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的思想转变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的思想不是向后倒退,而是继续向前发展。他把变法成功的希望从皇帝和少数当权官僚身上转到“开民智”和要求“民权”方面。 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主要是作为康有为的得力助手参加变法运动的。那么,变法失败后为什么梁启超能实现这一转变,而康有为不能呢?我们应该看到,早期梁启超的思想与康有为相比,就存在差异。百日维新以前,梁启超将民权和绅权并重,     

中学或西学?——戊戌时期康有为、梁启超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的底色

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多次上书光绪帝,提出了看起来相当"西方化"的改革建策;梁启超在《时务报》《知新报》上发表大量政论文章,宣传以"西方"的样式改造中国社会。然读康有为的著作,感觉恰是相反,仍是中国传统的思想;梁启超亦有类似的著述。由此而试图具体说明康、梁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中"中学"与"西学"的成分,采用了解剖级的量化分析,以能判断其底色。     

梁启超的进化史观

在中国近代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进化论是先进的中国人民开展解放斗争的主要理论武器,也是中国资产阶级进行哲学革命的根本思想。在戊戌时期,作为资产阶级著名的启蒙思想宣传家梁启超,先是信奉康有为的“三世”说历史进化论,后又通过严复的译著(主要是《天演论》),接受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初步形成了自己的进化史观,并认为中国的变法维新是势在必行的。戊戌变法失败后至1902年间,梁启超在日本由于广泛地接触到西方国家和日本的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和进步史学思想,他的进化史观又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他宣传的社会历史进化论,对于当时中国社会的思想启蒙,无疑是起了积极的作用,对于中国近代进化史观的发展也作出了贡献。本文试图对梁启超的进化史观作一初步探讨。     

论梁启超戊戌后思想上的两次反覆

从戊戌变法失败,到一九○三年革命与保皇两派正式分野,梁启超取代了康有为,成为当时政治舞台上,特别是舆论界相当有影响的人物,已是公认的历史事实。但对其历史作用的评价,我国史学界长期将他和康有为并称为顽固反动的保皇派,“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绊脚石”,并且认为梁启超更狡猾,更善于伪装,因而“在群众中起了很恶劣的影响”。粉碎“四人帮”后,李泽厚同志一反传统之说,在《梁启超王国维简论》中认为,这时是“梁启超作为资产阶级启蒙宣传家的黄金时期,是他一生中最有群众影响,起了最好客观作用的时期”。令人耳目一新!这对正确评说梁启超有重要意义,已被史学界越来越多的同志所赞同。进而又有人提出,保皇派的帽子也“应当从他的头上摘掉”。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具体事实来考察,梁作为保皇会副会长,从事过保皇会活动,摘掉保皇派的帽子是不可能的。那么,一个保皇派,又是杰出的资产阶级启蒙宣传家,而且做了当时迫切需要而又为革命派所重视不足的思想启蒙工作,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但是我们认为,这是由此期间梁启超思想上的两次反覆,即先后有两次较大的突破,冲出了康有为思想的藩篱,从而奠定了他作为本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历史地位;同时又先后两次还原,与康携手,没有从根本上摆脱掉保皇派的立场所决定的。拙文准备仅就这个问题进行粗浅的探讨。     

一部独具特色的传记著作;——评介《梁启超传》

<正> 孟祥才同志写的《梁启超传》最近由北京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独具特色的传记著作。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资产阶级政治家、思想家和成绩卓著的学者。他一生的政治活动,反映了中国近代史的重要侧面。他的学术活动和巨大的成绩,对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因此,研究梁启超的活动和思想,应该说是近代史的一个重要内容。但是,无论解放前还是解放后,我国学术界对他的研究,与其对他同时代的人物康有为、谭嗣同和严复等比较起来,都显得薄弱。甚至,只有当人们研究“戊戌变法”时才提到他。解放前,出版的关于研究他的学术专著,只有吴泽先生的《康有为与梁启超》一书,其     

