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前期诸王虚封地封授考

北魏前期,诸王的封地为一种虚封。北魏国家对诸王的虚封地实行"以郡为国"。诸王的虚封郡可以是北魏实际设置的郡,也可以是统治区以外的郡以及西晋曾经设置的郡。北魏国家对诸王的虚封郡设太守进行治理。在封授诸王虚封地时,北魏国家有限制规定,诸王的虚封地不可以在京畿内,也不可以将诸王的出镇地作为虚封地,并且,对汉人诸王的虚封地实行籍贯回避。     

论北魏前期诸王爵位继承制度的特征

北魏前期,实行虚封爵制,其中王爵是最高等级的爵位.当时国家使受封诸王的后世可以继承王爵.然而,由于对异姓诸王爵位实行降爵继承以及诸王犯罪夺爵和无后嗣继承,因此,并非国家所封的所有王爵都能够为后世继承.北魏国家对为后世继承的王爵实行了嫡长子与非嫡长子继承并行的措施,保证了王爵传承的稳定.同时,还实行了一些特殊继承做法,如过继、复爵、绍封.但这些做法只是对王爵正常继承制的补充.     

须弥山石窟

须弥山石窟,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北55公里的须弥山东麓。石窟开创于北魏,唐代称“景云寺”。金代有“赐紫”高僧住持.明代正统八年,明英宗敕赐改称“圆光寺”,是著名的佛教圣地。有历代凿造的窟、龛130多个,其中存有造象的20多个石窟,主要分布在“大佛楼”、子孙宫”、“圆光寺”、“相国寺”、“桃花洞”的五座山峰上,保存着珍贵的北魏、北周、隋唐时期     

《洛阳伽蓝记》中所见北魏宦官与佛教寺院研究

北魏是一个佛教迅速传播的时代，与之发展相适应的是大量佛教寺院的修建。《洛阳伽蓝记》记载了作者杨街之所亲见亲访北魏洛阳佛教寺院的情况，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佛教寺院是由宦官主持参与修建的，宦官们充分发挥了其在建筑方面的特长，建造的佛教寺院规模宏大，装饰华美，这些寺院的修建无论是出于何种目的，都是研究北魏佛教的重要补充。     

北魏孝文帝改革诸王爵位封授制度考

北魏太和十六年(492),孝文帝实行爵位改革。其中重要的内容便是确定新的诸王爵位封授制度。孝文帝规定道武帝直系子孙才可以拥有王爵,对宗室王、异姓王采取降爵措施,并且,实行虚封爵与开国爵等级一体化以及爵品与官品合一的措施,在制度上确立了王爵为最高等级的爵位。为确定封授诸王食邑的标准,制定了亲疏世减法。在诸王的封地设置内史和王官进行管理,因而,形成郡、国并存的局面。由于诸王爵位封授制度的制定,使诸王成为在政治、经济上拥有很高特权的阶层。     

北岳地方社会与唐代慧炬寺蠡见——以恒山慧炬寺石刻为中心

通过集中讨论唐代恒山慧炬寺所立四通石刻，追溯慧炬寺立寺前北岳地方社会与佛教发展情况，聚焦慧炬寺肇创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事件，可以看出，慧炬寺虽创立于唐，但其创建佛寺的信众基础和宗教土壤却是植根于汉末以来河北佛教的历史发展。慧炬寺肇创是北岳地方社会中上层善信推动的结果，该寺在建立伊始就确定农稼立寺。不过，揆之碑刻可以看出，在慧炬寺的发展中，其信众中周边方镇军管手工行业中属于武职身份的管理官员，尤其是中下层管理者，特别引人瞩目，这一群体构成了慧炬寺延存的重要外缘。     

竹林寺传说的演变——文言小说史中佛教传说的儒道化现象研究

源于佛教的竹林寺传说,分为访圣与海岛圣寺两种类型,其出色的艺术成就与良好的宣教效果,使其于文言小说史中辗转流变而蔚为大观.原本佛家以海岛圣寺的传说来神化疯僧形象,后此情节被借用来神化世俗中的权贵人物;再进一步发展到以道教的蓬莱仙境替代佛教的竹林寺,以谪仙之说来神化帝王将相;后世儒生们亦仿竹林寺创造了经香阁、文明殿,用以神化孔孟,排击异已.而竹林寺传说的演变史,也折射出文言小说情节模式的演变规律.     

