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商标名称的翻译技巧

商标名称对于产品的销售往往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和影响,好的商标名称翻译可以给企业带来巨大的财富．而不好的商标名称翻译则会使企业蒙受巨大的损失,因此如何准确恰当地翻译商标名称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本文从范仲英先生提出的翻译三原则入手,探讨了商标名称翻译的基本方法,其目的在于通过讨论引起人们对于商标名称翻译的正确性和真实性的重视。     

德庇时《三与楼》重译的伦理阐释

英国著名汉学家德庇时于1815年最早将《三与楼》译为英文。1822年,他在初译的基础上重译该小说。与初译本相比,重译本在遣词造句及篇章结构方面显现出迥异的翻译策略,反映出译者前后在翻译伦理上发生了从存异到求同的嬗变。这一变化是译者所处特定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意识形态影响、诗学修养及自身身份共同作用的结果。     

话语语言学视角下的科学名著重译和复译

本文以话语语言学的视角,以弗洛伊德《释梦》的六个中文译本为佐证,论说科学著作重译与复译的合理性和重要性。话语语言学为我们论证科学名著的重译与复译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解释视角。科学名著对话语的确定性要求与话语自身的开放性形成的张力促使译者对已译作品进行修正、润色、补遗,进行重译和复译。     

文学翻译伦理的生态解读

翻译伦理大多建立在文学文本分析之上,主要从语言、文化、意识形态等角度进行分析.借鉴生态翻译学中的生态视角审视已有的翻译伦理,提出以生态视角重新奠基伦理理论,抨击狭隘译者中心主义,融合翻译伦理与自然生态,探讨生态视角的翻译伦理能否作为普适伦理的可能性,试图挖掘翻译伦理的生态意义.     

从理解的历史性看翻译无定本

从19世纪末中国的文学翻译伊始,不同的历史时期里文学名著的重译现象层出不穷。对于文学名著是否该重译,众说纷纭,言人人殊,其论争的焦点实为名著重译有无定本。根据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的著名原则——理解的历史性,不难看出不同时期出现的不同译本正是理解的历史性所造就的产物。由于历史赋予了不同的译者不同的＂视界＂和创造力,一个译本的出现正体现了一个时代的诉求,是时代创造的一个新视界。因而文学名著翻译中唯一的定本并不存在。     

鲁迅的儿童文学翻译

鲁迅对儿童文学翻译的关注始于留学时期,从五四时期到30年代均有儿童文学翻译力作推出.鲁迅在对象选择与翻译风格上别具一格,这不仅缘自其内心的共鸣与艺术个性,而且也折射出时代的潮声,甚而有对现实的超越性.在主题与题材方面,五四时期侧重个性与博爱、童心童趣、人与自然的和谐,30年代则偏重社会关怀;从话语语调的选择,到插图的配置,均考虑到儿童的特点.其儿童文学翻译不仅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创建、乃至包括翻译文学在内的整个现代文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且对其自身的创作亦不无影响,诸如文体形式的借鉴、题材的选择与艺术构思,童话作家与童话意象进入作品,自然描写、儿童描写、动物描写的展开,等等.     

中国译史上的重译探究

文章首先将重译置于中国翻译史格局,通过梳理译史上的“重译”指代和统计近二十几年的相关论文情况,揭示重译存在的指代模糊、分类不清晰等问题；其次,基于鲁迅、许建忠和刘桂兰三位学者的观点对重译作进一步定位和分类,同时区分重译、转译、复译的内涵.     

关联理论在翻译中的跨学科移植刍议

基于跨学科移植规律,对翻译研究进行归纳性思考,指出翻译研究中跨学科移植要遵循三个原则:关联融合原则、多层次原则和适存共生原则。在分析三个原则之后,探讨了将关联理论移植到翻译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从制度伦理视界看制度与伦理的一致性

20世纪后期,学者们面对社会转型时期的“道德滑坡”现象,开始致力于制度与伦理的关系研究,提出了制度伦理概念,主要的目的是实现制度与伦理的交叉与融合。在制度伦理的具体涵义界定方面,伦理中心说、制度中心说与二元结构说三种学术观点并存,但三者并未在制度与伦理之间的内在关系给予阐述。从制度伦理视界看,制度与伦理的价值基础都是一致的,它们都是以调整利益为自身的责任;从认识论视角来审视制度与伦理的关系时,可以看出它们之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作为它们之间的现实连接桥梁,社会生活中的道德建设和制度建设是它们共同的基础。     

翻译批评的实践伦理转向

翻译批评的合理化追求使翻译批评分别向语言学和文艺学寻求理论支持,从而导致实践批评和理论批评的分化.两种翻译批评的划分割裂了译事与译作间的内在联系,也割裂了译者的实践活动与其结果间的联系,从而使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对立起来.然而,"真"与"善"可以在译者的身份及社会对其行为的规定性中获得统一,从而使实践批评和理论批评统一于伦理批评,并使翻译批评在社会伦理关系中获得自身的合法性.     

