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郑国礼乐文化与国家礼制冲突

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微,地方诸侯国日益强大,维护其统治的礼乐制度不断被破坏和违背,以郑音为代表的新乐挑战旧乐,即是此时期变革的一个缩影。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促使地域文化快速发展,与周王朝国家礼制的要求产生冲突,郑音的形成与流行是时代发展的产物,郑声是孔子对郑音的贬斥性的称谓,目的是为恢复周礼及周乐。孔子独斥于郑国,乃是因为郑国与周王室血缘关系更亲近,带有树立典型,匡正礼仪规范,警醒世人的目的。     

先秦谏诤文化传统对先秦文学谏诤主题的影响

在先秦文学中,对谏诤行为的关注是普遍存在的.这一文学现象,是先秦时期的独特思想、文化的结晶,是上古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的产物.当时的作者对谏诤主题文学,与其说是视之为纯文学的,莫不如说是视之为政治性的.这种对文献文学性的漠视与歪曲,是由古史传说与包括儒家在内的诸子的政治设计共同的合力而造成的,它在先秦一经形成,就成为贯穿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的一根线索,成为准确理解中国古代文学的一把钥匙,我们可称之为"文学的政治化",这是古代中国过度重视政治文化的必然结果.本文认为,只有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切入,才能够真正理解包括谏诤主题文学在内的先秦文学.     

陈子昂的谏诤实践及其文学地位的确认

在唐代文学史上,陈子昂享有极高的声誉,被推为唐诗之祖,其文学理论和创作在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实,从时间上来说,陈子昂不是唐诗革新的开风气者,但他的理论倡导和创作示范却起到了他人不能起到的作用,这是确定其文学地位的重要原因.而陈子昂的文学理论和创作又与其诤官身份和谏诤活动密切相关.所以,从根本上来说,陈子昂的文学成就的取得和文学地位确立,是一个谏官的价值在艺术上的体现.     

浅谈司马迁的礼制观

司马迁在<史记>中,不遗余力地抨击暴政,讴歌正义,后人们对司马迁形成这样的认识:司马迁就是平民的大众的史学家,他和统治者是对立的.确实,司马迁曾无数次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摇旗呐喊,但是不要忘了这焦灼的呼喊有一半忧的是汉家天下.司马迁写<史记>,就是要从宏观上为大一统的汉朝构建与之相应的文化层面的政治伦理秩序.<礼书第一>有助于我们更深入的了解司马迁的思想和价值观.     

试议谏诤精神对唐代文学写实倾向的影响

唐代是中国古代言谏制度发展的成熟时期,尤其是唐太宗贞观阶段成为文士谏诤干政的黄金时代.基于时代的感召,唐代文士具有强烈的谏诤意识,为了纠正君王的错误,他们大胆言谏,不惧刑威,有时甚至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唐代文士的谏诤精神不但与政治生活息息相关,而且对文学写实倾向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两汉礼制发展之比较

在中国礼制史上,两汉礼制虽然比较粗糙,但开辟了礼制建设的新时期,奠定了其后近2000年以礼治国的基础.两汉历史上有过3次制礼高峰,但每次的侧重点各不相同:汉武帝时期制礼重在郊祀、宗庙等祭祀鬼神的礼仪,西汉末年托古改制量在国家制度的制定,东汉初期的制礼重在仪礼等社会成员名分的维护.在两汉礼制同中有异发展的背后,隐含着大一统帝国的真正形成.     

秦都城中礼制建筑研究

秦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时期 ,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其都城中的礼制建筑也是一样 ,既有对周文化的继承 ,又有自己的创造。秦国早期的礼制建筑在其都城建设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到后期特别是建都咸阳后 ,作为供帝王居住的宫殿的地位高于礼制建筑 ,礼制建筑营建于宫殿周围。这种宫殿与宗庙的结构一直延续到中国封建社会末期。     

从玉器看先秦礼制的发展

礼制是古代社会的重要特征和重要内容。先秦是中国礼制发展的奠基时期,可分为三个阶段。史前时期是礼削的产生阶段,夏商时期礼制初步发展,到西周礼削进入成熟阶段。而玉器作为一种独特的礼制物质承载体,与礼制之间关系密切,不同的玉器及其组合可以体现出每个阶段礼制内容的变化、发展。     

宗庙礼制与汉代政治

皇室宗庙作为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性礼制建筑 ,其中的礼制设置在很大程度上与当时的思想认识水平和政治局势密切相关。从西汉末年元帝时期开始的“庙制改革”入手 ,详细回顾了其复杂的历史演变过程 ,并深入分析了其中的政治、思想、学术以及其他方面的制约因素     

