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江侗族作家群论

像许多的少数民族作家一样,三江侗族作家群的文学旅途,是从民族文化的大原野里拓步的。三江地处桂北,与湘西南、黔东南接壤。由于同一文化渊源、同一文化形态,毗邻的侗族地区自然形成一个氛围浓厚的“侗胞文化圈”。三江侗族作家群便是在“侗胞文化圈”里举起自己旗帜的。虽然三江侗族作家群在全国新时期文学发展的总体格局中难说占据了位置,但在“侗胞文化圈”里享有一定的声誉。“北有天柱,南有三江”,指的是北部侗族地     

天柱侗族作家群论

贵州天柱县地处黔东南；东抵湖南省会同县、芷江侗族自治县；西连三穗县剑河县；南临锦屏县和湖南省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北界湖南新晃侗族自治县。由于同一文化渊源，同一形态，接壤的毗邻侗族地区自然形成了一个氛围浓厚的“侗族文化圈”，天柱侗族作家群具有代表性。这一作家群不仅在全国侗族文学圈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全国共有10位侗族作家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其中天柱就占了6位），就是在全国新时期文学发展的总体格局中也占有一席之地。“北有天柱，南有三江”，指的是北部侗族地区贵州天柱侗族作家张作为、粟周熊、谭良洲、藤树嵩…     

试论苗延秀创作的民族特色

从四十年代中期开始到现在,广西侗族作家、诗人苗延秀同志,在文学创作这条艰难曲折而又充满吸引力的道路上,已经探索、奋斗将近四十个春秋了。作为一个民族作家,他努力创作出许多富于民族风情和色彩的文学作品,为社会主义文学园地增添了一朵朵艳丽多姿的民族之花。今天,我们党非常重视社会主义民族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强调在文学领域中对民族优秀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因此,我们来探讨苗延秀创作中的民族特色,无疑是一件十分有益的工作。     

论＂文革＂时期＂地下文学＂对人性的呼唤

“文革”时期的主流文学由于受政治等因素的影响,严重忽视对人性的书写,进而导致了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陷入全面萧索状态。而在主流文学之外,既有一批老作家延续着他们的文学创作生命,也有一批文坛新星积极从事文学创作,他们从事的“地下写作”依然坚守着艺术的自由领地。“地下写作”与主流文学相比所具有的重大而显著的特征即在于对人性的弘扬,尤其体现在对爱情的赞颂和对女性品格的重视上。     

满族作家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

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学,在“五四”前后发生了巨大的变革。现代文学从此拉开了帷幕。之后,出现了一个群星灿烂,人才辈出的文学繁荣的新文学时期。一批作家用开拓和创造的精神,开创和铺筑了一条宽广的文学艺术道路。各兄弟民族的作家也在艰难创业的新文学道路上留下了足迹。少数民族作家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创、发展和繁荣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其中,满族作家的业绩尤为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二十年代乡土文学与现代意识

当“乡土文学”纷现于二十年代的现代文坛时,至今,引起过许多评论者的关注。然而,评论者似乎只注意到它的浓郁的“乡土气”,却忽略了作为一批现代作家在他们特异的文学世界里所体现的强烈的现代意识。综观这一时期的“乡土文学”,具备着现代意识是这一批作家和这一流派得以产生影响及具有持久艺术生命力的重要基因。乡土作家现代人格的自觉初创期的中国现代小说,在题材上以描写婚姻自由,争取个性解放居于绝对优势。随着文化革命的深入,要求文学在更加深广的历史层面上探掘中国的现实状况,这使初     

和而不同:中国民族文学的未来景观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国的文学研究领域里,是既重要又容易受到忽视的一个环节。2004年11月 13日-14日在四川成都召开的首届“中国多民族文化论坛”,围绕着“少数民族文学”的学科概念、作家身份、理论 走向展开了讨论。本文从“学科历史”、“作家使命”和“理论走向”等方面对论坛作了分析综述。     

对发展苗族文学创作的思考

一新中国成立三十多年来,尽管其间存在着“左”的干扰和破坏,但苗族文学也和其他兄弟民族的文学一样,得到了一定的发展.除了著名老作家沈从文在二十年代就开始创作外,如今活跃在文坛上并且成为骨干力量的苗族作家,绝大多数是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出现和成长起来的,他们结束了在一些地区只有口头文学的历史状况。而在“文革”结束后,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苗族文学的发展出现了令人可喜的势头,初步形成了苗族作家群。     

须眉风骨 各有千秋——海明威与从维熙的人物形象比较

美国现代著名作家海明威是塑造“硬汉性格”的文学大师,我国新时期以来,被誉为“大墙文学之父”的从维熙也刻划了一批“身陷囹圄而不坠青云之志”的革命者。 海明威与从维熙是两位不同国度、不同民族、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写作,具有不同的身世经历,不同的世界观的作家,可他们却产生了伟大的精神联系,都创造出了硬汉形象,阐发了硬汉精神。分析和比较一下二者硬汉形象的成因和同异,对于全面地了解各自形象在其文学史上出现的意义和价值,同时也为了更好地塑造我们的硬汉形象,都是大有裨益的。     

寻根文学在新时期的叙事性

韩少功在《文学的”根”》中声明：“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的文化土壤中”,他提出应该“在立足现实的同时又对现实世界进行超越,去揭示一些决定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的迷。”在这样的理论之下作家开始进行创作,理论界便将他们称之为“寻根派”。     

