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中日关系处在“关键年”

2006年10月,新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中国进行了“破冰之旅”的访问。2007年4月,温家宝总理应邀对日本进行正式访问,被称之为“融冰之旅”。中日关系开始走出了持续五年之久的“政冷”低谷。两国高层互访标志着中日关系新局面的形成。随着2007年上半年中日关系的继续“回暖”,这段时期也将成为中日关系重新定位的关键时期。尤其是中日两国“战略互惠关系”的确立,双方必须克服各种困难和干扰,为形成更加和谐的双边框架而努力。综观两国近年来的关系变化,可以说2007年,将是中日关系重新定位进程中的一个“关键年”。     

从历史记忆和相互认知出发:避免中日冲突

中日关系的难题集中在日本所称"尖阁列岛"和中国所称"钓鱼岛"的领土争议上。中日之间发生意外和冲突的危险确实存在。一旦意外情况发生,中日要再次和解,可能要推迟数十年,甚至更长时间。这对于中日以及世界其他国家都是不利的。要避免中日关系冲突,应该启动改善中日关系的艰难进程,深切希望中日两国和平共处,相互合作。日本应避免采取富有挑衅性的举动,中国则不以武力施压。高级别的领导人会晤和中日两国民众之间的交流应当不断进行。     

中华日本学会年会"中国的日本研究-2008"会议纪要

2006年10月以来,在破冰、融冰、迎春、暖春之旅的中日首脑互访中,中日两国就全面构建战略互惠关系达成了共识,由此中日关系"站在了一个新起点,迎来了一个新局面".中日两国关系的新变化,为中国的日本研究创造了新条件、开辟了新思路、指明了新方向、提出了新问题.     

钓鱼岛争端对中日两国经济关系的影响分析

中日两国作为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体,其政治、经贸关系的良性发展有利于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和繁荣。本文在回顾和厘清中日关系和贸易的演进及现状的基础上,从双边货物贸易、FDI及其企业经营业绩、双边旅游服务贸易等三个方面实证分析了钓鱼岛争端对中日两国经济的影响。分析表明,钓鱼岛争端对中日两国经济有负面影响,改善中日关系有利于更好地发挥两国的比较优势和经贸共赢。     

对中日关系“政冷经热”的再思考

2002年以来中日关系的不正常局面,促使中日两国很多有识之士进行深入思考,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出现了"政冷思热"的局面.本文通过分析中日关系的5个"温差",认为中日关系不正常的负面影响还在日益显现,关键在于妥善处理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并且提出,当前中日关系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正面临5个方面的严肃考验,而实现两国首脑互访,已经成为中日关系"再次正常化"的标志.     

中日环保合作的新契机

中日两国环境保护合作和交流始于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之后。中日两国通过政府、企业、民间友好人士进行了多层次的内容丰富多彩的环境保护合作，取得了丰富成果。以此为基础，在中日两国战略互惠合作伙伴关系的框架下，中日两国在环境保护合作和交流上将会迎来新的机遇。中日两国在环境保护上的合作和交流将会成为未来中日关系发展的新契机。     

中日相互认识的现状、特征与课题

中日邦交正常化近40年来,中日相互认识和国民感情经历了从接近到友好、再从冷淡到疏远的周期性变化。中日相互认识的变化,与中日关系本身有着内在的关联,但由于两国历史文化以及国情的不同,两国的相互认识在结构特征上也存在某种差异。中日缺乏理解和信任的状况,必将会对中日关系的未来发展产生负面影响,而文化交流则是改善两国国民感情和相互印象、促进相互理解和信任的一个有效途径。     

中日关系的“进”与“退”——基于“区分开来”原则预测的可能前景

中国对日方针的重要思想是要一分为二看日本。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是中国坚持"区分开来"原则的重大外交成果。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日友好关系取得了长足进展,2012年9月日本政府"购岛"导致两国围绕钓鱼岛主权的争端迅速升温,2014年11月习近平主席与安倍晋三首相会晤开启了中日关系走向缓和的进程。当前中日关系仍面临困难,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今后中日关系发展可能出现两种前景:一是中日关系"退大于进",两国关系持续紧张;二是中日关系"进大于退",中日关系保持缓和趋势。从中长期看,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外交战略思想的指引下,中日关系"进大于退"的可能性将与日俱增。     

中日文化的相互认知

有着两千多年文化联系的中国和日本,曾共同创造了东亚古代灿烂的文明。而进入21世纪的中日关系,则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本文通过对古代中日两国文化关系的历史梳理,并理性回顾中日两个国家和民族相互认知的历史过程,来瞻望中日关系的美好未来。     

