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世贞对唐、宋诗的态度

王世贞是明代复古诗派重要的代表人物,但他的诗学主张却与复古诗派崇唐抑宋的理论不同。他推崇盛唐,但又认为唐诗并非尽善尽美;他批评宋诗,但没有对宋诗作出全盘否定,而是清醒地看到宋诗对明代诗坛产生的积极影响。他认为各个时代的诗都有其自己的长处和不足,反对以时代定诗歌创作的优劣。     

论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对《史记》的模拟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是一部政法司马迁《史记》的明史著作,其“考”“述”“表”三大体例,在命意、结构乃至记本方法上,都是对纪传体之形与神的模拟,因此其“别集体”实是纪传体的变体。王世贞师法司马迁是受当时文学复古运动的影响,由文学上的复古而至史学上的模拟。     

《读书后》与弇州晚年定论

关于《读书后》所体现的王世贞晚年文学思想的变化,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中尚未讲清。王世贞晚年并未放弃讲求格调的诗文复古主张,而是对与之不尽相同的倾向采取了包容态度。批评态度的变化,实质是审美视角的转变由早年关注诗丈外在的艺术风貌,转向更多关注作品之外的人品学识和章句之外的旨趣风味。     

王世贞批评视野中的杨慎

杨慎和王世贞皆以博学多产著称,他们涉猎广泛,不仅学术成就高,在文学创作方面亦有杰出成就。一方面,由于杨慎是一个与七子派诗学观相异的代表人物,王世贞对杨慎的创作、理论与考辨等方面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批判,且多有贬抑之辞;但另一方面,又由于杨慎是一个复古诗学的开创者和经验理论的总结者,因而王世贞对其亦多有继承与发展。也就是说,在王世贞的批评视野中,杨慎是作为一个被批判者与被继承者的双重性客体被王世贞密切关注的。     

现代新儒家生命美学的三境界

现代新儒家的美学关注人之生命的审美建构,同时又因各理论家的侧重不同而呈现出相异的风格和境界：牟宗三、唐君毅等人以“仁”境为根底,强调深沉博大的道德生命对审美的提携;方东美以“和”境为依托,强调“忠恕体物、和谐共生”的价值立场对审美的陶养;梁漱溟、冯友兰、钱穆等人则以“乐”境为指向,强调自我生命与人伦秩序融合而为一所产生的审美情感效应。但从理论的终极诉求来看,现代新儒家生命美学所意欲成就的是一种内在于道德而又超越道德的生命自由境界,在此自由之境中,最高的美与最高的善体合无间、圆融无碍。现代新儒家的生命美学不仅是其在中国特殊语境下所采取的一种文化自救,更为现代性走出危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有益资源。     

墨光都借性灵传--论张问陶的性灵说

张问陶接受并发展了明清诗坛的性灵说,坚持诗歌的审美内涵是诗人自我内在“性灵”、“性情”、“血性”的感性显现,强调自我,张扬个性;认为:诗中的性灵来自创作主体、表现对象和二者的天然妙合;要写出表现性灵的真诗,必须有天才和灵感;标举性灵固然是针对“格调说”和“肌理说”而发,但其理论旨归是要求文学的个性表现和独创精神,来冲决当时儒家正统思想对诗歌的束缚和扭转文坛复古模拟的诗风。     

王世贞"才、思、调、格"的文体意义

才、思、调、格是王世贞文学理论体系中非常重要的概念,才是才能、性情等先天具有和后天养成的个性特征的总和;思是情感、意义的生成和存在;调倾向于指一切声容意兴的品质;格倾向于指体裁和体貌.这些概念都与古代文论中"文体"范畴的核心意义--体裁和风格有关.他认为"才生思,思生调,调生格.思即才之用,调即思之境,格即调之界".这是王世贞前期诗学理论中对"格调说"最为直接的论述.这些概念的提出和对它们之间关系的论述是王世贞对前、后七子发起的文学复古运动所存在的问题进行理论探索的结果.     

