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义利思想研究

苏轼义利思想在其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义利思想一方面受到苏洵义利观的影响,另一方面受到北宋儒者的影响。在自然人性论基础上,苏轼义利思想的内涵主要表现为“以义正身”“利以安身”“义利相和”。苏轼将“义”视为自我修养的道德标准,坚持以仁义约束自己的行为,即“以义正身”;苏轼认为,“利”是个人生存的重要条件,是百姓安身立命的基础,故而主张“利以安身”;苏轼坚持“义”与“利”是互为支撑的,要做到“义利相和”。尽管在苏轼看来,利是无善恶的,是不应该反对的,但是苏轼并不提倡缺乏“义”作为支撑的“利”,强调“义利相和”。     

论苏轼的艺术美学思想

苏轼对艺术价值的看法,与其人生哲学相联系,强调艺术的审美价值。苏轼对审美享受的看法,一是强调“适意”,即在审美欣赏中审美客体的本质特征和审美主体的主观因素的和谐一致,在审美创造中审美主体的主观因素和艺术表现的自由结合;二是主张“寓意于物”而“不留意于物”,其核心是强调审美主体在审美享受中的能动作用。苏轼强调艺术美与自然的统一,其所概括的统一形态主要有“常形之美”、“形神之美”、“常理之美”三种。苏轼强调“意”与自然的统一,并探讨了统一的过程,提出了“性与画会”及“境与意会”的见解。     

苏轼确知“周郎赤壁”的位置吗

苏武贬满黄州,作《念奴娇·赤壁怀古》与前、后《赤壁赋》,遂成古典文学之瑰宝。但苏轼借以抒发怀抱的这个黄州赤壁,却不是赤壁之战的古战场。苏轼是否误认其为“周郎赤壁”了呢?抑或如有人所说,苏轼确知其并非“周郎赤壁”,但也不妨暂时借以抒发情怀呢?笔者认为,回答应该是否定的。北宋诗人张耒在《明道杂志》中说:“周瑜破曹公于赤壁,云阵于江北。而黄州江东西流,无江北。至汉阳,江南北流,复有赤壁山。疑汉阳是瑜战处。”张耒是苏门四学士之一。他己经怀疑黄州赤壁并非赤壁之战的真正发生地了。苏轼自己在《东坡尺牍·与范子丰书》中也说:“黄州西山麓,斗入江中,     

真者无畏 善者无私 智者无忧──论李白·杜甫·苏轼的人格精神

李白、杜甫、苏轼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杰出的代表人物。这除了他们都创作了不朽的文学作品，而且还以其独特的人格精神，受到后人的崇敬。笔者以为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心态上，他们分别代表了三种理想人格精神。一、真──率性任情的李白人称李白是诗仙。“仙气”源自何方?源自他的浪漫豪放、率性任情。诚然，李白的思想被公认是个杂家：他身上有儒士气、道家气、隐士气、侠士气，甚至还有些酒徒气，但这所有的气质均出自一个本源──“真”；浪漫是真，自负是真；追求是真，消沉是真；入世是真，出世是真……。李白天生一副傲骨，桀傲不驯，与…     

应怎样评价李白的山水诗——兼与王运熙同志商榷

<正> 一谈起山水诗,不少人就推出王维,认为王维的山水诗是百家山水诗之冠。这种看法显然受苏轼对王维,山水诗评价的影响。“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书摩洁蓝田烟雨图》)。我不否认苏轼对王维诗评价的准确性,但有人却从苏轼这个评语中不加分析地认为王维的山水诗在中国诗史上首屈一指。这显然是不妥的。李白诗歌创作的成就主要在政治抒情诗方面,他作为与杜甫并列的诗坛巨擘,是勿庸置疑的。然而,李白的山水诗成就不在王维之下。王运熙同志在《王维田园山水诗的审美价值》一中     

论张先对苏轼词创作产生影响的基础

北宋初期词人张先以其丰富而颇具革新意义的词体创作成为一代名家,影响了当时和其后的词坛,尤其是其词作中表现出来的“以诗为词”倾向,直接影响了苏轼的词体创作。从环境、组织、创作、个性等四个方面来论述张先对苏轼词创作产生影响的基础。     

朱弁对苏黄的评价及其在金代的影响

朱弁在使金期间的著作《风月堂诗话》继承了前人的“体物”理论并加以发展,辨证地批评了江西诗派以“故实”相夸的创作倾向,高度评价了杜甫和苏轼的诗歌,对黄庭坚的诗歌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看法。诗话在理论上取得了重要成就,并对金代诗歌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谢氏家族在李白诗歌中的映射及辨析

在天才大诗人李白的视线里，无论前贤抑或时人，“古来相接眼中稀”。然而，兴盛于东晋并延及南朝的谢氏家族的文韬武略，颇受李白青睐。本文拟就此对其辨析，以利于更深入地了解李白的思想、志趣与性情。     

《蜀道难》是李白在蜀地时的作品

《蜀道难》是李白诗作中的名篇。对于李白为何写这首诗的问题,自中唐以来,众多的学者各持己见,迄无定论。归纳起来,主要有“罪严武”说、“讽章仇兼琼”说、“刺玄宗幸蜀”说和“即事成篇、别无寓意”说这四种观点。无论哪一种观点,几乎都认为《蜀道难》是李白写于秦地的作品。但是,这种说法是很值得商榷的。笔者认为,弄清了这首诗究竟写于何时何地,对于“为何而写”的问题便会迎刃而解。拙文拟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切望方家指教。     

