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民生实践与社会和谐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为解决民生问题阐发了丰富而深刻的思想,陕甘宁边区据此开展了一系列具体的实践探索.以改善民生来促进社会和谐,是陕甘宁边区社会建设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对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有重要启示.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西北回族的政策和回族人民的抗日爱国活动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西北回族的政策和回族人民的抗日爱国活动高占福，李荣珍一、抗战时期党对回族的政策和在陕甘宁边区的初步实践“七七”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主张和号召下，全国很快形成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由于国民党政府所奉行的民族歧视和压迫...     

论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权的国体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华大地上,出现了一个几千年文明史上从未有过的新型民主政权,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政权。陕甘宁边区政权是共产党领导的各个抗日阶级联合专政的政权。陕甘宁边区政权属于什么性质的政权即国体,这是研究陕甘宁边区政权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国体是指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是国家政权的质的规定性。处于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政权,阶级基础是除汉奸、卖国贼以外的各个抗日阶级,在一定程度上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包括国民党人士参加政权。于是,有人提出陕甘宁边区政权是否属于新民主主义政权的问题。笔者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抗日阶级联合专政的陕甘宁边区政权仍然是新民主主义政权。毛泽东说过:“判断一个地方的社会性质是不是新民主主义的,主要的是以那里的政权是否有人民大众的代表参加以及是否有共产党的领导为原则。”①新民主主义政权,新就新在有先进阶级政党即共产党的     

极具特色的陕甘宁边区民族政策

抗战时期（1937-1945）陕甘宁边区的民族政策是一个历时性概念,它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是针对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的实际情况制定的政策。边区民族政策尽管只具纲领性,没有形成专门、系统的文本,但其模范的实践性和强有力的工作机构提供的保障性仍使边区民族政策取得辉煌成就,成为全国少数民族解放的灯塔。     

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冬学运动与政治社会化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冬学运动是中共在根据地实施的一项社会政策,作为国防教育的一种重要形式,其目标是扫除文盲,激发民众的民族意识,究其本质而言是一场政治社会化的运动.用政治社会化的视野来审读这场运动,不难发现,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冬学运动在政治社会化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实现中共意识形态社会化的基本途径,其结果也达到了这一目标.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社会教育运动与乡村社会变迁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教育运动,包括消灭文盲、改良卫生、反对巫术、劳动教育与"二流子"改造等内容.这一教育实践不仅改变了乡村社会的关系网络,而且改变了人们的认知、情感和意识.农民生活的中心由此从自家的场院转移到党所期望的集体行动框架中,从而为党的政治动员奠定了最广泛的社会基础.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对私营工业的政策及特点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在工业建设中,从边区经济建设发展的实际出发,对边区建立在私有基础上的私营工业采取保护和扶持其发展的政策,促进了边区私营工业的迅速发展,对于促进边区经济建设的发展,争取实现边区工业日用品的自给自足做出了贡献.边区对私营工业的政策及特点,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中进行的成功实践.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妇女思想意识的变迁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妇女的思想意识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 :空前的民族救亡意识 ;民主平等与政治参与意识 ;重视学习文化知识 ;参加生产 ,自强自立 ;卫生保健 ,科学育儿等。这些观念的转变 ,反映了边区妇女政治、经济、社会地位的极大提高 ,也体现了这一时期陕甘宁边区政治民主、社会文明的进步趋势     

伟大的历史性创造──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私营工商业政策与实践

伟大的历史性创造──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私营工商业政策与实践王致中，魏丽英抗日战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作为中国人民进行抗日解放斗争的重要后方基地，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都曾经创造过极为丰富的历史经验。在经济建设领域，边区为实现由苏维埃时代...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知识分子政策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认识到科学技术对抗战建国的重要意义,阐述了科学技术的对抗战建国的重大意义。并据此制定了陕甘宁边区团结、优待知识分子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既贯彻了党在抗战时期的统一战线思想,又争取了大批知识分子奔赴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充分调动了广大知识分子的抗战积极性,使他们满腔热情地投身抗战建国的大业中。对于由王实味问题引发的审干运动及抢救失足者运动中共及时进行了纠正,基本上保持了自身发展政策的连续性。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知识分子政策及其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偏差,对解读中共后来的知识分子政策有着重要的参考作用。     

Does social insurance enrollment improve citizen assessment of local government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China

Although many studies claim that social policies are “carrots” that authoritarian leaders use to garner public support, the assumption that social benefits can boost public support of government has been rarely tested empirically, especially at the local levels.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effects of social insurance enrollment on citizens' assessment of local government performance using data from the 2010 China Family Panel Study. We use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to reduce selection bias and ordered probit regressions with fixed effects to examine these possible effects. We find that social insurance enrollment ha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rural citizens' assessment of government performance, but this effect did not exist for their urban and migrant peers. This discrepancy could be largely due to the groups' different expectations for government redistribution and their distinct experiences of China's social welfare reform. We conclude that the Chinese authoritarian government has achieved partial success in its attempt to use social policies to maintain popular support.     

