河图、洛书,建立起辩证法的基本框架,其中河图表征矛盾的静态结构,洛书表征矛盾的运动发展.他通过自己创作的“九九数图”、“范数之图”等图式,以“数”的方式阐明天地万物运动的具体过程.其辩证法以朱熹理学之“理”为本体范畴,而更深层的理论基础则是人生生不息的生命精神.其辩证法阐明的是宇宙的秩序,即“礼”,其价值旨归是实现伏羲时代的“皇极之世”.     

"欲不可去"与"欲不可尽"--论荀子关于人之欲求价值观

荀子由论礼之起源 ,而论及人之自然欲望和社会欲求之发展和实现。他认为 ,人欲天然 ,凡人相同 ;欲不可去 ,求不可尽 ;纵欲有害 ,任情不能。欲不可尽却可以求近尽 ,纵欲有害却可以节而制之。荀子既不主张禁欲 ,亦不主张寡欲 ,恰恰力倡节求导欲、养欲给求。而“以财物为用 ,以贵贱为文 ,以多少为异 ,以隆杀为要”的礼仪制度和行为规范 ,则是实现这一理念的惟一方案。他认为 ,以“礼”来“别而养欲”、“分而导求” ,是使自然欲望的扩张与物质财富的保障相持而长、个人需求的发展与社会规范的制约相适不悖的最佳选择。荀子的个人欲求价值观独特而精到 ,在儒学思想演进过程中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     

“德礼之治”:儒家管理哲学的控制理论考察

控制作为管理活动的一个基本要素和环节,有其特定的内容和涵义,其对象也包括对于人、事、物和行为等因素的控制.儒家管理哲学指向的乃主要是对人的控制.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实际上一语道出了儒家管理哲学的核心和基本原则就是“德礼之治”,而其社会政治控制则亦由此演绎而来:(一)注重德礼引导教化的事前控制,而不十分重视以政刑惩诫为内容的事后控制;(二)强调以“德”为内容的内在控制与以“礼”为内容的外在控制的相互结合运用;(三)以“克己复礼”为工夫的个体控制和以社会教化为功用的群体控制的相互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