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乡村整合失败原因探析--以1929年发生在浙江的党政纠纷为例

1929年,由浙江省政府取消"二五减租"议案及其发生在浙江的党政纠纷,是浙江"二五减租"运动由盛转衰的标志,它不仅反映了国民党内部派系的纷争,而且也反映了国民党地方党组织势力的薄弱.地方党组织政治力量的薄弱,是国民党在地方实现"以党治国"的一个致命弱点.国民党地方党政纠纷,成为国民党以浙江"二五减租"为代表的乡村整合举措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苏南地区“田面田”的性质

民国时期苏南地区的地权结构与浙江相似,即存在两种田面田,包括"相对的田面田"和"公认的田面田"。国民政府欲在保障田底和田面业主利益的前提下实施"二五减租",难以进行;共产党以消灭田底业主为己任,"二五减租"则可达成预定的目标。     

1949年秋针对刘文彩的武装减租斗争

刘文彩，四川省大邑县安仁镇人，是旧中国四川省权势最大、剥削人民最严重的大地主；更是集军阀、官僚、土豪、劣绅四位一体的典型地主。长期利用手中的权势剥削压迫广大农民，使农民生活极端穷苦。1949年秋中共领导的川西南人民武装工作队利用国民政府颁布的“二五减租”法令，发动广大农民与刘文彩进行减租斗争之事，凸显了新中国成立前中共在惩治农村封建恶势力的卓越贡献，为当今中国构建打黑除恶工作的长效机制提供历史借鉴意义。     

试论孙中山晚年扶助农民的思想

孙中山晚年总结了自己从事中国革命实践的丰富经验和惨痛教训,在俄国十月革命和共产党人的影响、帮助下,对中国农民问题的认识,产生了一个质的飞跃。他充分肯定农民是中国革命的基础,号召把农民组织起来,武装起来;提出“耕者有其田”的思想,倡导了扶助农民的八大措施,其中最突出的是坚决支持农民的减租要求,拟定“二五减租”的法令。孙中山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中这一部分思想精华,具有深远的历史启迪意义。     

试析1927─1937年国民党的土地政策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建立了武装革命根据地，发起土地革命，农民获得了土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为捍卫已经获得的革命果实，农民积极投身革命，所以尽管国民党屡次围剿，根据地却始终没有被完全消灭．面对中共开展的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什么样的土地政策？其效果又如何呢？从在南京建立政权开始，国民党颁布了一系列的土地政策法令．认1927年到1929年，继续实行大革命期间提出的减租法令，酝酿制定《土地法》，并于1930年6月30日正式向全国公布．30年代在实行减租的同时，又相继公布了其它土地法令…     

全面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民生观考察*--基于对“二五”计划的文本分析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经历了较大的波动,中国共产党重视重工业忽视人民生活的观点由此而来。事实上,从这一时期国民经济发展的指导纲领“二五”计划文本中可以看出,“要重工业又要人民”是党制定“二五”计划的指导思想,党规定的“二五”时期人民生活的目标也从“逐步改善”提高到“丰衣足食”。因此全面客观地认识党在这一时期的民生思想,对于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有重要意义。     

八个五年计划:三个阶段

建国46年来,我国已制定和实施了八个五年计划。由于历史背景不同,大体可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一五”计划。实施结果,工农业总产值每年增长10.9％,计划完成得很好,迈出了我国工业现代化的重要一步。 第二阶段是“二五”计划到“五五”计划。这期间我国经济有明显发展,但由于“左”的错误和经济工作的急于求成,计划执行得并不顺利。“二五”     

20世纪50年代初期新区乡村干部群体发展的涌现与流动机制——以农民协会为考察中心

20世纪50年代初期，乡村干部匮乏是新区建政面临的普遍问题，并一度对新政权的正常运行产生消极影响。征粮、减租退押、土地改革等运动中逐步组建的农代会和农协会，为新式乡村干部群体的大量涌现提供了重要契机。通过在大会上组织“诉苦”是发动农民改变“宿命论”和“变天”思想顾虑的重要手段，而在诉苦过程中涌现出的积极分子，往往成为农协会早期的骨干成员。因任务紧迫，一些农协会领导职务在早期往往被阶级成分和道德品质存在瑕疵的乡村社会成员所占据。随着减租退押和土改等运动的深入开展，针对这些成员的人事轮替也随之发动，新发现的贫雇农积极分子顺势填补他们的位置，使此时期乡村干部群体呈现了较明显的流动现象。在这一过程中，运动式治理手段与阶级斗争学说的高度耦合，最终形成此时期乡村干部群体发展的涌现与流动机制，为乡村社会新的权势转移奠定了重要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产业技术进步与结构升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产业技术进步与结构升级文／国家统计局社科司司长权贤佐纵观建国以来我国产业发展的历程，曾发生过两次重大的历史性变革。第一次是在建国初期，经过“一五”、“二五”时期大量引进前苏联的先进技术装备，自力更生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实现了以...     

论我国生产力总体布局的调整

论我国生产力总体布局的调整高华军，陈为满一、我国生产力布局现状新中国成立以来的４０多年，我国以工业建设为主体的经济建设，其战略布局重点有过三次大幅度的转移，即“一五”和“二五”时期以“１５６”项为中心的建设，“三五”、”四五”时期的“三线”建设，以及...     

