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站的“同路人”——鲁迅与左翼文艺运动的内在关系及其姿态

"同路人"是1920年代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的主要作家群体,这一群体在俄国文学向苏联无产阶级文学转型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过渡作用,列宁、高尔基都是"同路人"的支持者。在中国左翼文艺运动中,鲁迅、瞿秋白将革命的"同路人"作家看作是无产阶级文学的同盟军和后备军,他们对俄苏革命"同路人"作家和作品的评价与译介对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鲁迅对"同路人"的认同和评价基于其自身的革命历史经验,他不仅肯定"同路人"的文学观点和革命立场,而且自觉地在左翼文艺运动中采取了"同路人"的姿态。瞿秋白结合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的经典理论对"同路人"向革命的"同盟军"的转变作了历史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鲁迅的"同路人"姿态给予了肯定的历史定位。冯雪峰也曾经肯定鲁迅作为革命"同路人"的历史姿态,他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高度引导晚年鲁迅从革命的"同路人"转向革命的"同盟军"。由于苏联1930年前后的政治斗争对"同路人"作家存在偏见和敌视,致使"同路人"创作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转型进程中的作用和意义长期被遮蔽,鲁迅、瞿秋白与苏联"同路人"文学的关系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一些鲁迅研究者坚持斯大林时代对"同路人"作家的偏见,不承认"同路人"作家的革命意义和特定历史价值,因此也无法理解鲁迅作为革命"同路人"的历史地位。重新认识鲁迅在左翼文艺运动中的"同路人"姿态,对于理解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起源及其内在矛盾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同时也对梳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历史源流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同路人”问题

“同路人”的称谓源于苏联，20年代中期传人我国，并长期流行于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坛，直至60年代初期，仍有人在《文艺报》发表文章，沿用“同路人”的称谓。①相同的政党性质和政治体制，相同的文艺思想和艺术追求，导致苏联文学对中国左翼文学生产了多方位的直接影响，中苏两国的许多文学现象几乎同步发生。20年代苏联文学出现的“同路人”现象直接影响了中国二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坛，并引发了一个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中间状态作家的问题。今天看来，“同路人”问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影响问题，其中的经验和教训也令人深长思之。文学“同种人…     

中国文学"士不遇"主题的文化审美阐释

“士不遇”是中国文学的传统主题。社会的封建性决定了“不遇”是古代作家的必然 命运，但中国古代作家却又主动地不断的去重演前人的命运，其原因在于古代作家的心理结 构是悲剧性的。“士不遇”主题不仅包含着“士”的命运悲剧，而且也包含着人格的悲剧。 在传统政治人伦文化的影响下，古代文士对于仕途之“遇”的普遍追求，仕途“不遇”的共 同命运，文学创作的排泄、补偿，就成为“士不遇”主题之所以普遍产生的基本规律和基本 事实。     

关于鲁迅的“同路人”问题及其他

历史上有对鲁迅"同路人"的一种身份界定,连冯雪峰、瞿秋白都持过此观点。"革命文学"运动时,创造社、太阳社思想和行为上的极端盲动幼稚,未能形成"比较完成的无产阶级文学"即文学主流,在此语境下将鲁迅视为"同路人",是一种傲慢、不符合实际的评价。实际上鲁迅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下多次帮助过共产党,不是一个"在旁边""说话"的"同路人"。从鲁迅对他人议论自己"同路人"的反应以及鲁迅对苏俄文学史上"同路人"的评价看,鲁迅不是"同路人"。对鲁迅"同路人"身份的认识实际上还涉及如何客观认识现代文学的历史真貌。     

鲁迅论“同路人”文学

一苏联的“同路人”文学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使俄国文学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来居于文坛中心的一批资产阶级作家,在摧枯拉朽的革命风暴的猛烈冲击下,茫然失措,惊惶万分。有的逃亡国外,有的陷于沉默,只有极少数还在活动着。而生机蓬勃的无产阶级文学则随着工人阶级成为社会的统治阶级,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良好条件。在革命胜利后的最初几年,就有“无产者小说家和诗人的丛书”的出版和作为“最初的文学者的大结合”的“锻冶厂”等文学团体的成     

略论人物命运的美学意义

人物命运是由围绕着某个人的社会的、自然的关系所决定的独特的经历、遭遇 ,是通过“偶然事件”暗示的“内在联系”。情节、性格描写纳入命运的轨迹 ,才产生丰厚和深刻的文学美学意义 ;命运演变超越作家的主观意愿 ,往往就是审美创造的超妙境界 ,命运的美学意义得到充分的显示。     

