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被动与主动之间:武汉早期对外开放晚发早至的奥秘

近代武汉开放滞后的参照系是沿海开放城市,近代武汉学习西方,开展近代工业化运动比沿海地区晚了整整30年。张之洞督鄂后,实行“湖北新政”,使近代武汉在对外开放和早期现代化诸方面变被动为主动,迎头赶上沿海早开放早发展地区,创造了晚发早至,后来居上的奇迹。其奥秘一方面在于张之洞的权威和魄力,另一方面在于武汉市民开放的素质。     

武汉与上海早期现代化的比较研究

在中国早期近代化进程中,上海和武汉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城市,二者有许多异同之处。从近代化发生的起因来说,它们都属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但上海发生早期现代化的时间比武汉早了20年左右,从而也造成了二者在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差距。而从现代化的内涵上来看,武汉与上海早期现代化都是不完整的,它们的突出特点是经济发展异常迅速,但在政治民主化和文化多元化等方面还没有突出的体现。上海相对于武汉来说,由于其开放和发展程度较高,并且受封建政府的控制相对较弱,上海在政治上更民主,文化上也更开放。从二者早期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来看,都是"因商而兴",而武汉的这一特点尤其显著。由于以上及其他各种原因,武汉与上海早期现代化的发展动因以及产生的影响也不同。     

试论武汉的早期现代化

随着1861年的汉口开埠，武汉日益成为一个外向型通商港口城市，近代西方工业文明开始传入，武汉人们的思想观念开始向近代转化，武汉早期现代化进程由此开始启动。1889年起张之洞在武汉18年的洋务兴革，兴建了武汉近代工业体系，继续巩固和发展武汉的商业优势，建立了近代市政体系和近代教育体制，使武汉的早期现代化发展跃上了一个新台阶。武汉早期现代化的历程具有其独特的风貌，对今天建设武汉仍然具有启发意义。     

清末新政与长沙城市早期现代化

分析指出,清末新政时期,在内外合力作用下,湖南省省会长沙被迫跨入了早期城市现代化的行列,突出表现为：经济的近代化转变,报刊媒体的广泛传播,城市市政管理机构的改革等,具有近代意义的市民社会开始出现,长沙城市的早期现代化取得了极大进展。     

法制现代化与传统法律资源研究

法制现代化是一国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标志,其目标就是“法治”的实现。传统法律资源是前近代以前的古代法律。传统法律资源在法制现代化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现代化发展模式理论综述

实现现代化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但由于世界各国的历史条件和具体国情不同,每个国家的现代化模式都各具特色,主要形成了“早发式”、“后发式”和苏联模式三种典型的现代化发展模式理论。它们有其合理性也有局限性,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理论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近代成都的赌博之风与中国城市早期现代化

本文试图将近代成都兴盛一时的赌博之风放入当时的历史大背景———中国城市早期现代化中 ,通过对近代成都赌博问题的整体分析及其与中国城市早期现代化的非良性互动关系的探讨 ,从而把握成都这类传统行政中心城市在中国城市早期现代化过程中的转型时的一个侧面 ,反过来观照中国城市早期现代化的进程。     

在沿海与内地之间:武汉对外开放的非典型性

晚清时期,我国内陆城市和沿海城市的影响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传统上属“次要性”和“异质性”的沿海城市由传统向近代转型,随着沿海城市现代化水平的提升和沿海城市体系的逐步形成,沿海社会与文化在整个中国社会与文化的边缘性地位不复存在,开始以一种新型的甚至主流文化的姿态对内地社会文化发生影响。汉口地处内陆又直通海洋,兼有沿海和内陆双重优势的区位格局,在近代中国对外开放中充当着跳板、桥梁和中间人的角色。其早期现代化介于沿海和内陆之间,亦土亦洋,亦中亦西,传统与现代并存,城市与乡村同处,开放与封闭交织。     

论工业现代化的世界历史进程

工业现代化是一个与工业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它是一个起始于近代工业革命而没有最后终点的长期变革过程,又是一个世界性的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世界各国工业现代化的竞相发展,“领先型”工业现代化和“赶超型”工业现代化的相互转换,促使世界工业现代化运动不断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和内容不断更新,形成了世界工业现代化总体运动的历史轨迹。开始于18世纪60年代的世界工业现代化进程,迄今已经走过了二百多年的发展历程,大体上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     

中国近代建筑史起始期考辨——20世纪初清末政治变革与建筑体系整体变迁

既有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囿于通史分期模式,以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作为近代建筑历史的起点。文章拟从传统建筑体系的整体断裂、新式建筑教育的初兴与新型建筑师的出现、城市的早期现代化改造三个方面,阐述了清末“新政”与“立宪”时期中国建筑体系发生的整体性变迁,结果表明,中国古代建筑史与近代建筑史的真正分界点不在1840年而在1900年代。     

"仁"、"生"、"理"三位一体的理学形上架构

理学家们把本来具有道德性的孔子之仁与<易传>的生生观念相结合,将此生生不息视为生意、生理,并与人的心性相结合,建立起了"仁"、"生"、"理"三位一体的形上架构,完成了"天人合一"的理论预设.这种建立过程包括了对孔子的同情、<易传>的阐发,包括有佛老的刺激、中医的启发,以及他们自我的体贴和思考等一系列工夫.对这一过程的分析和说明,可以更清楚地把握理学本体范畴的结构与含义,也有利于进一步了解理学的整个体系及其思想价值.     

