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乌江流域的移民活动及其对民族关系的影响

有清一代,由于内地人口突增,人多地少现象严重,而地处西南边陲的乌江流域则因地广人稀且资源丰富,大量内地汉族移民于是陆续进入该地,或从军,或垦荒,或开矿,或经商,其中大部分人最终定居下来。他们既带来了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又为边境增加了大量的劳动人手。他们不仅为开发乌江流域付出了艰辛的努力,而且对乌江流域地区的民族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历代移民对乌江流域民族地区的政治护佑

乌江流域民族地区地处西南边陲,但山水俊秀、历史悠久、民风朴实、文化浓郁,历来吸引着大批的外来移民。几千年来,各种外来移民不断来此定居,随之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也带来了发达地区先进的政治理念,给地处蒙昧山区的乌江流域注入了新鲜血液,加速推动了该少数民族地区政治文明的发展进程。     

乌江流域民族地区明代学校教育的发展、特点与深远影响

明代是乌江流域民族地区学校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官学的设置、书院的创建、专科学校的兴起、乡村社学的发展,是该地区这一时期学校教育的主要类型。当时学校教育呈现的特点有四:一是中原文化从巴蜀地区渐次传入乌江流域民族地区,二是初步建立起学校教育体系,三是地方教育逐步普及,四是区域间学校教育发展不平衡。乌江流域民族地区明代学校教育发展改变了土司统治集团的风俗习惯,提高了各族人民的文化素养,推动了各民族之间的融合,促进了传统文化的发展和创新。深入研究乌江流域民族地区明代学校教育的发展、特点,有助于深刻认识乌江流域民族地区明代学校教育对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产生的深远影响。     

宁夏吊庄移民的民族关系和宗教生活

吊庄移民的社会效益最终可归结为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两个方面。宁夏的吊庄移民以南部山区回族群众为主 ,在吊庄移民的社区重建过程中 ,民族关系和宗教生活问题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两个方面的问题与回族的民族文化发展有直接的关系。吊庄移民社区正是要通过异地经济开发 ,达到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民族共同繁荣。本文应用实地调查并结合文献资料分析了宁夏吊庄移民中民族关系和宗教生活的现状     

论民族心理对民族关系的影响

本文在探讨民族心理概念的基础上,重点分析民族心理对民族关系的影响。认为民族心理对民族关系的影响虽然分别反映在民族认识、情感、意志及民族能力、气质、性格方面,但一旦民族心理形成后,便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往往是这六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总体来说,如果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认识比较客观,情感上比较接近,气质、性格相投,能力接近,表现在双方交往方面则是民族关系向着友好方向发展;如果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有偏见,情感上比较抵触,气质、性格相距甚远,价值趋向不一,那么表现在民族关系方面就是民族关系向着隔阂、纠纷及冲突方向发展。     

乌江流域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研究

生态产业的发展与区域生态环境存在着明显的互动关系。本文选择的乌江流域是具有一定特色、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关系较为紧密的地区。定量测算生态产业发展、生态环境状况以及两者的耦合关系,旨在为促使乌江流域生态产业发展和建立全流域的“生态产业一生态环境一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系统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论乌江流域民族地区古代教育的兴盛及原因

乌江流域地处西南偏僻,为土家族、苗族等居聚之所。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民族地区的古代教育形成了兴盛的局面:一是封建官学长盛不衰;二是开明书院兴废起伏;三是民间私学面广量大;四是历代人才万马如龙。这种兴盛局面有深刻的原因:一是经济发展推动进步;二是时政干预左右发展;三是文教科举促成繁荣;四是交通的发展。     

明代移民入滇与中国西南边疆的巩固

“移中土大姓以食云南”,洪武二十年 (13 87年 )“诏湖广常德、辰州二府 ,民三丁以上者出一丁 ,往屯云南”。与此同时 ,明廷还招募盐商于各边开中 ,谓之商屯。所谓“开中”也叫“中纳”(盐粮 ) ,也就是商人组织人力在边境地区屯种 ,以所获交予官府 ,凭证据到盐场购盐 1 3。早在 13 82年明军进驻昆明之际 ,就因“兵食不继”,朱元璋“命户部令商人往云南中纳盐粮以给之”。根据《明史》和《明实录》的记载 ,明代在今天云南的昭通、曲靖、玉溪、红河、保山、大理等地区都先后实行过“开中”。通过这一形式移入云南的内地居民也不在少数。据此 ,…     

我国民族意识增强的因素及其对民族关系的影响

在现代化进程中,民族意识普遍增强,既涉及民族自尊和发展意识,又携带着消极的狭隘主义意识.诱发我国民族意识增强的主要因素有政府管理因素、市场因素、资源因素和文化体认.狭隘的民族意识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引导各民族增强中华民族意识,充分体现中华民族意识的时代精神具有现实意义.     