“战国策派”文学思想发生论

“战国策派”是中国20世纪40年代初以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林同济、陈铨、雷海宗等一批教授文人为主形成的一个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文化群体。该派处于残酷的战争环境、自由的学术空间和建构民族新文化的人文语境的背景中。他们严肃反思“五四”以来的文学理论与实践,借鉴西方的文学历史经验,力倡“民族文学”,力主开展“民族文学运动”,形成了以文化救亡和民族品格建构为指归的民族主义的文学思想体系。     

从作家自杀看日本人的生死观

文学是一个民族心灵的折射,是一个民族心理世界的展现。作家是文学作品的创造者,从某种意义上说,作家的心理与心灵是一个民族思想观念的集中体现。在日本文学史上,作家自杀的现象比较突出,这与他们的人生经历、思想历程有关,更与他们的作家职业、细腻敏感的性格有关。日本作家的自杀行为,反映了他们以死逃避现实、获得解脱和新生的期待,更与日本民族对死亡的理解、对自杀宽容乃至向往的态度有关。它是日本民族独特的生存环境的产物,更是日本人生死观念的一种反映,体现了日本民族对自我、人生、社会、宗教信仰等问题的一种理解和认识。     

犹太作家“见证文学”的圣经根源

犹太作家“见证文学”的圣经根源,首先与记忆密不可分,圣经中上帝吩咐以色列人“记住”“不可忘记”,为犹太作家的见证文学提供了记下事实、反抗遗忘的坚固基石。同时,作为被圣经所塑造的“记忆的民族”,犹太的记忆历史也使得犹太作家对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怀有责任,并将记忆一代代传承下去,这也成为他们不让悲剧重演的写作动因和勇气的来源。最后,圣经中人类叙事的视角与以色列民族叙事相结合的文本方式,同样成为犹太作家把民族悲剧叙事提升为人类悲剧叙事的圣经根源。     

侗族大歌传承的困境及保护对策

侗族是中国古百越民族的重要成员,千百年来在与自然与生态环境适应的过程中创造出了“侗族大歌”这一优秀的口承文化,并在2008年成功的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为人类重要非物质文化遗产,“侗族大歌”是无伴奏、无指挥的侗族民间多声部民歌的总称。它所承载和传递的是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社会结构、人伦礼俗、智慧精髓等至关重要的文化信息。丰富的侗族大歌曲库表明,侗族大歌乃是一部极其珍贵的“侗族社会百科全书”。由于受全球化的影响,“侗族大歌”的传承和保护工作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有必要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重新对“侗族大歌”的生存困境及其保护对策进行思考和规划。     

京派的叙事态度与小说文体

<正>“京派”之称是一种沿用。1927年前后现代文学中心南移上海,但仍有一批已知名的作家如周作人、杨振声、俞干伯、沈从文、废名、凌叔华、林徽因等人继续留在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城市,形成一个作家群落。当时也有称之为“北方作家派”,或“平津作家群”。它是当时“左联”(含“北平左联”)之外的一个最重要的文学流派。他们没有正式结社,主要由几所大学的师生聚合为一个松散的群落,逐渐形成大体共同的文学思想及审美旨趣。他们出版的《络驼草》、《文学月刊》、《水星》等刊物带有明确的流派意识以致形成京派雏形。特别是1933年沈从文执掌主编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可     

“款约”与广西近代侗族社会

侗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由于民族歧视和阶级压迫,他们频繁迁徙,避居深山,与世隔绝,以至于侗族聚居区成为统治者视为“蛮荒”的“生界”.为了维持社会秩序,保证内部安宁,抵御外来侵扰,保卫民族独立,侗民族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社会组织和规范约法,     

论“五四”新文学与外国文学

早在一八二七年,德国作家歌德说过:“诗是人类的共同财产”,“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碰到好的作品,只要它还有可取之处,就把它吸收过来.”二十年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从经济和市场的观点出发,又一次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概念:“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文学形成一种世界的文学.”五四新文学是我们民族文学的新阶段,又是世界文学的组成部分.它广泛地吸收了外国作品的“可取之处”,作为我们民族的优秀的文化创造,丰富了世界文学的宝库.     

漫谈《李自成》的民族风格

文学作品有没有鲜明的民族风格,是检验作家的社会生活根基和民族文化素养是否厚实的一杆可靠的标尺。从宏观的方面说,它说明着一个时代的文学究竟是否成熟;从具体创作说,它决定着作品能否具有深厚的民族文化气质,能否为广大读者所喜闻乐见。但对于这样一个文学上带点根本性的问题,在一个时期里,我们有些同志却理解得相当表面。他们总喜欢把文学的民族特点,归结为所谓“民族形式”,好象“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这     

家国同构的变异--从"家"的形象看战时中国文学

五四新文学打破了“家国同构”的传统 ,而战时中国文学开始的“家国同构”的重建是一种复杂的历史存在 ,出现了相反方向的变异。“家国同构”的传统既在民族命运和无产阶级政治的层面上得到重构 ,又在个体生命的层面上被质疑 ,成为战时民族心理和作家心态的历史呈现 ,也预示出战后五六十年代文学的基本走向     

新疆本土作家创作与当代新疆文学

进入新时期的新疆文坛,涌现出了一批优秀新疆本土作家,他们在其作品创作过程中,大胆突破自身民族的文学传统,自觉地发挥自身民族特有的文化优势,以多样的创作形式、丰富的创作题材,拓展了新时期新疆文学的想象空间,在小说、诗歌、散文等多样文体实验方面有了历史性的突破,不仅有量的丰富,更有质的提高,形成了新时期新疆文学发展的新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