北魏“三都大官”若干问题考辨

“三都大官”是北魏较有影响的重要职官之一，至迟在天兴二年即已设立，太和十七年罢之。“三都大官”指外都大官、内都大官、中都大官，其职位约与尚书相当，基本职能是断狱判案，是尚书省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还统兵作战和参与决策军国大事。其人选主要是宗室诸王、皇亲国戚，还有强宗豪右或部落大人、投依北魏者、勋劳卓著者等。     

关系与权威的再生产：社会学视角下的回族寺坊组织成员的选举

文章通过挖掘影响回族寺坊组织选举的主要因素,以及寺坊组织成立后其成员关系与权威网络构造的途径与影响,探讨了寺坊社会结构对寺管会选举成立的影响,揭示了寺管会成员行动的意外性后果对寺坊社会结构的重构,以动态的研究视角剖析了回族寺坊组织的选举现象.     

终南山蓝谷地区佛教思想与文化历史考述

本文认为,隋唐时期,终南山蓝谷地区佛教思想与文化特别兴盛,其寺院林立,高僧云集,成为长安佛教僧侣的修行弘法胜地。善导大师在蓝谷悟真寺潜修弘扬净土法门,使悟真寺成为净土宗的重要祖庭。华严三祖法藏也曾在此结坛修法。这些对隋唐时期中国佛教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学术界对这一地区佛教的兴盛与沿革及其意义疏于研究,隐匿了该地区佛教在长安乃至中国佛教历史上的意义与作用。本文拟根据散见于《高僧传》、《续高僧传》和有关方志等典籍的记载,以考述蓝谷地区佛教思想与文化形成的原因、特点及其意义。     

川中女神拾异——大足佛窟女身菩萨杂谈

四川全省多有佛教造像。早期单身佛像,始见于乐山麻浩东汉墓门。北魏到明清时代的佛窟群,大量分布在盆地各市县,以广元——巴中、安岳——大足最多。后两县几乎乡乡有之,有些窟群规模宏大,造像躯数多的达五万,其中女身菩萨尤众,全国罕有其匹。 成都城中原有唐肃宗赐书寺名的大圣慈寺,唐宋年间以壁画众多饮誉全国。宋朝李之纯《大     

吴越国杭州佛教发展的特点及原因

吴越国时期,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在国家支持下,原有佛教传统得以弘扬,呈现空前繁盛之势.吴越国都杭州,寺塔林立,高僧云集,经幢造像繁多,逐渐成为全国佛教重心.吴越国王的崇佛政策带有强烈的功利色彩和实用目的,佛学义理虽鲜有进展,佛教仪轨却备受重视.超度亡灵、祷赐冥福,消灾避难、祈吉求祥成为佛教发展的主流,对后世佛教深具影响.     

明代宦官与佛教

明代宦官多崇信佛教.他们向寺院布施,礼敬僧人,修建寺院,怂恿皇帝违例度僧建寺,吃斋念佛,逃而为僧,组织养老义会,死后葬于寺院.明代宦官崇信佛教,既有与当时一般民众信仰佛教共同的原因,也有其个人或者说宦官集团的独特的原因,表现为其所处的特殊环境、悲惨而苦难的生活和境遇以及明代的宦官政治等.明代宦官的崇佛建寺之举,使佛教势力得到了一定程度地发展和膨胀,维护和巩固了封建统治;耗费了难以计数的民脂民膏,对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起了阻碍和破坏作用,总体上应予否定.当然,它也有一些积极作用.     

"秀骨清像"中的玄学"风度"——从佛教造像看魏晋玄学对佛教思想的影响

南北朝时期,尤其是北魏中期的佛教造像流行一种"秀骨清像"的艺术风格,这种造像特征来源于南朝画家陆探微的绘画风格,它表现的是当时玄学清谈家所崇尚的道骨神韵.这个时期正是南北朝佛教与玄学合流的重要时期,在理论方面,佛学的玄学化表现为"六家七宗"的形成,在佛教造像方面,玄学化的影响以"秀骨清像"佛像为特征.     

《中国古代僧尼名籍制度》述评

佛教传入中国后,一方面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内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入的影响,另一方面则广建寺刹,集结僧众,成为一种现实的社会力量。对于集权国家而言,对佛教的控制和利用自然就包括这两个方面,一是改造利用佛教义理作为集权国家意识形态的附庸或者一个部分;二是将佛教僧团严格置于国家监控之下,使其既不成为政治上的异己势力,在经济上也不侵害国家利益。就后者而言,自佛教盛行的南北朝以来,历朝都设有一整套从中央到地方的僧官制度,以实施对寺院僧团的管理,通过各级僧衙僧官来向社会僧团贯彻国家各项佛教政策和法规。但历代对社会僧团…     

试论唐代高僧的史学修养

唐代是我国佛教史学的繁盛期,在儒家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古代社会,自幼浸润于传统文化当中的唐代高僧,他们或通过官学、私学,或通过寺学等多种途径接受儒家传统的经史教育,并将这种学术背景展露于其著述当中.因此,唐代高僧编撰的佛教史籍,不仅继承了传统史学的体裁和观念,而且为我们留存了中古社会的大量史料,特别是佛教史料.     