历史的见证——评介刘德有著《时光之旅——我经历的中日关系》

“路 ,在开拓”,这是刘德有同志在这部著作最后一小节写下的醒目的小标题。的确 ,在艰难地缔造中日友好关系的过程中 ,中日两国都有过不少的开拓者 ,但是 ,在过于繁忙的这些人中 ,用文字记录开拓这条路的艰难旅程的人却为数极少 ,着实令人有些遗憾。刘德有以他亲身经历过的许多重大事件 ,绘声绘色地详尽记述了中日两国开拓者走过的漫漫路程 ,也记述了他本人在参与这些工作中的感受 ,从而弥补了这一不足。《时光之旅——我经历的中日关系》一书 ,堪称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佳作。《时光之旅——我经历的中日关系》一书于 1 999年 1 0月由商务印书…     

中国的发展与中日关系

本文从中国的发展与中日经济关系、中日政治关系、中日在地区合作中的关系三个方面,论述了中国的发展对中日关系发展的推动作用.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发展对东亚国际关系调整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推动了中日关系不断前进.中日关系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性的调整时期.     

新世纪日中关系新思维的建构

中日关系在历经了一个感情友好的特殊时代后,进入21世纪的今天,迎来了一 个新的普通国家关系阶段。这一阶段,“历史认识问题”、“台湾问题”、“钓鱼岛所有权”问题, 不时成为两国关系中重大的摩擦对立的焦点,中日双方应面向未来,突破感情论与战略论的 夹缝,正确认识和解决上述问题;日本则应选择“第三条道路”,即不拘泥干美国还是中国,致 力于创造“一条独立自主的道路”。     

东亚合作中的中日经济关系

一、东亚经济合作的特征2 0世纪 80年代以来东亚经济合作的发展 ,集中表现为区域内相互贸易和直接投资的增长以及区域内生产的国际化。东亚区域内的直接投资 ,深化了产业内及企业内的国际分工 ,促进了区域内贸易的发展 ,从而在区域内形成了经济增长的循环机制。 80年代至 90年代中期东亚地区经济的飞速发展 ,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种紧密的区域经济合作。(一 )区域内贸易的增长2 0世纪 80年代中期以后 ,随着东亚各国 (地区 )出口商品层次的提高及国际竞争能力的增强 ,东亚地区的贸易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 ,表现为东亚区域内贸易的飞速发展。区域…     

未来十年的中日关系与中国对日政策——21世纪中日关系研究报告

本文在对过去十年的中日关系进行评价,全面总结其中的历史经验及教训,并对未来十年的中日关系做出展望的基础上,从中日关系定位、政治和经济关系、安全关系、应对金融危机、中日经济合作、中国形象等六个方面,对中国的对日政策取向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日经济关系的困境与出路

中日关系在经历了“政热经冷”、“政经双热”、“政冷经热”三大阶段后,目前又陷入了“政经双冷”的困境。目前中日经济关系的“转冷”,主要表现在中日贸易增长明显减速、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相对萎缩、日本对华经济援助急剧减少、中日经贸摩擦连续不断和中日经济合作明显滞后等方面。同时也应看到,围绕中日经济关系,近期也开始出现一些有利因素,有望推动中日经济关系走出困境。中日双方应该采取有效措施推动中日经济关系尽快走出困境。     

中日邦交史值得研究

前不久讲课时有同学问,为何1972年中日建立外交关系不叫“建交”,而叫“复交”?其实,中日2000年交往史上周而复始的“复交”与“断交”,其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发展中日关系之我见

中日复交 3 0年来 ,两国友好关系得到了全面发展 ,在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环保、旅游、地方政府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取得了长足进展 ,为构筑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当今瞬息万变的国际形势下 ,本文特别指出了两国关系中人们需关注的几个新动向 ,提出了坚持中日关系原点、大力开展经贸合作和文化交流等发展中日关系的几点考虑。     

中日关系中钓鱼岛问题的缘起

日本窃取钓鱼岛的图谋由来已久,因“二战”战败而未得逞.中日之间的钓鱼岛主权争端始于1970年前后,主要是因为美日在“归还”琉球的谈判过程中私相授受,擅自宣布将钓鱼岛划入“归还领土”之列,引起中国政府的强烈不满,并提出了强烈的抗议.而美国政府则以所谓“主权”与“治权”分离的立场巧妙地成为“第三方”,并依据自身利益的需要,对中日两国进行牵制和平衡.     

从地区角度看日中关系的现状

近年来 ,日中两国在地区合作方面的政策和态度发生了变化。日本自 2 0世纪 70年代末就开始主张设立区域合作组织。近年来中国对于区域合作采取了积极姿态 ,日本反而有被排除于区域合作网络外之虞。本文从中国的东亚外交、日美关系等多边外交的角度分析了上述变化的背景 ,认为日中携手是有效推进区域合作的不可或缺的条件。     

论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经济含义

构筑战略互惠关系,将构成未来中日关系发展的核心内容,也将主导未来中日关系的基本走向,在中日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经济层面的互利合作在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中占据突出重要的地位,这是由中日双方提出构筑战略互惠关系的背景、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基本内涵、为构筑中日战略互惠关系采取的合作举措,以及战略互惠关系对中日经济关系发展可能产生的巨大推动作用等因素共同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