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制度变迁规模与变迁方式的组合模式

制度变迁的规模就是指变迁制度数量的多少 ,大规模的制度变迁是指某个地区或者某个国家所有的制度变革 ,小规模制度变迁是某一项制度 ,甚至某制度中的某个环节的变革。由此 ,制度变迁的规模大致可以分为三种 :单项制度变迁、局部制度变迁和整体制度变迁。不同规模的制度变迁有不同的问题要解决 ,而不同规模的制度需要不同的变迁方式或者组合方式与之配套 ,所以确定制度变迁的规模并根据规模选择适当的变迁方式和变迁方式的组合 ,乃是制度安排者必须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一、制度变迁的规模分析制度变迁规模的确定一般有两种方法。从空间来讲…     

中国计划经济制度变迁的一般模式

中国计划经济制度变迁的一般模式,是对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过程的高度理论概括,具有抽象性、宏观性和凝练性的特点。其基本要点是:有限理性的“经济人”假设,制度变迁的主体(政府、企业和个人),制度变迁的动因(主体追求制度的高效率);制度变迁的方式(转轨的基本战略关系)。     

对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模式变迁的思考——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阐释

建国50多年来,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模式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迁,即土地保障 国家救助模式→集体保障 国家救助模式→土地保障 国家、社区扶助 现代社会保障试点模式.在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变迁的过程中,不管是哪一种模式,土地保障和家庭保障始终发挥着无以替代的作用,这可视为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而国家对农村制度供给责任和其"暴力潜能"不足,是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缓慢、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缺失和不到位的重要原因.因此,积极改善制度环境,强化政府职能、突破传统路径依赖,加强制度规范化建设,才能真正促使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实现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     

制度变迁视角下的粤港区域合作演进分析

粤港两地地缘相近,人缘相亲,文化相容,两地相互影响深远。改革开放后,两地区域合作成效显著。文章认为,区域合作的过程本质上是一种制度变迁过程。粤港两地区域合作经历了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两个阶段。在诱致性制度变迁阶段,粤港形成了由企业主导的"前店后厂"区域经济合作模式,促成了香港经济的转型与广东经济的崛起;在强制性制度变迁阶段,粤港形成了政府主导的合作模式,区域合作向多领域拓展。在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粤港区域合作不同阶段也面临着不少掣肘,因此,笔者提出需求诱导型制度变迁、完善配套制度和加强制度认同等策略。     

我国农村制度变迁的家长制模式初探

家长制模式是一种由制度设计者代替制度实施对象作出选择的制度变革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制度实施对象在制度变革过程中没有实质性的参与权利,制度设计权由作为制度设计者的社会精英所垄断.中国近现代农村制度变迁是一种典型的家长制模式,这产生于中国特殊的历史背景,具有历史的相对正当性.但是,这种模式毕竟与普世价值之间存在着冲突,且衍生了阻碍政治体制改革的死结.基于此,必须采取妥善的应对措施,实现家长制模式的转向.     

制度变迁理论视野中的新时期传媒体制变革

新时期以来,传媒在推动我国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也经历着自身的体制变革。从制度变迁理论视角审视,传媒体制的变迁历程经历了"二元化"改革探索期、"市场化"改革发展期和"双轨制"改革深化期三个阶段。新时期我国传媒体制变迁的路径选择和体制变革包含了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两种路径模式,只是在改革进程中各自发挥的作用不同;促使我国传媒体制改革的动力因素则为明晰产权的欲求、意识形态的作用和变迁主体的意愿。     

基于政府性质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理论模型

政府主导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中,制度变迁的收益和成本以及制度变迁的效率无不与政府息息相关,政府的性质将直接影响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绩效和决定其成败。"扶植型"、"掠夺型"作为两个对称的理论概念,反映了两种具有完全不同性质的政府的基本行为模式。     

制度变迁视角下政府职能的系统分析

近代以来先后产生了三种典型的政府职能模式,即有限责任政府模式、政府干预模式和公共选择的模式,这是政府职能制度变迁的结果。作为一种制度因素,政府职能在政治制度中居于选择层级的位置,在政治制度资源和政治制度功能中发挥着相应的作用。系统考察政府职能制度变迁的影响因子及其相互关系,对我国当前的政府改革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浙江制度变迁的演进路径与战略选择

就总体而言,浙江制度变迁是与群众和基层自主的创业活动相伴推进的,由此形成了一种以内生的制度变迁为主要特征的制度变迁路径。生产力发展优先与制度变迁的次优战略、制度模式的多样性及其融合、经济民主等,构成了浙江制度变迁模式的主要内容;巨大的市场空间构成了浙江制度变迁模式的逻辑前提;激励因素较强与交易成本较低,构成了浙江制度变迁的重要推进因素。浙江当前制度变迁推进的主要问题是制度不均衡,要在继续推进内生的制度变迁的同时,着力加快宏观配套改革     

农业龙头企业扶贫的理论阐释与案例剖析

农村贫困人口的贫困本质上是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之间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多重贫困,综合提高农村贫困人口的“三维资本”才是促进农村贫困人口增收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双提升、拔除穷根的根本路径。基于山东省阳信县农业龙头企业扶贫的个案研究,本文首先从“三维资本”的视角将农业龙头企业扶贫模式纳入了一个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随后利用相关经济理论和贫困理论深入剖析了阳信县科学设计农业龙头企业扶贫制度的基本思路,最后阐释了农业龙头企业扶贫模式中的现实困境及破解路径。     

制度创新与区域经济发展——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的比较分析

作为有代表性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苏南模式、温州模式通过制度创新,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本文分析了它们制度变迁方式的不同,探讨了两种模式制度变迁的前景,认为从苏南乡镇集体企业产权制度的民营化改革结果来看,依靠民间的市场力量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温州模式,更具有全国一般的意义。     

