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从麦氏金枪鱼案论国际海洋法中的临时措施

麦氏金枪鱼案是国际海洋法法庭自成立以来审理的涉及临时措施的三个案件之一,但目前国内对该案鲜有研究.该案涉及的管辖权问题对于研究国际海洋法法庭具有重要意义,并体现了由于国际环境案件中的"科学不确定性"特点,国际合作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司法表述与司法分析的不同逻辑——以“杜德利案”为中心

女王诉杜德利和斯蒂芬斯案是富勒"洞穴探险者案"思想实验的原型。通过对该案原初判决的研究可以发现,在无先例可以援引时,法官进行司法分析需要权衡不同决策的利害后果,进而选择能够激励对社会有益行为的法律立场;而对判决理由的论证所采用的道德性话语表述,则是为了获得服判效果进行的修辞。关于"洞穴探险者案",以富勒为代表的主流观点忽视了司法表述与司法分析的不同逻辑要求,使得一个蕴含着深刻司法智慧的案例成为了悬案。     

建立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的探讨

1999年 6月 3日 ,广受关注的中国首例反倾销调查案———对原产于美国、加拿大、韩国的新闻纸反倾销调查案终于有了结果 :外经贸部和国家经贸委分别作出了认定倾销存在、损害存在的最终裁定 ,各有关利害关系方被确定征收的反倾销税税率自 9-78%不等 ① 。至此 ,此案似乎已圆满结束了。但该案真的就此结束了吗 ?两部委的终裁具有绝对的终局效力吗 ?假若美、加、韩出口商对终裁不服 ,其能寻求何种救济 ?若将这些问题置换于其他一些国家的反倾销实践中 ,则未必结束 ,只要有关利害关系方诉请司法审查就有可能推翻该案的最终裁决。所谓反倾销司法…     

法官司法理念探析——“彭宇案”引发的思考

"彭宇案"一审判决经受的基于法理学、证据法学和法社会学等多种视角的批判,反映出主审法官专业素养不足、司法理念缺失和司法智慧不足,而该案最终的庭外和解结果是司法机关在公众判意的强大压力下做出的妥协,这种打折的正义导致司法权威减损和社会道德滑坡,进而催生"小悦悦事件"等一系列所谓"彭宇案后遗症"的社会现象。在和谐社会的语境下,法官务必要深入理解司法过程的性质,秉持司法为民的理念,充分了解民意,知悉先例,把握当下,着眼未来,能动司法,积极运用司法智慧正确处理重大疑难案件。     

仇恨型故意杀人案件死刑裁量反思——贾敬龙案量刑妥当性多维分析

贾敬龙案涉及尖锐复杂的民间矛盾,属于由矛盾激化所引发的仇恨型故意杀人案件。民间矛盾激化所致仇恨型故意杀人案件往往情有可悯,对之是否适用死刑立即执行应当审慎、全面地考察。虽然该案判决符合三段论的形式逻辑,但通过图尔敏论证模型进行实质分析后,可以看出司法机关对该案司法裁判的论证重心在于其"可杀"之处,而对"可不杀"之情节考察不足,显然论证并不全面。而司法机关对此案的裁判与以往实践中所采取的死刑司法控制政策以及最高法院指导性案例,所持立场不一致,缺乏融贯性。同时,对贾敬龙案做出死刑立即执行的判决,也缺乏刑罚沟通主义精神。     

论国民政府司法中的美国人刑案

近代中国长期遭受列强治外法权的侵扰。1943年,美国因同盟作战的缘故,宣布放弃在华领事裁判权。随后中国法院依照属地管辖原则,开始审理美国平民在华的刑事案件。麦克米兰案即是此背景下,由国民政府公审的首例美国人刑案。这一理应备受关注的案例却鲜见学界研究。该案的审理过程表现出了中美法制理念的差异,也反映出了中国当时诸多的社会问题及法制发展状况。国民政府司法中的美国人刑案并未因主权的彰显而成为经典判例,反而缺乏应有的公正。美军在华的治外法权也并未因1943年中美新约的签立而废除。     

