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露布”

“露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文体呢?梁任昉《文章缘起》说:“露布,汉贾弘为马超伐曹操作。”但是,根据《汉书》、《后汉书》及唐李贤《后汉书》注,这种公文形式,至迟在西汉时就有了。不过,那时称为“露章”(《汉书·何武传》)。后来,也称为“露版”。唐封演《封氏闻见记》说:“露布者,谓不封检,露而宣布,欲四方速知,亦谓之露版者。”(《说郛》卷4)所以,清代学者赵翼说:“露布之名,汉已有之,但非专用于军旅耳。”(《陔余丛考》卷21)关于露布这种文体的用途大致有三:     

略论苏轼对赋体文学的发展

赋是汉代的代表文学。作为一种文体,汉以后仍有发展,不过到了宋代,赋已经丧失了在汉代文坛上有过的显赫地位。苏轼曾经说过:“古为文譬造室,赋之于文,譬丹刻其楹桷也,无之不害于为室。”(郎晔《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一引)但这并不意味着苏轼对赋这种文体不加“问津”。     

纬书与政治神话研究

所谓“纬书”,就是解经的书,“纬”是相对于“经”,即儒家“六经”(亦称“五经”)而言的。据说“孔子既叙《六经》以明天人之道,知后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别立纬以遗来世”。所以有孔子《七经纬》及黄帝至周文王所受《河图》、《洛书》本文(《隋书·经籍志》)。其实纬书与孔子无关,是汉代儒生自行制作的。赵翼《廿二史(答刂)记》中说汉代儒生“上书无忌讳”,所言正是汉儒通经致用犯颜直谏的风气,如昭帝之世睐弘以符瑞言“当有匹夫为天子者”,请汉帝“求索贤人禅以帝位”,京房、李寻以“天人灾异”议朝廷政治     

论纬书的小说特性及其对汉代小说的影响

纬书内容丰富博杂,许多纬书片断具有浓郁的小说性.纬书中保存了大量的关于地理博物的记载,许多这样的记载可视为地理博物小说.纬书中有众多关于圣王、圣人的叙述,其中一些叙述情节完整曲折、人物形象生动、想象丰富,实可视为杂传或杂事小说.纬书与汉代小说关系密切,纬书的许多内容直接成为小说的取材对象,许多故事情节和叙述模式为小说借鉴和效仿,纬书重祥瑞等思想对小说产生了较大影响.     

《天问》文体与屈原“呵壁”说再检讨

王逸《〈天问章句〉序》提出屈原“呵壁”而作《天问》.这是研究《天问》创作问题的起点.历代学者对此说持续进行讨论,到目前为止,仍有诸多疑问尚未解决.从《天问》的文体辨析出发,对“呵壁”说重新审视,可知王逸所言虽有合理之处,但与《天问》的创作过程并不完全契合.     

纬书与汉代美学

纬书以"气"作为沟通天人关系的介质,形成了带有气化感应色彩的美学思想;纬书有大量谈论诗歌和音乐的内容,对诗歌和音乐的起源、创作心理和社会功能均有独到的看法;纬书对身体异相的描述与汉代大一统政制的出现相关,有着较为浓厚的庙廊气息的美学思想.     

关于汉赋研究的几个问题

赋文体有固定特点,应该区分赋体和受赋体影响的文体,以及影响过赋体的文体.荀子、宋玉赋特点代表了赋体文学和<诗经>传统的联系,赋体文学受骚体影响,是在汉代以赋体命名骚体诗歌以后.汉赋繁荣是汉代皇帝儒雅精神及汉赋作家自觉继承和发扬<诗经>讽谏传统的结果.     