明代宗室人口俸禄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正> 明太祖朱元璋立国之后,即承袭前代旧制,分封诸王,且赋予极大的政治、军事权力,给予丰厚的物质待遇,旨在于依靠宗室实行对全国的有效统治,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尾大不掉之势已成,对朝廷的威胁日渐明显,遂有建文削藩之举.朱棣以藩王入继大统,不久,就接过建文的削藩政策,对诸王的军事等权力渐次削夺,再经宣德、正德各朝,对诸王的限制日严,防闲日竣.诸王子孙变成了"坐糜厚禄,贤才不克自见,知勇无所设施"的庞大寄生群,直接加重了明朝廷的财政负担.不仅如此,诸王还以其宗室的地位和影响,兼并土地,乞请收取商税,染指于盐业专卖,给明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商品流通造成了极大的影响.本文拟从考察明代宗室人口的增长情况入手,对上述诸问题加以简略论述,以就教于史学界诸同志.     

《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著录标题校正(二)

《王君妻韩氏墓志》(第四册,第14页)此墓志首题大魏扬列大将军、太傅、大司马、安乐王第三子给事君夫人韩氏之墓志,故应题《安乐王第三子给事君妻韩氏墓志》为是。安乐王是北魏宗室,《汇编》将诸王之王,理解为姓王之王,故误题为王君。又,此志与《汇编》第三册128页所收北魏永平二年     

北魏佛教对洛阳都城景观的时空控制——以景观高度演替和时间节律变化为例

佛教进入中国城市后,对城市景观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在景观的高度和时间节律方面,金刹与灵台比高,金铎与钟鼓竞鸣,改变了中国城市原有的景观特征。这一现象在北魏首都洛阳表现得尤为突出。灵太后胡充华将佛教建筑景观,尤其是将佛塔高度的象征意义完全政治化-佛塔的高度即是权力的高度,因此,洛阳城内最高的永宁寺塔,作为转轮圣王的象征,其供养者非灵太后莫属。其次,无论城里城外,佛塔的高低,都按供养人的政治权力等级,从高到低排列。其三,拥有最高权力的灵太后,其供养所立的佛塔,占据洛阳最具象征性的城内、城南和城东空间。儒家特别看重的洛阳中轴线,更是灵太后精心规划设计的空间,塔刹林立,圣像庄严,完全是一派佛国气象。北魏将首都从盛乐,迁至平城,再迁至洛阳,原本的目的是想由塞外入驻中原,完成汉化,成为中原正统,然而,始料未及的是,虽然在政治制度上他们选择了中央集权制,在信仰层面却选择了佛教。究其原因,北魏放弃祭天传统后,统治阶层佞佛,尤其是掌握皇权的后妃佞佛,是汉化道路发生突变的政治推手。北魏从塞外南下中原汉化过程的二元性,并没有随着北魏的亡国而消失,相反却成为隋唐帝国的共同特色。可见,北魏在政教关系方面,也担当...     

汉晋河西地缘政治与汉译佛经中心的转移

汉晋时期河西地域学术经历了从无到有,进而发展壮大为北中国学术中心的历史过程。从地理空间上来看,儒学是由东向西传播的。外来之佛学则与之相反。佛学在其东传过程中,必然要与地域社会发生关系,尤其与地缘政治。汉晋河西汉译佛经中心经历了由敦煌到姑臧,以及姑臧中心解体的过程。敦煌成为汉译佛经中心,得益于其华戎交会、远离中原政治中心的地缘政治环境;姑臧成为中心,得益于其为河西礼佛小国,如前凉、后凉、南凉、北凉等本土豪族政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姑臧汉译佛教中心的解体,则是由北魏荡平北凉政权所致。由此可以看出,河西汉晋佛教与地缘政治的关系是:地缘政治控制着士族在区域社会的发展空间,士族势力的涨落左右着区域佛教的兴衰,而佛教僧团则利用其为家族佛教与王室佛教的影响力,与区域政治势力相颉颃。因此,汉晋河西文化的繁荣,不仅有本土士族与外来避乱之儒英之贡献,传教之僧侣亦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