汉代礼制与公私秩序的构建

＂公＂＂私＂秩序和谐是一个社会稳定运行的关键。儒家理想虽然提倡大公无私,但在汉代政治文化领域却并不是一味地强调公而忘私,而是对公、私的界限有着明显的认知,同时也十分重视对私领域的保护,其间儒家礼制发挥着重要的保障作用。儒家礼制兼有公、私的属性,强调在公共领域遵循＂义＂的原则,在私人领域遵循＂恩＂的原则,如此才能公、私和谐而有序。     

高丽礼制研究

高丽礼制建设是适应朝鲜半岛统一国家中央集权政治要求、加强君主权威的重要举措,是朝鲜半岛政治文化转型的开端与标志。高丽礼制建设主要借鉴了中国唐宋制度,其架构了五礼体系,同时又纳入了佛道二氏礼,形成了特殊的礼制格局。高丽礼制的实施产生了一定的政治、社会功效,在朝鲜半岛礼制建设史上具有特殊意义,在朝鲜半岛儒家化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试论周王后服饰的礼制内涵

周代是中国礼仪冕服制度的形成时期,周王后的服饰是礼制要求下的产物,具有丰富的礼制内涵:制衣之人的专门性及其地位的低下体现了周礼的阶级性;服饰的图案、颜色体现了周礼的等级性;服饰、佩饰的多样性及穿戴场合的规定体现了周礼的复杂性;王后祭服的重要地位体现了周礼重祭祀。     

春秋时期婚姻形态略论

春秋时期随着社会的动荡与变革,邦国关系瞬息万变,传统的政治联姻已经无法像以前一样维系国与国之间稳固的联盟关系,人们的婚姻观念与贞节观念也因此产生了重大变化。春秋时期婚姻形态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混乱局面,这些变化又进一步摧毁了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法社会,促进了社会的变革,这也是周代礼制自身发展的结果。     

古代学校对礼制的传播

我国古代社会,礼仪制度被认为是治国和修身之本,受到历代政府的重视.古代学校作为专门的教育机构,对礼制的教育和传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第一,古代学校是习礼演礼的场所;第二,学礼制度本身就是对古代礼制的丰富与发展;第三,学校也是一些重大礼典的行礼场所.     

魏晋时期祭祀礼制与儒家教化

魏晋时期的祭天礼制,主要以郑玄的经学思想为基础。魏晋时期的宗庙祭祀主要承续两汉礼制,在围绕孝和礼,私和公的问题上,曹操从公的角度主张遵从礼,晋元帝从私的立场寻求孝,这有助于从儒家教化角度建构社会民风。魏晋时期民间层面的祭祀,随着佛道两教逐渐推广,新的神灵崇拜祭祀模式形成。     

佛教戒律与儒家礼制

佛教戒律和儒家礼制作为长期存在于中国的两种社会约束 ,彼此在各个层面上同中有异 ,异中有同。这种现象 ,既是儒、佛诸家在中国社会中彼此能接近融汇 ,长期共存的基本底蕴 ,也是使中国古代的社会与政治因为有了几种约束形式的互为补充相辅相成 ,尽可能地扩大了社会约束的覆盖面 ,从而呈现较长期的稳定与凝固     

礼制改革与王莽代汉

礼制改革是整个王莽改制中的最重要的部分,这是王莽"文取天下"的关键所在。其将五等爵制与郊庙礼制制度化的过程就是实现政权和平转移的过程。由此可见,王莽之礼除了是对儒家古制的追求,更是为了达到禅汉目的。其中一些制度虽然在王莽一朝没有得到彻底实施,但却成为禅让"心法"传替了下去,并不断地被后来者补充完善,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和平演变的主要依据。     

魏晋时期丧葬礼制的承传与创新

魏晋时期的丧葬礼制多承袭汉制,但仍有不少创新,形成了晋制。“不封不树”之制,是魏晋实行薄葬的重要内容之一。“凶门柏历”之制盛行于两晋并传于南朝。陪葬、合葬与家族葬制的变化,充分显示了魏晋之际生产关系变革的现实。除西晋文帝、武帝陵墓有陪葬墓区外,魏晋时期鲜有汉代盛行的重臣陪葬皇陵之例,东晋十一陵和豪族一样采取了聚葬的形式。门阀大族势力的膨胀,表现在丧葬礼制上,就是分墓区抗衡皇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