清代救灾体制转换与公共管理近代转型——效能分析与基层案例比较

通过对乾隆江苏如皋饥疫的恶性案例、光绪山东惠民水灾的良性案例与宣统直隶保定新法防疫三个清代救灾案例的比较考察,可以看出由救灾体制所代表的社会危机公共管理体制,在清中后期,伴随社会变动而经历了从传统模式向近代模式的转换。这一转型过程表明,体制性质而非官员素质是决定救灾效能的决定因素,体制组织化是社会公共管理的制度保障,官民力量的整合,使救灾成为集中全社会力量共同进行的公共事业,因而使救灾效能比较显著。这是社会管理制度近代转型的体现。可见清末"社会救助中封建国家的作用"并未下降,反而在体制转型中更加开放、多元、强化而有效。救灾体制转换所显示的效能示范,彰显了新式救灾体制的优势,促进了社会公共管理模式的近代转型。     

面向流浪乞讨人员的小额救助金资产社会政策设计

流浪乞讨人员小额救助金,是面向农村流动人口因打工困境流浪乞讨的一项资产社会政策。该政策通过设立小额救助金个人发展账户,实施政府资金援助,资金分为救助基本金与救助配套金两个部分。规范个人资产账户的申请、运行、积累,促进小额救助金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金之间的过渡,完善多种援助方式,杜绝依赖甚至骗取等不良求助行为等,是设置小额救助金限制条件的一些制度。授权于个人的救助资金,对鼓励能力开发、工作挣钱、自立自助、形成个人的财富积累,引导摆脱对流浪乞讨生活的依赖等,具有积极意义。     

20世纪20—30年代江苏农村合作运动论略

农村合作运动是国民党政权定鼎南京后极力推行的一项国家社会经济政策。抗战前,江苏省率先进行农村合作运动,并为之设立了农村合作事业指导委员会与金融部门江苏省农民银行;出台了种种有利于合作社业务展开的举措,如加大农贷资金、采用多种贷款方式、限制借贷利率等。这些作法在加速江苏农村合作事业发展的同时,也或多或少地增加了农业生产的投入,改变了乡村借贷的传统格局,促使了农民思想观念的转型和乡村社会的现代化。但由于当时基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尚未彻底变革,难以达到国民政府之初衷,然改良农村的努力则不应忽视。     

民生的问题化与政府创新

在当代中国,民生领域出现了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政府管理学思考。当代中国民生问题的实质,是人民政府框架下的发展观念、具体制度与应对机制问题。为化解民生问题,中国政府应以关注民生、保障民生、发展民生为第一要义;应该转变发展观念,调整民生政策,着力于政府创新;应该切实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政府绩效制度。同时,应当全面构建旨在主动应对民生问题的调研、预测与预警机制。     

软预算约束下的宏观经济政策传导机制及政策效应

虽然在软预算约束经济中,财政政策相对于货币政策要高效一些,但是与硬预算约束经济相比,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都降低了。正因为如此,政府才不得不采用行政手段以及信贷控制、土地审批这样的控制数量变量的手段来调控经济。软预算约束下的"投资冲动"和"消费压抑",加之特殊的宏观调控政策使得经济的调整缺少弹性,导致经济表现出不同于一般市场经济的特征来。中国的经济波动既有市场经济的一般性原因,更有特殊的体制性原因。解决宏观经济结构失衡的根本办法不是利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进行需求管理和调节,而是必须通过改革来有效加以解决。在"产能过剩"、"消费压抑",同时国外需求由超常增长向常规增长回归的情况下,过度的财政扩张可能使中国经济再次陷入通缩的境地,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双重过度扩张则可能使中国经济陷入"滞胀"的风险之中。     

抗战期间中英围绕中印交通问题之西藏交涉

文章以档案文献为依据探讨了抗战期间中英两国围绕修筑中印公路问题就“西藏问题”展开的交涉。抗战期间,中国国民政府试图以修筑中印公路为契机,加强对西藏地方主权统辖。英国政府为维持其在西藏的势力范围和影响竭力阻挠公路的修筑,并企图以所谓西藏地位问题与筑路计划挂钩。同时,英国还唆使西藏噶厦干扰中印驮运线的开通。英国的阻挠最终导致了中印公路计划的流产,给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带来了巨大损失。     

抗日战争时期的山西赴日留学

抗日战争时期,南京国民政府中止了向日本派遣留学生。山西在日军的统治下建立了日伪山西省公署,在日伪华北临时政府安排下,曾先后向日本派出了四批共44人的留学生。在此期间还有部分在省外就学的山西籍学生通过其它的途径留学日本。抗战期间的山西赴日留学,是非常时期的一个特殊的历史过程。     

对我国民办教育有关政策的经济学分析

运用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对于我国民办教育中的有关政策进行了初步的分析。主要观点是：第一，政府应该建立有效的民办教育激励机制和质量保证体制；第二，区分营利性教育机构与非营利教育机构；第三，应该在更高层次的目标指导下制定民办教育政策；第四，政府应该综合使用各种政策工具，经济激励措施往往比行政管制更为有效；第五，有效的民办教育制度是在演化过程中形成的，而不是人为设计的；第六，对于独立学院这种办学形式来说，第三方的规制措施是必要的。     

在华外国商会及其政治参与

在华外国商会建立了广泛的国际国内社会网络,它们参与了中国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一些活动。它们的政治参与表现在:对中国政府的政策施加影响、监督政府、为中国利益游说母国政府、增大法院的压力,等等。在这些外国商会的政治参与中,展现出中国政府过程"压力政治国际化"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