“崇尚眉山之体”——苏轼对元代文学的影响

翁方纲“苏学盛于北”之语，主要指金代，但元代也适用。元代的文学创作颇受苏轼影响，其“影响”表现为互为联系的两个侧面一是苏轼的为人，为学，理论，创作，对元代文学的影响；二是元人对苏轼的推崇。     

诗与史的冲突和平衡——李白《赠江夏韦太守良宰》考论

《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作为李白的一首自传体抒情长诗,记述个人经历和评价历史事件,与实际多有出入。诗人的创作活动都受到特定的对象、环境、动机的影响,突破事实本身的限制,寻求艺术上的平衡。这说明经过诗人主观改造过的历史,与真实的历史并非一一对应,诗人的创作过程也是对历史进行个人化重构的过程。藉此可以深化对李白诗歌的理解及李、杜基本分野的认识。     

从《唐诗归》看晚明诗学论争中的李白诗

移晚明诗学之风气的竞陵派选本《唐诗归》对李白诗作出了“于雄快中察其静远精出处”的重新解读：对其雄快风格加以辨证品评,独取其“雄”、“厚’’兼备之作;从调“厚”、情“深”、境“幽”、法“严”等方面阐释其静远幽微之境;反映了李白诗在晚明“复古”与“性灵’’两大诗学潮流之论争及汇融中,继续经典化的特殊表现;促成了李白诗的丰富内涵、风格及体裁在清代的全面接受,对深入认识明清之际唐诗学的转型有重要意义。     

唐宋之际道教的变化对文人创作的影响——以李白和苏轼为例

唐宋之际,道教的神仙思想和炼养方式发生的重大变化对文人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以李白和苏轼为例,分析了这种影响是怎样具体发生作用的。     

诗性人格与桂馥《后四声猿》杂剧

桂馥是清代乾嘉时期一位博学多才且建树颇丰的学者型文人,其晚年创作的杂剧《后四声猿》取法明代徐渭《四声猿》,演绎白居易、李贺、苏轼、陆游的生活故事,细腻表达了自己天涯沦落之际内心世界的愤懑、感伤与无奈;诗意生存与人生追求、文学创作与经学研究于桂馥生命过程中的消长、互动,让《后四声猿》突破了乾嘉学术观念及其操作实践之于作家个性的某种拘束,彰显了他作为诗人的情怀与审美能力。     

阮籍及其《咏怀诗》艺术生命的流传

阮籍是正始文学的杰出代表,其人格品质与诗歌艺术在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左思、颜延之、萧统、陈子昂等人对阮籍与《咏怀诗》的开掘、接受、内化与突破上,以及李白、苏轼、曹雪芹等人对阮籍与《咏怀诗》认知上的拓深,可以看到阮籍及《咏怀诗》在文学史中动态的存在状态,这种状态亦是生命体延续的状态.     

论苏轼的为师之道——以李廌为例

李廌是特殊而另类的苏门弟子,在性格、修养方面存在严重缺陷。苏轼处之以情,导之以理,守之以法,以仁者的宽厚风范、智者的严正做法,完美地诠释了为人、为师之道,对今天的教育工作者无疑具有启示作用。     

屈原与苏轼：不朽的江神——析论余光中对屈原与苏轼的形象塑造

余光中以“高洁的烈士”与“不朽的汨罗江神”写屈原;以“神话中的大鹏鸟”与“江神”（长江之神）看苏轼;并从文学不朽的角度,以屈原、苏轼传世的名句,加以点染转化,为二人塑造形象。不管这些诗句原先所指陈者为何,如今余光中都用这些隽言名句,拍合到屈原、苏轼的身上来,这种巧妙的神合,在在显出余氏的匠心。     

从李煜到苏轼——“士大夫词”的承继与自觉

李煜后期的词作“感慨遂深”,与前期词作的绮靡香艳绝不类同,在词史上第一次“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但这一开创性的贡献直到苏轼的出现才真正得到了自觉的继承。从李煜突变性的开创,到宋初诸人有意无意地渐变,再到苏轼明确地自觉,“士大夫之词”在各种内因外因的作用下完成了它演进确立的过程。而李煜和苏轼,则是千年词史上两个重要的关节点。     

苏门学士廖正一考略

在元祜文坛上,廖正一颇负盛名.他以试策受知于苏轼,从结交伊始就陷入政治漩涡.但是他和苏轼心契神往,相知于道义文章,他们的交游带有明显的苏门文人团体性质.作为苏门重要成员,他和苏轼诗文唱和,与苏门其他人员也多有交游.其诗、词、文创作都有一定的成就.但由于年代久远,事迹难征,故而其名湮灭不彰.通过文献梳理,可以大致考订他的生平,对之有进一步的了解.这对于了解苏门的特点,认识当时的政治形势及文人交往、创作之间的互动关系,都有一定的意义.     

阮籍及其《咏怀诗》艺术生命的本质及影响

阮籍是正始文学的杰出代表,其人格品质与诗歌艺术在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揭示这种影响的本质有三个方面：阮籍自身及《咏怀诗》中表现出的济世品质、反抗精神和生命深情。弥漫在阮籍人生悲剧中的是一种济世不能又委命求存但却济世不灭的满怀悲情,故阮籍终其一生在对生命一往情深的眷顾与抗争中不断体会惨烈的绝望,而又在绝望中不断地抗争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