在“沉默“与“言说“之间——维特根斯坦对“哲学问题“的思考

维特根斯坦对"哲学问题"的思考始终都在"超越"和"现实"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即在"沉默"与"言说"之间:恰如其分地说出可说的,以显示不可说的.这一思路为后世哲学开启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一种区别于传统形而上学和现代科学的新的思维方式.认为哲学也并不意味着找到答案以求安宁,而在于根据不同的时代特征不断地提出新的"哲学问题",这些问题作为人之为人的永恒追求,构成了人的价值意义世界,将与人类同在.     

"落红"与"幽月"--浅议宋词中的言"愁"意象

"愁"作为人们一种普遍的情绪体验,在宋词中经常得以表现。在具体创作中,词人往往借助某些具有特定文化内涵和情感指向的意象进行传达。本文着重指出"落红"与"幽月"二意象来阐释词人的言"愁"情怀。     

叙事学语境中的“自我”与“他者”——浅析福音书的“作者”与“读者”

"作者"与"读者"是叙事交流语境中的重要环节.本文尝试从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叙述者与叙述接受者的角度,分析福音书的文本,以此强调其中的意识形态内涵:认信耶稣是基督,耶稣基督向世人传报救赎的好消息,使世人更加笃定对上帝的信仰.这种神学观念的彰显既是福音书的著书目的,又凸显出了其自身独特的综合意识形态特征的审美价值.     

试论民族文化的"共振"与"合势"--从民族民间神话的多元一体谈起

文化传统既是一个民族社会发展的成果和积淀 ,又是该民族持续发展的背景和基础 ,因此 ,对少数民族社会未来发展充任着文化动力和文化制约的双重角色。本文从中国族群民间的创世神话、英雄神话、爱情神话、生产神话入手 ,探讨了我国多民族文化的本源与共振 ,以及由共振导致的文化趋合态势 ,进而说明民族文化的开放性吸纳和民族性自强是各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意识条件 ,中华民族在世界舞台的辉煌同样取决于文化的开放性和自主性的再塑造。     

论勇营兵制下的近代粮台

19世纪 5 0年代以后 ,中国军事后勤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其中传统粮台体制向近代粮台体制的转变是中国军事后勤变革的集中表现。曾国藩在创立近代勇营兵制的同时 ,对传统的粮台体制也进行了相应地改造 ,建立了勇营兵制下的近代粮台体制。本文通过考察近代粮台的产生背景、特点及兴衰历程 ,试图揭示晚清战时后勤体制在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所经历的挫折以及所取得的成就     

"兴"与"意境"形成之关系

通过对“兴”在“意境”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进行探讨,力求正确地、历史地把握“意境”形成过程中所蕴含的丰厚诗学内涵。“兴”在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情景交融、不尽之意、形象思维的特征以及佛教中“境”的介入,最终导致“意境”的正式形成。     

“典型”作为“他者形象”

典型”作为“他者形象”,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为文本”过程的表现,中国当代文学中,典型人物的非中心化“他者”形象,是后现代主义对中心主义二元对立的解构的表现;典型事件向他者视角的演变,在于后现代主义对“元叙事”的消解;典型环境演变成为“平面化的‘他者’在场”,源于后现代主义对深度的消解。与此同时,典型作为他者的文化形态也出现了“泛精英、大众、反精英”形式,通过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拆解,能够发现“精英-大众-反精英”的过程也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文”的不同层次表现。     

试析"隘"、"狭"、"窄"的历时演变

本文着重对“隘、狭、窄”三个词,从西周到元明清的历史文献中出现的频率和原因进行考察,并结合它们在现代汉语方言区中的分布,讨论了这三个词的历时替换及其原因。     

“讽诵涵泳”与“叶韵理论”——论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诠释方式之二

"兴"恰好是中国古典诠释学美学最具深远影响和意义的范畴,也是<诗经>的本质.对<诗经>的诠释基本方式就在于"讽诵涵泳","叶韵理论"的应用就有利于"讽诵涵泳"的落实 .朱熹美学的真正价值就在于对中国古典诠释学美学的创造性转进与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