经学的神学向度与博士经典性格的消解

在政治和权力的驱动下,汉代经学逐渐释放出影响政治的学术能量.被汉代政治所役使的汉代经学博士,在自我润色的经学传播过程中,不自觉地趋向繁琐的经学阐释.纬书和图谶伺机侵入经学的道统之中,为倾听神意的统治者所利用.特别是白虎观会议,踊跃于神学救赎的汉代博士将谶纬置于"国宪"之中,确立了经学的神学地位,为东汉政治涂抹上了神秘主义的色彩,汉代博士的经典学术人格被消解,呈现了神学依赖的倾向.     

从骚体赋看汉人对屈骚的接受与传播

汉代是有载籍以来全面接受和传播屈骚精神的第一朝,汉代骚体赋又是汉人接受传播屈骚精神的艺术结晶。汉代骚体赋从文体特征到题材内容、思想情感,始终映射出屈骚的光辉。汉代骚体赋对屈骚的接受突显出“士不遇”的忧患,对忠君爱国精神、正直高尚品格的颂扬,同时又表现了对屈原以身殉国行为的批评。凡此种种,忧患、颂扬、肯定与批评,都反映了汉人的人生观、道德观和社会思想观念,并带上汉代大一统的社会文化特征。     

汉代地理观念中的“西州”

“西州”及“北州”、“东州”、“南州”、“中州”,这种划分天下的“分域说”或“五州说”,只是汉代人一种习惯上的用法,每一州所指区域并不确实,但在大致范围上还是有共识的。“西州”最初专指益州地区,但是随着西北边疆之开拓,“西州”所指渐延及凉州、朔方;由于西北一隅对两汉国势的影响远大于西南地区,“西州”概念的重心渐次转移到凉州、朔方地区了。     

近百年纬学研究综述

纬学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东汉时期反对纬学的学者们对纬学的反思.但由于历代对纬学的禁毁,真正对纬学进行系统研究的还是在清末辑佚学发展起来以后.对纬学基本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纬”所包含的内容、纬学的产生时间、对纬学的认识和价值判断上;对纬学文本的研究建立在对纬书的辑佚和源流梳理上,各类纬书中易纬的研究成果最多,同时孝经纬、乐纬、论语纬等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对纬学的相关研究中,学者们主要关注纬学与汉代文化、纬学与经学、纬学与史学、纬学与文学、纬学与道教、纬学与汉代政治的关系等诸多问题.     

明末清初传教士对五大洲说的早期传播

五大洲说自十六世纪末传入中国以来,经历了“地图传播时期”与“文字传播时期”的转换,内涵日益丰富。流传颇为广泛。虽在十八世纪逐渐趋于停滞,但依然葆有对于国人传统世界观念的影响,进而开启了五大洲说在晚清的又一轮传播高潮。     

刘熙《释名》与汉代文体形态研究

刘熙<释名>共八卷二十七类,其中<释言语>、<释书契>、<释典艺>、<释乐器>四类涉及加余种文体,是汉代人记录和训释文体类别最多的著作.<释名>作为一部训诂词典,着眼现实,大大拓展了汉代文体的著录和训释范围,反映了汉代文体的实存情况和当时的文体观念,即重视应用文体甚于文学文体.<释名>在文体的著录范围、声训方法、解释内容诸方面,都对后世文体论著作如<文心雕龙>等产生过一定影响.从文体史眼光研究<释名>相关材料,有助于理解汉代到魏晋六朝之间文体论承上启下的环节.     

鲁迅前期文化传播的平民观念

社会的变革首先是人的思想的变革 ,这是鲁迅及其同时代的思想家和变革家的共识 ,但他们同时也身处于一种尴尬的关系中 ,愚弱的民众作为思想改造的对象并不理解甚至憎恨他们灵魂的“拯救者” ,文化传播者与其民众形成一种难以沟通的隔阂状态。在此境况之中 ,鲁迅提出了一系列具有现实意义的传播观念 ,包括 :通过推行白话文 ,疏通传播渠道 ,统一传播符号 ,实现传播通俗化 ;通过传播者思想的修正及自我改造 ,确立平等尊重民众的传播态度 ;通过传播方式的大众化 ,改变传而不通的传播现状 ,逐步扩大传播市场的观点。对民众的热诚态度及对民众处境的切实理解是其传播思想的精髓所在。     

