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朝契丹人牧养牲畜技术探析

从事畜牧业生产生活的辽朝契丹人牧养的牲畜主要有马、牛、羊(绵羊、山羊)、骆驼等,其牧养牲畜的技术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时牲畜进行组织和管理,主要采取的措施有组群方式放牧和用印文标明所有权,其中组群放牧分集中放牧和散牧两种形式;另一方面是对草原实行循环放牧或区域轮牧,即有营地的定期游牧,分按季节游牧和定居放牧,其中按季节游牧有四季、两季之分,契丹皇帝"四时捺钵"是四季游牧的具体表现,五院、六院等部则是春夏与秋冬二季游牧.定居放牧是指牧人定居并建有畜圈,草场按季节轮牧.     

青海畜牧业的发展与生态环境的保护

生态环境建设是我国西部大开发的根本点和切入点，加快发展畜牧业，是青海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调整经济结构的中心任务。本文在对青海畜牧业的发展和生态环境恶化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青海发展生态畜牧业的战略思路与对策，提出了“解决畜草矛盾”和“畜牧业经济中心向第二产业转移”是发展生态畜牧业的两个战略重点。围绕生态畜牧业的总体战略和两大战略重点，具体谈了青海畜牧业经济发展的问题。     

元代大都地区的农牧矛盾与两都巡幸制度

元大都区域经济地理条件包括农业和畜牧业,而元朝中央政府对大都地区的畜牧业经济尤为倚重,由此导致了该地区农业和畜牧业在地域分布和扩展上的对立关系。这种矛盾既体现在围绕禾稼而展开的人口衣食之源与牲畜饲料的直接冲突,又体现在以秋耕为焦点的衣食之源与饲料的潜在冲突。元代两都巡幸制度在最大限度地化解这种矛盾,该制度建立的经济动因之一就是"虑妨农"和"便畜牧"。该制度的实施既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大都地区正常开展农业生产的空间条件,又实现了牲畜在大都和上都之间的轮牧,为牲畜的夏季生长和冬季生存提供了最大保障。两都巡幸制度在维持和强化大都地区军事力量的前提下实现了农牧业经济收益的最大化。     

循环经济视角下西藏畜牧业发展状况分析

畜牧业作为西藏自治区(以下简称"西藏")第一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对于西藏三次产业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由于西藏自然环境脆弱、环境承载压力大、草场退化严重等因素严重威胁到西藏畜牧业的长远发展,在循环经济视角下实施"以草定畜"、"人才储备"及"可持续发展"的循环经济发展策略,有利于西藏畜牧业实现跨越式大发展。     

南阳汉画像石中的神话与天文

我国的天文学是自然科学中较早发展起来的一个部门。因为我们的祖先最初的生产活动主要是畜牧业和农业,放牧牲畜和种植谷物,需要掌握季节转换和昼夜更替的时间变化规律,制定历法来指导生产活动。因之,天文学是随着畜牧业和农业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     

近廿年来蒙古增加饲料生产的措施

蒙古是个畜牧业国家,一向重视饲料生产。为增加饲料产量,蒙古政府采取了以下一些措施: (一)划分牧场和打草场。蒙古有衣牧业用地124,525,000公顷。其中牧业用地为123,274,000公顷,占全部农牧业用地的99％。为便于管理,蒙古把牧业用地划为两大部分,牧场和割草场。牧场主要用于放牧牲畜,割草场主要用来生产饲草。     

论四川藏区畜牧业产业化发展

畜牧业是藏区相对落后的产业,其发展还受到草原过载的资源约束、受到畜产品相对过剩的市场约束、受到西部大开发区域经济功能定位--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约束,发展与保护的矛盾突出.藏区牧区产业结构单一,畜牧业是其唯一产业,牧区现代化必须依赖畜牧业的产业化发展.本文在对此进行深入的经济学分析基础上,提出了"以草定畜"不是解决草畜矛盾的根本出路;"人草畜三配套"建设是产业化的台阶;制约产业化发展的基本因素是"四个落后"、一个"断桥";"以草立业"是产业化的基础;科技进步是产业化的关键;建立和完善畜产品销售的社会化服务体系是产业化的保证等一系列发展思路的框架体系,以期推动或加快藏区畜牧业产业化进程.     