西藏人口较少民族迁徙的政治经济动因及其对民族关系的影响

西藏较少民族围绕喜马拉雅山脉南北迁徒,使少数民族在藏南地区的人口数量激增,改变了藏南边缘的政治格局,形成了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局面,也进一步加强了各族人民之间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和联系.     

《新唐书》的“四夷传”与唐代的民族史志研究

唐王朝是一个疆域辽阔的统一多民族帝国,唐王朝不但能够很好地处理国内的民族问题,还能够与海外的民族或者民族国家建立友好关系,正是在这样宏大的历史背景之下,《新唐书》以超过以往正史的丰富内容以及庞大的文献体量,记载了所有唐朝直接统治、间接管理的民族,以及唐朝人目光所及的海外民族,以民族史志的方式给我们展示了一幅具有世界意义的民族发展画卷。     

试论明代的中缅贸易

明代的中缅贸易可以划分为两个部分:缅北的陆路边贸和下缅甸地区的海路贸易。明代缅甸南、北方民族地方政权在外交和经济上的相对独立性,较大程度上促进了中缅贸易的发展。得益于中缅贸易的发展,明代在中缅边境地区新兴起了数个商贸城镇。明代的中缅贸易还促使了两国间的人员和物品流动增多,促进了中缅间的文化交流,从而在历史上开启了一个中缅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更加密切繁荣的时代。在云南省加快实施"桥头堡"战略的今天,曾经在明代繁荣的滇缅商道将再次焕发出新的活力。     

一部古代中朝断代关系史的力作——读姜龙范、刘子敏教授合著《明代中朝关系史》

姜龙范、刘子敏合著<明代中朝关系史>一书填补了中朝断代关系史研究之空白.该书结构完整,层次清晰,史论结合,兼加考证,资料翔实,博采众长.白璧微瑕的是在各章题目的规范、统一,史料的运用及使用前人成果方面略有缺憾.     

成化七年的尴尬——余子俊延迟筑边原因辨析

万里长城是中国古代遗留下来的珍贵历史遗迹,现今陕北所见明代长城遗址大部分是在明成化年间由余子俊主持修建完成的。然而,这项工程却受到重重阻碍,延迟修筑竟长达三年之久。本文试将这一事件置于明朝中期大的社会背景之中,从政治、经济、民族关系以及社会因素等各角度进行剖析,探讨此事件发生的背景及原因。     

明代江南水利治理述论

综观有明一代 ,围绕太湖流域的水利凋敝 ,从治理下游排淤、综合整治塘浦圩田、修筑海塘等几方面入手 ,开始了有声有色的水利过程。在治理过程中 ,由于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支持和有力组织 ,太湖流域的水利治理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工程技术方面也取得了进步。但是 ,由于具体工程承担者的主观意图 ,导致某些工程的最后结果不尽如人意 ,未能彻底改变宋代以来的太湖流域水利积弊。也给后世留下了值得思考的空间。     

明代总理河道考

明代的中央财政收入,依赖于东南地区,通过运河输送至京。为保证漕运的畅通,自明宪宗时在中央设立总理河道一职,专门负责运河管理。总理河道官员身兼数衔,有权节制地方军卫和有司,对运河的河道设施及通航秩序进行有效的管理,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南方赋税的北运。总理河道的设立,不仅对明代水路交通的发展极为有利,而且对明朝商品经济的发展与政权的巩固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这一制度也为此后的清政府沿用。     

明代禹州进士考

河南禹州在历史上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但自南宋以后渐趋＂沉默＂。考察明代禹州的进士数量,可以了解当时禹州的文化教育发展水平。明代禹州共有进士36名,在河南各州县中居于前列。所有进士中,景泰以前仅有2名,正德和嘉靖年间进士数量则达到了高峰,此后则逐渐减少。     

自然灾害影响下的明蒙关系

在明朝与蒙古封建主长期对峙的过程中,北方地区的风雪、冰雹、干旱、虫蝗等自然灾害对双方都有重大影响。草原地区游牧经济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决定了它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有限。一旦遭受自然灾害,必然要依赖内地经济的援助。蒙古封建主迫于生计,或南下掠夺,或主动要求与明互市,使明与蒙古的关系时而呈现出剑拔弩张的紧张局面,时而又出现缓和的重大转机。对明朝而言,自然灾害既是明边防御中的不利因素,又是羁縻蒙古的有利因素。     

晚明文学娱情观简论

在晚明这一特定的时代环境下,经过历史积累的文学娱情观终于成说立言,并突破正统文学观念的束缚而流行于晚明文坛。这使文学一定程度上从政治教化之工具角色中走了出来,其独立性和娱情性也因此而突显出来,性情文学、趣味文学、闲适文学也从而大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