关于宋人“说话”的几个问题

古代民间流行的“说话”是我国白话通俗小说的源头,在宋代有“说话四家”的分类。自近代以来,学者们在对宋代“说话”四家数的认识问题上一直存有分歧,鲁迅、孙楷第等主张“四家”当为小说、说经、讲史书、合生及商谜;陈汝衡以及青木正儿等人则将合生、商谜排除在说话家数之外,从小说项中分出“说公案”和“说铁骑儿”;王古鲁等人虽也将“合生”排除在外,但只单列“说铁骑儿”为一家。这些划分法直接影响到人们对“银字儿”、“合生”以及“说铁骑儿”等概念的理解。     

汉赋渊源论

我想,研究汉赋的起源,首先对汉赋应该有个粗略了解,这对于“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可以说是题中之义。汉赋,顾名思义,就是汉代的赋,有如说“唐诗”“宋词”一样,都是以其所处时代取名的。赋是一种综合性文体,它既有诗的严整、韵律,又有散文的叙事描写的某些特点,人们通常说它亦诗亦文,半诗半文,是文学的两栖类。我以为赋这种特殊的文体,更接近散文,可视为中国古代带诗的散文。这种文体产生于战国末期,到了汉代繁荣发达起来,蔚为文坛主流达四百余年。其间递嬗演变,形体风格各具面貌,初起则多为骚体(如贾谊的《吊屈原     

孟子《诗》说与汉代《诗》的经学化——以鲁诗"四始"说为例

鲁诗"四始"说不仅是对鲁诗诗学价值的最早定位,同时也是对汉代诗学意义的首次系统化表达.然而从清代开始,"四始"说被视为无人能解的学术之谜,通过对"四始"说与孟子诗学观的比较会发现,鲁诗"四始"说源于对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说的继承.这一发现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鲁诗"四始"说的真正内涵,也有助于理清孟子与香诗乃至整个汉代四家诗之间的诗学渊源.     

论汉赋与汉代奏议的互动关系

汉赋与汉代奏议属于不同的文体,前者属于纯文学范畴,后者为应用性文体,它们都是汉代高度发达的文体。这两种文体看似毫不相关,但在汉代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汉代文人基本上都能兼擅奏议与赋;从这两种文体对汉代政治强烈关注的角度来看,二者内容上具有较强的趋同性;汉赋与汉代奏议在写法上也互相渗透。汉赋与汉代奏议齐头并进、互相渗透,形成汉代一种繁荣而又特殊的文化现象。     

论汉代颂赞铭箴与汉赋的同体异用

在汉代,不仅辞赋繁盛,多种文学和文章体裁也得以发展、成熟.但因为其中颂赞铭箴关系密切,它们都追求文辞繁富,着重铺陈,行文上注重句式的整饬和用韵,在文体上有共同点,但用途则各不相同.文章试图从文体发展和社会作用等方面探讨汉代颂赞铭箴与汉赋同体异用的关系以及它们的同构性与差异性,为汉代文学的文体研究提供一个视角.     

从《世说新语》的文体特征看《隋志》的小说观念

《隋志》著录《搜神记》于史部杂传类,而把《世说新语》著录于子部小说类,这反映《世说新语》的文体特征切合《隋志》所持的小说观念。《世说新语》的文体特征,可以从“小”与“说”两个方面加以概括。所谓“小”,一是体制小,言其篇幅短小,且不具备完整的故事情节;二是功用“小”,言其缺乏宏大主题,远实用而近娱乐。而“说”,是就全书的内容与性质而言,言其重点在记魏晋士人的琐事名言。这些特点使之正契合中国早期对小说的认识———“琐屑之言”、“非道术所在”、“街谈巷语”。《隋志》著录《世说新语》于小说类,反映在唐代至少到《隋志》成书之时,人们还是秉承着传统的小说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