民族地区畜牧业经济增长与草场管理制度创新研究──以甘肃为例

草场是牧区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加强民族地区草场管理是促进畜牧业经济增长的突破口。为此本文在论述民族地区草场管理制度演进过程的基础上,阐述了草场管理制度的内容以及畜牧业经济增长与草场管理制度创新的关系     

凉山草地畜牧业可持续发展对策

草地是陆地上最大的生态系统,在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过程中,对人类的生存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对改善生态环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凉山州拥有40%幅员面积的草地,草地畜牧业已成为重要的经济支柱。因此,以大农业的观点,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探讨草地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发展生态畜牧业,走增草增畜的道路,实现草地畜牧业从粗放原始的经营切实转变为现代集约型经营,充分发挥其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推动凉山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     

积极发展高寒牧区的商品经济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牧区坚持“以牧为主,多种经营”的方针,大搞畜种改良和利用,开展草场建设,防治牲畜疾病,畜牧业得到显著发展。特别是在牧区坚持改革,认真落实集体牲畜折价归户和草场承包的生产责任制后,畜牧业出现了新的转折。据统计,1985年内蒙古、甘肃、青海、新疆、西藏五省区的牛肉产量约占全国牛肉总产量的36%,羊肉占48%,羊毛占67%,山羊绒占71%,畜产品出口额占全国畜产品出口额的20%以上。 但是,由于广大牧区仍处于封闭的传统自然经济形态,加上对发展牧业生产的条件重视不够,牧区的经济发展一直处于较为落后的状态,因此,积极发展牧区的商品经济,是实现民族繁荣和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论古代蒙古族立法中罚畜刑的演变

在蒙古族古代各部法典律令中有一种较为特别的刑罚手段,即罚畜。它主要是通过没收罪犯一定的牲畜来达到惩戒与威慑目的。该刑罚方式是蒙古族畜牧业经济的必然产物,它是蒙古族习惯法的组成部分之一,被后来各个时期的成文立法所吸收和发展。作为古代蒙古族立法中重要的刑罚方式,罚畜刑很好地反映了蒙古族各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状况,其发展演变也独具民族特色。     

草原生态重塑与畜牧生产方式转变的大生态观——来自内蒙古牧区的思考

草原畜牧经济文化类型在当代的新近变迁,主要体现为政府和牧民通过实施退耕、退牧和还草、还林工程,推行禁牧、休牧、划区轮牧制度,改善草原生态环境,促进畜牧业生产经营方式转变。本文介绍并讨论了关于这一举措及其效果的两种不同观点:完全赞成的观点和不完全赞成的观点。不完全赞成的观点把草原生态重塑与畜牧生产方式转变问题放在大生态系统———包括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及其内在关联的系统中来考察,强调指出:指导政府决策的草地生态科学还不够“科学”;不减畜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草畜矛盾和生态恶化;要充分认识牧区社会问题的严重性和社会资源的重要性。     

蒙古的放牧畜牧业

自古以来蒙古就以“古典”的游牧畜牧业国家而闻名于世,其游牧的历史至少有四千年。多世纪来,蒙古人在观察家畜饲养管理方法、选择放牧地、训练大畜习惯于乘挽役用、制造挽具、利用畜产品、选种和鉴定种畜,以及治疗疾病等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形成了自己的放牧畜牧业传统。     

吉林西部清末民初蒙边地区牧业经济发展论略

吉林西部地区大部分处在科尔沁大草原的东部,即使在清末蒙地放垦之后,仍有广阔的天然草场,加之地处满蒙交界,蒙汉杂居,居民农畜兼营,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人文条件使这里的畜牧业得到发展,发达的畜牧业经济是该地区近代经济的区域特色之一。     