文学论争与沈从文的“自我经典化”——兼及“京海之争”与“反差不多”论争的重审

1930年代，沈从文先后发起了“京海之争”“反差不多”等一系列文学论争。当我们重返论争所发生的历史现场，将两次论争结合起来进行整体考察，可以发现：“京海之争”并非“京派”与“海派”这两大文学流派之间的正面交锋，而是由沈从文独自代表北方作家群体（京派），与居于上海的作家群体（主要是左翼作家）展开的一场关于政治、商业与文学之间关系的大讨论；“京海之争”的真正肇始也不是沈从文的《文学者的态度》一文，而是他的另一篇文章《论“海派”》；同时，沈从文发起“反差不多”论争的真正意图与“京海之争”一脉相承，都是旨在通过批判文坛普遍存在的“差不多”现象，凸显以自己为代表的“京派”文学之独特价值。藉由系列文学论争，“京派”这一“作家群体”正式浮出历史地表，而沈从文作为后期“京派”文学的代言人，其创作观念和文学理想也日益凸显，并逐步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坛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文学论争显然是沈从文主动选择的一种“自我经典化”的媒介策略，无论是在“京海之争”中强烈批判“海派”作家“玩票白相”的创作态度和“商业竞卖”的恶劣风气，还是在“反差不多”论争中激烈指责以左翼文学阵营为代表的公式化、概念化创作倾向，其背后潜藏的都是沈从文强烈的“自我经典化”意识，他实际上是想要借助群体的力量，让自己代表和引领的自由主义文学理念脱颖而出，以完成在中国现代文学场中的站位，进而为自己念兹在兹的“伟大中国文学作品”指明创作方向。     

女性主义文学的冰心时代

女性主义文学不是女权主义者同情和关注妇女命运的文学 ,也非一般妇女题材的创作。女性主义文学是女性世界主体意识觉醒的产物 ,即现代女性观及其所规定的女性主体意识在文学中的体现。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和具有主体意识的女性作家群体的形成 ,是女性主义文学产生的前提。现代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组成部分 ,是与其总体同时产生同步发展的。它滥觞于近代而形成于五四新文学运动 ,其发展历史可以三个里程碑式作家依次划分为三个时代 :“冰心时代”、“丁玲时代”和“张爱玲时代”。这三个时代分别代表着中国现代女性主义文学发展…     

台湾的大河小说和原住民文学

格局庞大的三部曲式的“大河小说” ,只要是通过家族的兴亡表现出国家民族的命运 ,具有浓厚的历史意识 ,那么“外省作家”表现大陆历史沧桑的作品也应计算在内。“大河小说”今后要得到蓬勃发展 ,就必须改变只重视写台湾史而忽视写两岸三地历史即整个中华民族历史的偏见。原住民文学大量的是指以汉文为书写工具刻画民族本性、表现其受压迫受欺凌的沉重叫喊的作品。原住民生活已由过去被汉族作家所书写发展到以原住民自己作为“书写的主体”。这种转变解构了汉人中心论及充满意识形态偏见的文学史叙述。     

新时期历史小说的生命意识综论

新时期历史小说在生命意识的表现上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由自发走向自觉的发展历程。作家们从“人的文学”出发,深入探究历史生命扭曲的内外根源,并在唯物史观和先进文化思想的指导下较好地揭示了人生与命运的荒诞本质。然而在生命“内宇宙”的深度发掘方面仍存在着明显不足,历史小说要想在新世纪取得更大突破,首先必须强化作家的生命体验,提升审美感知能力。     

八十年代作家回忆录研究的意义、现状与可能

作家回忆录的写作在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十分突出的文学现象，很多老作家发表、出版了一大批文学回忆录。但是，无论是从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现场还是从30年来的文学史研究来看，作家回忆录一直处于被忽视的状态。在推进“当代文学历史化”、“重返八十年代”的学术思潮中，这一现象实在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八十年代作家回忆录的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八十年代作家回忆录的界定与范围；“进步”作家人生经历、创作生涯的回顾与总结；“问题”作家人生清白的证明与文学地位的回归；缺失的回忆录与八十年代的文学场；文学史料的保存与文学史实的辨证；八十年代作家回忆录的生产机制。     

鲁迅:从“同路人”向“圣人”的移位与归位

以俄苏"同路人"文学和上海左翼文艺运动为背景,瞿秋白对鲁迅作为革命"同路人"的思想转变及其历史意义作了深刻的阐述。鲁迅去世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背景上称鲁迅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瞿秋白和毛泽东对鲁迅的崇高地位所作的结论代表了鲁迅思想研究的不同阶段。梳理鲁迅从革命的"同路人"向"圣人"的历史移位与归位,并重新思考"同路人"在左翼文艺运动中的历史地位和文学价值,将丰富和充实"鲁迅本体"研究的新思路。     

试论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文学

女性文学作为人类经验的二分之一的写照,不啻是一幅女性生命史的长卷,是来自有同等意义的另一个生存领域的报告。 十九世纪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妇女作家,面对自己的深渊——不断泯灭和不断认可的私人痛苦与经验;面对外部世界的鄙视与冲击,寻找与命运抗争的支点。她们用文学“保存”了自己,更以文学“发现”了自身。 笔者试从历史的与社会的角度对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文学作一宏观的分析。 一、英伦三岛女性文学群体的崛起。     