维新派目录学的文化内蕴

维新派目录学是伴随着维新运动的兴起而兴起的，但维新变法的失败并未使它走向式微，恰恰相反，戊戌变法所产生的巨大社会影响之一，便是维新派目录学迅速成为中国近代目录学史上一个深入人心且声势浩大的流派，深刻影响着世纪之交的整整一代中国人。从1895年起，为宣传变法图强的思想及全面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政治制度的主张，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健将开始了对新学书、西学书的编目、评介、推荐工作。维新派创办的第一份报刊——《中外纪闻》于1895年8月在北京创刊，梁启超主持笔政，每期必撰文鼓吹维新，介绍西学。次年8厅，黄遵宪、汪康…     

戊戌变法中的几个问题

翁同和不是维新派作为光绪的老师,历任清政府户部侍郎,都察院御史,刑、工、户等部尚书,军机大臣等要职的翁同和,由于光绪下诏变法,西太后为了孤立和打击光绪,变法后四天就迫令光绪将翁同和“开缺回籍”。当戊戌变法失败后,又将翁同和加重“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由于戊戌变法的失败,翁同和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陷入类似的悲剧,这就使人们误认他和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     

论梁启超的启蒙思想

论梁启超的启蒙思想梁念琼，周忠梁启超是维新变法的重要人物．他在戊戌时期所起的作用已成公论。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凭其“誓起民权移旧俗，复研哲理陆新知一的勇气和信心在思想界掀起了轩然大彼．本文拟就戊戌变法失败后到１９０３年岁末梁启超启蒙思想的内容、特点等...     

评康有为《大同书》的人道主义思想

《大同书》是中国近代戊戌变法运动领袖康有为(1858——1927年)的主要著作之一,成书于1901——1902年。1913年在《不忍杂志》上发表甲、乙两部,全书出版在康有为死后的1935年。《大同书》出版虽然比较晚,但从康有为的诗文、自编年谱以及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的有关记载看,该书的思想在戊戌变法前已形成。晚年,康有为又根据他所接触到的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危机和空想社会主义,对该书的思想进行修改和补充。《大同书》幻想一个所谓“无邦国,无帝王,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并企图以“不忍人之心”为思想基础,用改良主义的方法去实现这个社会。     

梁启超与王船山研究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人物,他经历了维新变法、辛亥革命乃至北洋军阀当政,他一生多变,康有为很早就以"流质易变"相责,他自己也有自知之明,曾多次总结自己的变化,<三十自述>即记载了青少年治贴括、治训诂词章、拜师康有为、读东书等四次变化.有人说梁启超是个感情丰富的人,对变化极为敏感,虽是细小的变化,在他亦常觉其巨.实际上综其一生,梁启超的人生旅途虽小变不断,其重大变化则只有三次,即光绪十六年秋(1890)拜师康有为、光绪二十九年(1903)正月游历美洲,与1919年游历欧洲①.在梁启超这多变的一生中,他用力最多不是王船山的著作,但对王船山著作的研究可以说是贯穿他的一生,从他对王船山的研究来看,可以分成三个阶段:一是戊戌变法的前后,二是在日本侨居时期,三是归国后尤其是脱离政治从事教育时期.当然,处于不同的时代的梁启超对王船山思想有不同的认识和评价.     

康有为一派对陈宝箴父子政治态度的误解与夸张

陈宝箴、陈三立父子与康有为、梁启超、唐才常等人不属于同一政治派系。在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一派对陈氏父子的态度前后有三变。由于御史黄均隆的错误举报,慈禧太后误以为陈宝箴曾保举过康有为,以"滥保匪人"、"招引奸邪"的罪名将陈氏父子革职,康有为等人也由此误以为陈宝箴曾保举过康。康、梁在日本大力宣传陈氏父子在变法期间对他们的支持;并在庚子事变时,宣称陈氏父子是他们的依靠力量,而陈氏父子并没有参加唐才常、梁启超等人在庚子年间的政治活动。     

梁启超对康有为宗教思想的凸显及用意

梁启超是最早对康有为的思想予以介绍和阐发的近代思想家,而他介绍得最早且最多的无疑是康有为的宗教思想。除了"述康南海之言"的《论支那宗教改革》之外,宗教思想也是《南海康先生传》的重头戏。梁启超之所以将康有为誉为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宗教家,并对康有为的宗教家身份和宗教思想津津乐道,与他对宗教作用的认识密不可分。由此,梁启超将宗教说成是造就康有为这一中国千载难逢的真英雄、大英雄的要素,借此表达对英雄的热切呼唤。     

梁启超视界中的谭嗣同

梁启超是谭嗣同生死相托之人,梁启超将谭嗣同称为自己“讲学最契之友”.由此可见,两人关系非同一般.在谭嗣同死后,梁启超最早对谭嗣同的思想予以宣传和阐发,并在自己主编的报纸上刊发谭嗣同的代表作《仁学》.梁启超在介绍谭嗣同的过程中,既肯定自己与谭嗣同思想的契合,又将谭嗣同与康有为归为一派,在有意无意间加剧了康有为与梁启超关系的复杂性.     