内蒙古牧区牧民人均纯收入的剖分研究

对牧区旗县牧民人均纯收入与几个主要社会经济因素进行了相关、回归、通径分析。结果表明 ,牧民人均纯收入与放牧草食畜和有效草场面积呈极显著正相关 (相关系数分别 0 .5 76 ,0 .5 19) ,与人口呈显著负相关 (相关系数 - 0 .4 2 6 ) ;国内生产总值、牧业产值、有效草场面积和粮食总产量对人均纯收入的直接作用最大 ,通径系数分别为 0 .5 5 8、0 .4 4 9、0 .342、0 .2 5 2 ;通过国内生产总值对人均纯收入的间接作用前四位因素依次为 :人口 (0 .389)、舍饲和非草食畜 (0 .35 5 )、粮食总产量 (0 .343)和有效灌溉面积 (0 .336 )。提高牧民人均纯收入要着力增加国内生产总值和牧业产值 ,同时考虑恢复提高有效草场的生产能力兼顾舍饲和非草食畜的发展     

呼伦贝尔草场退化情况的调查

呼伦贝尔草场退化情况的调查文／陈昌盛呼伦贝尔大草原是世界著名的草原之一，是我国典型畜牧业经济区，其天然草场面积达１６９亿亩，占全国天然草场总面积的２８％，可利用率达８８３％，长期以来被誉为祖国大地上充满神奇的“绿色瑰宝”。但由于我国畜牧业发展相...     

隋唐时期西北地区畜牧业研究

隋唐时期的西北地区,畜牧业是绝大多数民族传统的占优势的经济类型。无论是以农业立国的隋唐中央王朝还是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政权都鼓励和支持发展畜牧业,并积极进行绢马互市、粮马互市、茶马互市,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西北地区畜牧业经济的发展。地域辽阔的西北地区不仅具有适宜畜牧业发展的气候、草场条件,而且勤劳智慧的西北各族人民还在长期的畜牧业生产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培育出了许多优良畜种,为传统畜牧业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我国北方荒漠草原畜草比价测算

北方荒漠草原区生态环境脆弱,若利用不当,极易造成草原的沙化、退化。因此,实现畜草平衡和家畜合理配置,能够推进草原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本文在北方荒漠草原区牛羊饲养成本与收益核算基础上,测算了绵羊、山羊和牛的盈亏平衡畜草比价,并得到一些启示,对牧户生产经营和政府宏观调控具有决策参考价值。     

社区草原管理的困境：社会生态系统管理的尺度匹配

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畜草双承包责任制因忽视干旱半干旱草原极高的资源时空异质性,导致草原生态系统退化和畜牧业成本剧增等诸多问题。但草场承包时考虑到异质性的一些社区,也没有逃脱类似问题。究其原因,草场承包不仅不适合当地特殊的生态系统,更重要的是,它破坏了牧区社会系统管理和生态系统管理长期形成的尺度匹配。案例研究表明,草场承包的社区破碎化引发了牧区社会系统管理的破碎化,再加上资源开发、气候变化等压力,导致草原生态系统管理的混乱,最终出现草场退化。因此,要想恢复退化草原,需要建立社会生态系统管理的等级框架,减少社区的破碎化问题,重建社会系统管理和生态系统管理的尺度匹配。     

“草场承包”为何姗姗来迟

根据交易成本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如果毗邻牧户草场之间设置阻隔性边界/栅栏的边际收益大于其边际成本时,这样一种界权费用将会由双方承担,即实现内部化.但是,在甘青藏区,基于草场禀赋、传统游牧方式的存续等诸多局限条件,毗邻村或牧户双方之间设置阻隔性边界的费用却不能通过自发商谈的形式实现内部化.由此导致甘青藏区,乃至全国大部分牧区,呈现出了“畜-草”承包不能同步推进的尴尬局面——牲畜承包早已进行,但草场承包却迟迟没有推进.当“拉动内需”即国家补贴下的围栏建设以及由于草原过密化而引发要素价格上涨等多种因素意外地出现并契合在一起时,甘青藏区的草场承包改革才真正得以启动,并籍此使草场承包经营权初级物权化的制度费用问题得到了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