维护我国产业安全的制度变迁模式初探

我国产业安全问题的解决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维护我国产业安全的制度变迁模式应是中央政府主导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和企业主导下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结合。在制度变迁路径的选择上 ,既要承认路径依赖不可避免的影响 ,因而采取一定程度的适应性变迁方式 ;又要充分注意路径依赖对制度变迁的消极影响 ,确立更新性制度变迁方式的主导地位 ,以最终克服路径依赖     

模式化悖论与比较制度优势——以“苏南模式”变迁为例

“制度模式化”可最大化特定发展路径的制度收益,但制度模式化所形成之“垄断性收益体系”,亦会内在地导致制度衰退,此即“制度模式化悖论”。在变化的制度环境中,制度变迁既非以“自执行”方式自发完成制度变迁过程,也不会由于“路径依赖”而必然陷入良性或恶性“锁定”,而是呈现出发展——停滞——新发展螺旋上升之“间隔性制度变迁”过程。任何制度优势都只能是一定时空条件下的“比较制度优势”,若将一种制度模式在一定时空条件下的比较优势理解为恒定优势,就极易导致制度僵化与制度惰性。而多模式竞争能促使各模式保持对环境变化的敏感性和快速反应机制,有助于形成多元、持续、渐进的制度变迁过程,因而成为“制度模式化悖论”的破解之道。     

强制性制度变迁到诱致性制度变迁——“普惠制”新农保可持续发展的变迁路径

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我国老农保制度产生与发展的主要动力,诱致性变迁乏力导致了老农保制度供给不足并锁定在无效率状态。而普惠制新农保的创建是一种强制型制度变迁,制度创新关注的主要是效率目标,其决定因素不是外在压力和财政能力,而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动机。普惠式基础养老金保障了新农保的社会性和强制性,有利于缩小城乡社会养老保障差距,但不能明显提高农村内部养老保障的公平度,且没有从根本上调动农民的参保积极性。要保障新农保制度的可持续性,必须实现强制型制度变迁向诱致型制度变迁的转变,采取措施提升农民的制度需求,并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创新能力。     

中国贫困治理历程、特征与路径创新——基于制度变迁视角

贫困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建构问题,需要在制度变迁的分析路线下展开。回顾建国以来我国贫困治理历程,制度层面的改革与创新构成各阶段难题破解的根本出路;政府主导、推动贫困治理走向制度化过程则是制度变迁的责任基础与方向;而新时期贫困分布与结构变化是诱发当前制度变革的主要动因,它同时内含了制度由事后补救向事前防范、由经济政策向社会政策、由运动式治理向制度化过程转变的改革诉求。循此逻辑,新时期的贫困治理可通过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强化社会资本建设、建立贫困人口参与机制和建设多功能个人资产账户等路径实现制度创新。     

近世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讨论前提

探索近世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首先是一个理论问题.从世界经济史看,主要有五种经济发展模式.弄清工业化、三个层次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广义社会和狭义社会等的含义,分析"整体性的现代化"衡量指标和"社会结构"定义要点,确认国家"经济结构变化-经济发展水平"类型.思考经济发展模式涉及的如现代化道路选择、现代化进程、制度变迁、经济因素、非制度因素、后发国家历史因素、生产方式演化模式,以及资本主义模式新动向(新美国模式和莱茵模式)等问题.应关注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主观因素,其中政府主导的特征相当明显.     

中国古代殉葬制度变迁的可能诱因和发展启示

中国古代由人殉到俑葬的丧葬制度变迁,是由野蛮到文明的初始演进。这一丧葬制度变迁的主要历史诱因在于:(1)英明君主等领袖式人物的理念改善和行为改进;(2)弱势阶层的集体行动推动;(3)生产力发展的人力资源需求;(4)国家安全和制度竞争的发展需要。由此可以得出下述有关发展转型的重要启示:(1)制度安排的发展价值非常重大;(2)制度优化变迁的趋向是更加人性化;(3)制度变迁模式决定成本-收益差异;(4)国力竞争和国家安全需要制度保障。全球化背景下的制度优劣和制度竞争,对国强国弱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发展中国家应将制度现代化置于一切发展序列的首要位置。     

法律制度变迁的经济分析

法律继承、法律移植和法律革命是法律制度变迁的三种主要方式 ,这种变迁是以经济关系变化为基础 ,并依赖于变迁过程中成本—收益关系的变化。一个社会的法律制度变迁 ,究竟是以继承为主 ,还是以移植或革命为主 ,是由该社会的经济关系变化和法律制度变迁的成本—收益关系变化所决定的。     

路径依赖:地方大学制度变迁的阻碍与突破

基于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与研究视角,以制度变迁理论为分析工具,在梳理建国后大学制度变迁基本历程的基础上,从国家理论下的强制性变迁,产权理念下的法人制度变迁,现代教育经济意识形态推进制度变迁三个层面,研讨我国地方大学制度变迁成因,分析地方大学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的行政化模式特点与阻碍效应;着重从大学学术价值与大学精神回归,确立学术权威与学术标准地位;形成外部公共管理的行政关系,构建内部服务型行政体系,实现去行政化;与建立开放的公共选择机制,形成大学公共治理的格局层面探讨路径依赖的化解之道。     

出版企业制度变迁模式分析

出版单位的制度变迁方向是企业化。出版企业有特殊的社会责任,其制度变迁主要是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该模式适合我国当前的改革背景,同时也存在诸多不足;在宏观制度变迁保持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同时,应该允许出版企业等微观主体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发挥主导作用,并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制度变迁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