形式的生命意义——20世纪西方美学巡礼之二

（一） ２０世纪美学很醒目的一个人物是英国艺术批评家克乃夫·贝尔。以他为旗帜或信号，西方美学从２０世纪初便吹起一股很强劲的形式主义风。他１９１４年发表的美学专著《艺术》，集中体现了他的形式主义理论，是公认的对西方现代美学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一本书。他在书中提出了“有意味的形式”的著名论点。贝尔的理论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在审美主体方面，他论述了审美情感的特性，强调审美情感不同生活中的普通情感，这与科林伍德强调的“艺术表现的情感与日常生活的一般情感没有不同”的观点看起来俨然不同。贝尔认为审美情感是一…     

付诸实践--洪毅然美育思想的特点

洪毅然作为我国20世纪著名的美学家、艺术理论家和美育家,他先后探索了美学领域的诸多问题,为20世纪中国美学和美育的现代理论建构及发展作出了极其重要和卓越的贡献.他强调美学从实践中来,又回到实践中去.美育的任务是培养人们的审美能力,端正人们的审美观点.其目的是促进人们的审美实践.他认为,实施美育的基本手段是艺术,实施美育的场所主要是学校、社会和家庭,为了进行美育,他主张普及美学,因而提倡大众美学.在美育与大众美学方面他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影响较大,推动国内出版了一些这方面的读物,由于他在大众美学上的建树,被誉为"大众美学的开拓者".     

中西审美理论的发展——评杨春时《作为第一哲学的美学：存在、现象与审美》与马丁·泽尔《显现美学》

近年来,中西纯粹美学理论有了新的发展,马丁·泽尔的《显现美学》与杨春时的《作为第一哲学的美学：存在、现象与审美》是各自的主要代表。马丁·泽尔把审美的核心放在显现,杨春时则认为其乃是存在。马丁·泽尔的显现美学由审美感知和审美对象组成的审美情境为主要构成,杨春时则提出了审美“现象”,以现象的显现凸显审美的独特性。马丁·泽尔虽然试图超越“存在美学”和“假象美学”的二元区分,但对审美感知的强调使其还停留在西方传统美学的感性学之内,杨春时则汲取了中华古典美学思想,以审美是自由的生存方式和超越的体验方式,创建了生存美学。马丁·泽尔虽然强调了审美乃是哲学的“校正”,突出了审美在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中的作用,但审美的地位仍然受到很大的限定,杨春时则完全突出了审美之学的重要性,认为审美乃是第一哲学,是哲学的根基和源头。     

论国人对康德美学的三大误解

康德哲学的基本主题是人是目的,他研究美学也是为了探讨审美在完成人的本体建构中的作用。这决定了无目的的合目的性也就成了他提出的审美判断的四个契机的核心思想。在我国学界所流传的对康德美学的三大误解:美在形式而无关内容、无利害性即完全无关利害、美与崇高是对立的,就是由于背离了康德哲学的基本主题,对之作孤立的理解而造成的。     

略论昆山派的戏曲审美理论

明代初年的教化派的艺术实践和审美理论凝滞了戏曲的发展,至嘉靖年间,昆山派兴起,戏坛开始蠕活。盖因这一流作家多是科场得意的世俗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或仕途通达,或宦海沉浮,既有天赋的风流才调,又有生活的遭逢际遇,因而创作起来,才情飞扬,左右逢源,使戏曲创作靠近了人生的情趣与生活的韵致,闯出了贵族意志的门槛,较多地反映了中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社会心理与审美习尚;这是明代戏曲美学思潮的一次重要变化。 这个流派的理论代表是王世贞,扶翼为胡应麟。     

“宏襟宇而发其才情”——明代前后七子自赎性反思散点的聚焦

明代弘治年间崛起的李梦阳、何景明等前七子,和嘉靖年间复兴的李攀龙、王世贞等后七子,相继称雄于文坛近百年之久。对于他们勃兴文学复古运动的群体形象,历来文学批评家大多以“拟古”二字加以概括。然而,叶燮、王渔洋等人,却在心平气和的再三审视中,看到了七子派的诗文创作与文学主张有得与失的两面性,认为在反对“剽窃摹拟”、尊重创作个性方面,王世贞等人的诗评“间有大合处”。虽然他们对七子派文论中的“大合处”缺乏系统性的阐述,对其“间有大合处”的动因缺乏深刻的剖析,但却开启着人们深远的思索。     