德兰诺瓦事件考辨

德兰诺瓦事件的处理引发了早期美国在华领事裁判权问题的争议 ,是影响早期中美关系的重要事件。德兰诺瓦案是典型的刑事案 ,但在如何审理这一案件的问题上 ,却体现了中美两国不同的司法观和文化价值观。中国按照本国法律宣判肇事者有罪是中国独立行使司法权的表现 ,无可非议。美国以自己文化价值观看待德兰诺瓦案 ,其偏见显而易见。至于该案的处置方法是否过激应依据当时客观情况而定。事实上 ,早期中美关系受清政府排外政策影响 ,德兰诺瓦案也不例外     

当代中国司法运作现状的实证考察及理性思考

司法的良性运作是保障社会公正的最后屏障,是一个国家法治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尺。当代中国司法由于自身存在诸多缺陷,难以顺应我国当前社会转型与法制建设的时代要求。本文立足司法实践,实证地考察了当代中国司法的体制现状、功能现状、司法人员的素质现状,剖析其存在的缺陷与不足,并试图找出完善司法运作体系,协调司法运作系统的内外部关系,理顺司法运作与经济发展的互动机制,强化司法对行政的监督机制等的理性方法。文章最后鲜明地指出,只有全面透彻地认识我国司法的现状,坚定不移地推行司法改革,才能实现司法正义。     

媒体介入司法之“危险”与“忠诚”争议的背后——重拾张金柱案

媒体与司法是一个近年来常常谈起的话题,而十余年来围绕“张金柱案”的争论也时续时断。对该案后续争论的反思与检省表明,舆论监督既不是一种“危险”,也不是一种“忠诚”,而是一种权利,即便它会出现“危险”,也并非它本身所致,更多地源于一种体制性、制度性的变异。因此,深化政治体制、司法体制改革,才是建立司法与媒体良性互动关系的根本出路。     

从"环境权"的司法实践看环境法的义务本位——以"菲律宾儿童案"为例

在被国内外环境法学者作为"环境权"之司法实践而广为引用的"菲律宾儿童案"中,作为原告起诉理由以及法院判决根据的"环境权"与法院最终的判决结果没有必然的联系.该案所流露的真实成分就是人们为了保护自然环境这一公共利益而承担的各种义务,这也是环境法义务本位的体现.     

论法的基本价值

法作为一种社会规范现象,其内涵丰富,具体存在形态和具体运行极其复杂。法的价值是多方面的,其中最基本、最核心的价值是正义和秩序。正义是人类共有的内在精神,是法的实质价值;秩序则是人类共有的外在需要,是法的形式价值。正义寓于秩序之中,又通过秩序得到了保障。正义和秩序体现了法的共同理想和目标。法应当是正义和秩序的结合体,法应旨在创设一种正义的社会秩序。     

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问题初探

提出证据是当事人的责任,法官的责任是在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依据经验法则建立联系。证明标准问题,就是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联系应当达到何种程度,才能足以再现案件的事实,也就是说一方当事人所提供的证据是否能达到证明其主张的证明程度。这在民事审判实践中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管是英美法系所采用的盖然性占优势或大陆法系国家采用的高度的盖然性证明标准,它始终是属于人的认识活动,而人的认识活动受种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所以如何统一人们的认识,对一般的、原则性的东西形成共性的理念,是在审判实践中急需解决的问题。     

全球化背景下罗尔斯正义理论在国际社会的适用

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在国际社会的可适用性一直广受争议,争论的焦点是国际层面适用罗尔斯的正义理论的“正义环境”即“国际社会”是否存在的问题。实际上,国际法的发展已证明一个不甚成熟但长足发展的“国际社会”正在形成,即国际层面已初步具备适用罗尔斯正义理论的“正义环境”。而且,晚近全球化的发展也显示这种适用的必要性。不过,在具体的适用中,对合理的“适用模式”及相关问题的探讨是必要的。     