应实事求是评价梁启超——《梁启超传》读后感

梁启超是清末维新运动的领袖之一,是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也是提倡诗界、小说界革命的新文化传播者。戊戌变法失败后,他逃亡日本,虽曾和孙中山联系商议合作,但终于为其师康有为所掣,做了保皇党。辛亥革命之后,他谋位于军阀,站在反动派的方面,反对革命,晚年犹反对共产党。对于他在政治上的反动观点、反动行为,毫无疑问,是应该批判的。然而,梁启超这个人物是极其复杂的,他所处的时代,是政治     

严復思想的分析批判——戊戌变法时期及其前后不久“西学”与“中学”的斗争

严复(公元1853-1921年)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代表人物之一。在戊戌变法时期,他是自由派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其政治主张和康有为等基本上是相同的。我们要了解戊戌变法时期改良主义者的社会思想,除必须对康有为、谭嗣同等人的思想进行研究外,对于严复也不能忽略。     

论康有为后期的爱国主义思想

<正> 康有为的一生可以戊戌变法为界,明显地分为前、后两期.对他前期,亦即戊戌变法时期的功绩是众口皆碑的,至于如何看待他的后期(从戊戌变法失败至逝世,则莫衷一是.大多数论者是持否定态度的,认为他没有什么积极作用.其实,这是不公允的.事实上,康有为既使在后期,也还有许多值得肯定的地方,特别是他的爱国思想和言行,表现得十分突出.     

《戊戌奏稿》的改篡及其原因

康有为是戊戌维新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主要领导人,他的《戊戌奏稿》一直被认为是研究戊戌变法的重要史料。尤其是一九五八年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八种《戊戌变法》,将《戊戌奏稿》中康有为的全部奏折和五篇进呈书序一并辑入,使之留传更为广泛。此后,凡研究康有为的政治思想及其戊戌变法的政治主张,几乎没有不涉及此书的。但是,人们却很少注意到《戊戌奏稿》所辑录的奏疏和进呈书序,绝大     

廖康羊城之会与康有为经学思想的转变

康有为是近代中国杰出的思想家,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领袖。他在1891年和1897年先后刊行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为变法维新运动提供了理论武器,在戊戌变法时期曾产生过重大影响。这两部书的问世被梁启超誉为晚清思想界的“火山大喷火”和“大地震”(《清代学术概论》),可见其社会影响是多么巨大。但究其源,这两部书的问世,同1890年春康有为与廖平在广州的会见不无关系。大量材料证明,正是通过这次羊城之会,康有为接受了廖平经学第二变的思想,并据廖平经学第二变的代表作《辟刘篇》著成《新学伪经考》,     

公民自治:一个百年未尽的话题--读康有为《公民自治篇》(1902年)

20世纪初年 ,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志士总结戊戌变法失败的惨痛教训 ,撰述了大量政论文章 ,继续探索中国政治改革方案。 1 90 2年康有为作《公民自治篇》 ,通过比较中西各国政治制度之异同 ,主张中国建立公民制度 ,以达到挽救民族危亡、实现国家富强的目的。此篇文献 ,是 2 0世纪初年关于公民制度和地方自治问题最为系统而深刻的表述 ,是康有为官制思想和宪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符合近代中国政治改革的现实需求 ,对于近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具有理论先导意义     

戊戌变法的思想基础与诗界革命的关系

诗界革命与戊戌变法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梁启超说：“吾党近好言诗界革命”（《饮冰室诗话》）。吾党，就是指参与戊戌变法的维新党。事实上，诗界革命，是中国知识分子在文学方面的一次维新尝试，它的指导思想，与戊戌变法的思想基础是基本一致的。戊戌变法的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