习俗、法规与社会——对清代巴县地区"减租"习俗的法律社会史研究

在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的"租佃关系"时,除"租制""租额"等问题外,还有一个经常被提及的问题——"减租"。但是学界对于减租的具体研究,主要集中在官方的减租规定上,而对于民间原有的减租习俗研究不够。本研究首先从清代减租规定的前后变化入手,切入对于减租习俗的理解。随后利用清代巴县诉讼档案中与减租相关的案例,探讨租佃契约中对"减租"习俗的规定,指出"如年欠丰,照市纳租"的重要性。并以巴县档案中涉及减租的具体案件为例,详细分析"减租习俗"的具体实施过程,说明在减租过程中团邻、团众参与的重要性。正是在"团"的参与下,"照市纳租"习俗才得以形成。最后,联系在四川地区"团"的重要社会意义,论述中国传统社会中习俗、法律与社会之间的关联。     

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减租减息和农业生产

苏北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与减租斗争同步且相互促进。减租运动前,苏北区的土地占有比较集中,租佃关系十分苛刻,存在着减租斗争的紧迫性。苏北区党委注意在维护统一战线的原则下,通过贯彻群众路线和阶级路线,推进减租斗争。减租斗争引起苏北区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动,地主、富农受到相当程度的削弱,贫农境遇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在减租斗争的基础上,苏北区党和政府领导广大农民积极发展农业生产。     

试论陶煦的减租思想及现实意义

清末陶煦的《租核》一书在中国农业经济思想史上有其独步之处。书中用大量材料论述了减租的必要性和减租的办法。并论述了农民收入增长对工商业发展的重要作用。他的减租思想对当前我国农村税费改革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普法学法 提高素质 致力培养四有人才 以法治校 促进发展 全面优化育人环境

<正> 连云港化工高等专科学校是化工部直属高校,现有四系二部、二十四个专业,在校生近3000名,教职员工近400名,“一五”普法中,我校被评为江苏省、连云港市普法教育先进单位;“二五”普法期间,我们以此为动力,切实按照国家“二五”普法的总体要求和市普法部门的部署,紧密结合学校工作实际,坚持普治并举的原则,认真做好普法教育工作,扎实开展依法治校活动,为提高师生员工的法律素质,培养“四有”人才,推进学校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作出了积极的努力,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论传统文化之“中”与“中庸”之道

论传统文化之“中”与“中庸”之道黄寅１．“中”之概念考诚如中哲史家陈荣捷所说：“中”之为义，在《易》为二五，在《春秋》为权衡，在《书》为皇极，在《礼》为中庸。谓乎无形，非中也；谓乎有形，非中也，上不荡于虚无，下无局于器用，惟变所适，惟义所在，此“中”...     

江津县减租退押运动研究

传统时代的四川乡村存在一个高度发达的土地信贷市场及乡村金融市场。押金与地租之间的关系是土地农业经营与商业投资之间的关系。1950年开展的减租退押与市场化的加押减租完全相反,这场运动对于乡村土地市场及金融市场的打击是致命的。虽然1950年底—1951年初的减租退押具有产权清理和经济退赔的性质,但江津县减租退押胜利果实的绝大部分,通过各种方式分配给了农民,由于1951年江津县新增农业税正好与此果实数相等,所以,可以将减租退押的胜利果实看作是1951年新增农业税之来源。江津县的个案具有全国性的普遍意义,既有的阶级理论值得重新思考。     

旱地间套水稻种植方式及其配套技术的探索

通过试验找出了丘区旱地间套水稻产量高、效益好的种植方式有“麦/苕/稻”和。麦/玉/苕//苕沟稻”,其配套技术主要是选择较好的品种进行搭配,实行“三、二五”带状种植形式等。     

浙江文化“走出去”源流及新时期 对外传播路径剖析

浙江作为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充满浓郁的人文气息，享有“文化之邦”的盛名。在当下“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时代背景下，有必要从全球视野出发，重视审视浙江文化，挖掘其核心价值以助力浙江文化焕发出更大的活力，参与新时期的国际对话。通过分析浙江文化的开放传统及其自信底蕴，认为实现浙江文化“走出去”，要利用文化资源禀赋，打造特色文化精品；发挥人力资源优势、建设传播人才队伍；融合优质媒介平台，拓展对外传播渠道，最终达成讲好浙江故事、传播浙江声音、为世界文明贡献“浙江智慧”的时代使命。     

图书馆流通中的条码处理

本文介绍了交叉二五码的原理，并提供了具体实现的方法。     

抗战时期习仲勋对绥德分区乡村建设道路的探索及其历史经验

抗战时期绥德分区是陕甘宁边区的北大门，是拱卫陕甘宁边区的重要屏障。由于历史原因，1940年后分区一直面对着落实减租减息政策、改善民生、推进社会公正以夯实抗日民主政权的基础等问题。1943年初习仲勋赴任绥德后，领导分区开展了减租保佃、冬学运动、南下移民和文艺下乡等一系列乡村建设工作，涌现出以“郝家桥经验”为代表的乡村建设典范，极大地改善了绥德乡村的面貌。习仲勋在绥德的乡村建设实践，不仅兑现了他“为五十二万群众服务”的承诺，而且昭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建设未来新社会的图景，其中所体现的党的领导、人民立场和战略远见为当下乡村振兴提供了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