法律论证与罪刑法定的实现

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对于弥补中国形式正义的缺位与不足具有重要意义,然而新刑法实施后,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将罪刑法定理解得过于简单和庸俗化的现象,刑事司法实践被笼罩在"法律形式主义"的阴影之中。事实上,法律的适用是一个比简单逻辑三段论更为复杂的过程,法律论证正是为了缓解法律机械适用和法律多解的困境,而于近四十年来逐渐在欧美法理学界兴起并走向前卫的方法论学说。法律论证强调对话、论辩、理性程序,其于刑法的适用利于超越"法律形式主义",将正义定位于形式与实质之间。     

量刑程序改革之思考

量刑程序对于保障量刑公正、实现司法正义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我国混合式的量刑程序存在许多不足,必须进行改革。同时,司法机关的改革试点、学界的学术研究、国外成功经验等也为其改革提供了条件。但改革要从本国实际出发,既要注意合理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又要注意结合本国实际情况,建构独具特色与符合国情的量刑程序。     

刑事和解:人本主义的对话型和解

缘起于上世纪70年代的西方刑事和解实践,以恢复性正义为理论基础,对话、商谈而非纠纷解决模式是刑事和解区别于传统和解制度的重要程序特征;实体上,强调以责任、恢复与回归作为其基本内容,关注对被害人心理损害的修复。近年来我国一些司法机关对恢复性司法进行的探索严格说来还称不上是真正的恢复性正义实践,因此,准确领会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程序特征和实体内容,对我国当下急速推进的刑事和解实践进行冷思考,对避免将刑事和解庸俗化,甚至变为一种功利的手段具有重要意义。     

制度缺陷与个人荣誉称号评选异化现象

个人荣誉作为精神奖励的重要构成部分,与物质奖励一起引导着社会秩序的建构和社会的良性运行,因此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过程中具有十分重大的价值和意义。然而我国目前个人荣誉评选领域出现了很多不正常的现象和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与现有制度的缺陷有着密切关系。文章认为相关法律的缺乏、现有制度的缺陷给个人荣誉评选领域存在的问题和现象提供一定的生存空间,严重破坏了荣誉称号的神圣性和权威性,降低了其示范效应和引导价值,最终影响了社会公正的实现,因此改革和创新我国个人荣誉称号评选制度显得非常迫切。     

论批捕权的归属问题

逮捕是最严厉的强制措施 ,它与人身自由密切相关。逮捕具有“双刃性” ,如果处理不好 ,就会侵犯公民的人身自由。由检察机关行使批捕权是否能够保证逮捕的公正性是众多学者关注的焦点。本文试从我国逮捕制度的现状入手 ,分析由检察机关行使批捕权的弊端 ,并通过对检察机关性质的分析 ,建议引入司法审查原则 ,把批捕权归属于法院 ,以期使逮捕更加公正 ,使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达到和谐统一。     

重大复杂的共同犯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程序研究

重大复杂的共同犯罪案件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认罪认罚制度注重强调诉讼效率,对重大复杂的共同犯罪案件不能像一般案件一样不分诉讼阶段一体适用认罪认罚制度,以免认罪自愿性和供述真实性方面可能存在的问题被掩盖,进而影响案件定罪量刑,甚至导致案件处理偏离公平正义。重大复杂的共同犯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制度,应当按照“首重公正,兼顾效率”的原则调校程序,构建检察主导下的程序分流机制和事实查明机制,努力实现公正与效率并重的诉讼目标。     

社会公正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价值基础

社会公正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和根本要求。当前社会公正在一定程度上的缺位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造成了不利影响,也对社会的安全运行造成了一定风险,对党和社会主义政权的政治合法性造成了一定冲击。因而,采取得力措施努力实现社会公正对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意义深远。社会公正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取得成功的价值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