从翻译目的论看儿童文学翻译--以Charlotte’s Web的两个中译本为例

“翻译目的论”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以目的论为理论依据,对《夏洛的网》的两个中文译本进行的对比分析．旨在引起学者对儿童文学翻译的关注和重视。该研究发现,这两个译本都非尽善尽美。在翻译活动中,译者应在理解儿童文学特殊性的基础上进行翻译,努力提高儿童文学翻译作品的质量,进而更好地服务儿童。     

儒家伦理的现代可能

一个民族的文化,很大程度上是由其伦理观念决定的。本文以"儒家伦理的现代可能"立题思考,通过对儒家伦理思想资源的扒梳、分析,试图站在中华民族伦理思想的原点,重新认识、开掘元典伦理思想的质素、要义。认为,创新与超越,是儒家伦理实现转型、更新,成为现代普世伦理观念的重要变途。     

从经济伦理的观点看公平交换

在市场中按照价格信号进行商品交换,从而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原则.市场的交换不但应当受到市场运行规则的约束,而且应当受到伦理规则的约束.而公平交换就是市场运行过程中所应当遵循的基本伦理规则.     

从翻译传播理论视角看翻译的主体

本文首先阐述了翻译传播理论对翻译的诠释,指出翻译乃是与语言行为和抉择密切相关的一种语际信息传递的特殊方式,翻译即传播。运用翻译传播理论研究的方法论——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来分析翻译过程,关注影响翻译过程的诸要素,分析解读出译者是翻译的主体。     

从“人”作为伦理主体看类伦理的时代意义

依据马克思人类历史发展三个阶段的论述,人的伦理主体的历史发展相应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作为群体的伦理主体、作为个体的伦理主体和作为"类"的伦理主体。"类伦理"概念的提出,是从唯物史观的伦理学视野出发,对人类道德发展规律进行探索的一种尝试。从这一意义上,类伦理是人类道德发展的必然选择,它作为一种理想模型构成了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道德逻辑之始点。当今人类社会正经历着全球发展面临的前所未有的诸多困境,需要类伦理作为一种普遍伦理所展现的实践智慧来应对重重危机。     

新教伦理的超越性及其借鉴

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进程中,"伦理"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同样,加强伦理尤其是经济伦理建设对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稳定剂和加速度的作用。借鉴人类已有的理论成果和成功经验,不失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种有效作法。     

从中英文广告的差异看广告翻译

广告翻译的目的是将一国的产品推销给生长在另一种文化中的人,使后者接受前者,特别是作为商品符号的商标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商标的翻译也就不可忽视。那么,如何才能使商品在销售国有一个符合社会文化习俗、语言习惯及消费者心理的商业广告呢?这就要求广告的翻译以功能对等原则为指导,采用省略、改译等翻译方法,译出符合译入语市场消费行为和译入语行文习惯的地道译文,实现外来广告的当地化,进而打开市场,促进销售。     

从林纾的翻译看翻译的主体间性

如何解决翻译主体问性问题是翻译理论的根本问题之一.通过对林纾翻译的分析,可以看出译者对整个翻译过程具有控制力并占有中心地位.只要译者的视界与原作者和译文读者的视界部分融合,主体间性问题就迎刃而解.     

伽达默尔阐释学视域下的文学重译研究

伽达默尔阐释学作为新的理论视角被引入文学重译研究，通过理解的历史性、偏见观和视域融合这几个核心概念，旨在论证哲学阐释学对文学重译的有效解释力和理论指导，从而得出文学重译的合理性存在及其多元化的评价标准。     

可持续发展:人际伦理的继承和超越

可持续发展观既是一种新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战略,同时也是一种新的伦理观念,这种新的伦理观既有对传统伦理(即人际伦理)继承的一面,也有对传统伦理超越的一面。可持续发展倡导的代内公平、代际公平是对人际伦理的继承,而可持续发展倡导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则是对人际伦理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