论杨献珍的实践美学思想

杨献珍以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为指导,论述了文艺与哲学的辩证关系,强调要把审美创作方法奠定在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基础之上,批评了把创作方法看成是单纯表现手法,把表现手法看成是纯粹技术问题的观点;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反映论,强调创作主体必须深入参加社会实践,正确处理审美创造中自由与必然的辩证关系,反对“绝对自由”的美学观和文艺创作中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倾向;要求正确把握审美创造主体的美学素养和创造技法的辩证关系,强调要提高美学修养、艺术地反映社会生活;坚持审美创造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以此作为文化工作者的审美价值取向,用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为人民群众服务,为社会实践服务,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等等,从而形成了他比较系统的实践美学思想。     

论杨献珍的实践美学思想

杨献珍以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为指导,论述了文艺与哲学的辩证关系,强调要把审美创作方法奠定在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基础之上,批评了把创作方法看成是单纯表现手法,把表现手法看成是纯粹技术问题的观点;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反映论,强调创作主体必须深入参加社会实践,正确处理审美创造中自由与必然的辩证关系,反对"绝对自由"的美学观和文艺创作中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倾向;要求正确把握审美创造主体的美学素养和创造技法的辩证关系,强调要提高美学修养、艺术地反映社会生活;坚持审美创造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以此作为文化工作者的审美价值取向,用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为人民群众服务,为社会实践服务,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等等,从而形成了他比较系统的实践美学思想.     

李梦阳与明代中州诗坛

李梦阳与明代中州诗人有着密切交往,他对中州诗坛的诗风走向有着引导和影响之功。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正面引导中州诗人诗学复古;二是在李梦阳因拘泥体裁法度而陷于模拟之弊的负面刺激下,中州诗人对其思想进行反思,形成以道为本、肯定自然诗风、强调自抒性情的诗学观,努力修正复古运动后期出现的偏差。     

审美封闭与审美残缺──古代审美意识的两个基本规定

八十年代以来，包括古代艺术在内的古代美学已经成为重要的研究领域，学术成果时有出现，阐述角度也各不相同。然而无论是强调对古代传统的继承和弘扬，还是强调对它的更新和超越，不同的角度都面临着同一个问题，这就是如何在一定的历史范畴中来揭示古代美学的底蕴，而不致使对传统的推崇迷失于偏执的复古情绪，也不致使更新超越回落到无极的困境。在我们看来，古代美学是古代人审美追求和艺术创造的思想理论概括，作为历史的产物，古代审美意识受制于古代人性结构理性抑制和感性弱化的特点，形成了审美封闭和审美残缺两个基本特征。与理性…     

袁宏道文艺思想新论

袁宏道的文艺思想以佛学对庄学的解构为哲学基础。为反拨复古派的模拟之弊,他有意识地向民间学习。但他对复古并非一味排斥,其标准在是否具有真情,仍以“真”为核心。不过,他认为真正的“真声”,还是民间的俗文学作品。     

论陶渊明诗的美学成就

论陶渊明诗的美学成就吴功正陶渊明诗的审美水平无疑代表了东晋以致整个六朝的最高水平，在中国诗美学史上也只有少数几名诗人能与之并肩站在第一档上。他无疑是最能感应东晋以致六朝时代审美理想的诗人。他既目瞩着世事，却又远离着世事；他既有同时代人的审美意识，却又...     

语言中心论与钱钟书的诗歌价值论美学

钱钟书的诗歌美学体现了独特的审美价值取向。从语言中心论出发,他强调从玩味诗歌语言来感悟诗歌的审美价值;从诗分唐宋的解释中,他强调中国诗歌美学的双重价值意向;从中西诗歌的神秘主义感通中,他强调语言的妙趣与心灵的无限拓展空间。应该承认,钱钟书的诗歌价值论美学对于当代中国诗学的重建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