艰难的心路历程——东北沦陷时期作家心态研究

对作家心态的研究是文学研究的新视角新方法 ,是更切实际的文学研究。东北沦陷时期作家在异族高压统治、内忧外患的特殊历史时期 ,经历着心灵的磨难。沦陷初期流亡关内的东北作家群、文学主张不同的“文选文丛派”和“艺文志派” ,三种不同类型的东北作家 ,在社会环境、文化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影响下 ,呈现出不同的个性和心态 ,并由此带来了文学风格和艺术取向的不同     

台湾文学“悲情意识”的生成与演变

三百多年以来,台湾这块土地上反复上演着分离与回归、殖民与反殖民的历史悲剧,在这个历史场域中发展起来的台湾文学笼罩着浓厚的“悲情意识”。这种情感的流露,既是文学创作者对本地区遭受的苦难的感怀与书写,也是台湾民众对自身坎坷命运的反思与倾诉。这种情结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忧患意识、苦难意识一脉相通,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情感。但是,由于长期的分离和殖民统治,台湾民众对大陆产生了疏离感,再加上文化差异所导致的冲突,使当前许多台湾作家创作上出现狭隘化和政治化的倾向,“悲情意识”被过分渲染,拉大了台湾作家与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距离,这些必须加以克服,才能保证台湾文学健康地发展。     

战时中国:现代中国形象完整呈现的开端

战时中国的形象不仅联系着中华民族的命运 ,也联系着中国作家“与时俱进”的心理。在异族铁蹄蹂躏下 ,在战争飘泊中 ,“中国”一再被作家们凝视、追寻、想象、书写 ,它演化成无数生动的文学形象 ,构成着作家的创作动力 ,从而具有了文化、文学上的本体意义。甚至可以说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形象的完整呈现 ,开始于战时的中国文学。     

遗忘·回忆·认同——从“昆德拉现象”看移民作家文化身份的变迁

移民文学的兴起已成为影响当今世界文艺格局的一个重要因素。法籍捷裔小说家米兰·昆德拉多年关注遗忘与记忆的文化母题，已成为分析当代移民创作现象的典型代表。昆德拉对移民艺术家的分类，折射出20世纪移民艺术家曲折的文化命运；昆德拉流亡前后小说主题、题材、语言的选择与变化，反映出移民艺术家认同异质文化的心理努力；昆德拉作品内在的含混与矛盾，呈现了移民作家文化归属的复杂性。由《缓慢》、《认》、《无知》构成的“遗忘三部曲”，致力于表达“身份”、“边界”、“认同”等“遗忘”主题，较好地接续了西方文学中的“去国怀乡”情结。流亡生活使流亡艺术家遭遇惨痛的文化变迁命运，这在某种意义上强化了艺术家对遗忘与记忆、认同与回归等人类文学母题的表达。     

论后期；‘西昆派”

宋初“西昆派”分前、后两期 ,两期作家的主张与创作不完全相同。后期“西昆派”作家改造“富贵语”而善说“气象” ,突破“台阁体”而力求平淡 ,崇敬杜甫而追寻真诗 ,较之前期作家 ,对优秀文学传统的认识有了突破甚至飞跃 ,在表达艺术上有了较大的改进和提高。这些变化 ,是欧阳修诗文革新运动强力影响的结果 ,也是文学与时俱进的必然选择。但缺乏现实精神、以歌功颂德为能事 ,仍是他们的致命弱点 ,故“西昆体”的最终命运 ,只能是被欧、梅新诗体和欧、苏古文所取代     

文学“感伤”：时代主流话语里的艰难表达——孙犁的《琴和箫》和一段沉痛“肃托”史

孙犁小说《琴和箫》蕴藏了一段沉痛的“肃托”历史，但是这点被作家敏感的文学个性及表达层层遮掩。文章从其不断的历史叙述及其蕴含的矛盾中，发现了这段历史与文学伤感的真正内涵，揭示了作家对主流话语中的某些因素怀着深层戒惧。     

宏大叙事的世纪回归与“新乡土史诗”的文学书写

文学宏大叙事从出现伊始就表现出对重大历史事件和社会问题的关注，要求作家在占有大量文学材料的基础上，以中国经验与宏大叙事结构去讲述中国故事，保证文学历史叙事的真实性。21世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呼唤伟大的文学作品，宏大的历史召唤文学的宏大叙事，而宏大叙事的世纪回归又积极推动了“新乡土史诗”的文学书写。“中华民族新史诗”既是新时代文学的精神追求，也是“伟大的中国小说”的自觉追求。宏大叙事能够历史地审视中国乡村的现代转型，预见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前景，承担起讲述中国乡村大故事的历史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