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两制\"是祖国统一的最好模式--论大陆与台湾的关系

台湾历来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通过剖析中国政府和台湾当局在两岸关系上的政策和措施,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祖国统一是海峡两岸炎黄子孙的共同心愿,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从政治整合的失败看南京国民党政权崩溃的历史必然性

本文运用政治学原理,考察南京国民党政权在政治整合过程中,各地方割据势力与中央政权的抗衡、各派系的纷争攘夺以及中央政府对基层政权的控制乏力,使南京国民党政权始终没能形成一个事实上统一的中央权威,丧失政治学意义上的权威资源及其合理性,从而揭示其政权崩溃的必然性。     

当前“三农”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中国经济的基本问题.重视并认真解决\"三农\"问题对于加快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基督徒对国民党政权的心态研究

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基督徒群体面对动荡的时局产生复杂多样的心态。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尽管中国基督徒与国民党政要有着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上的联系,但对国民党及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治心态与立场却呈现不同分化。他们或接受进步思想继而批判国民党、迎接新政权,或保持中立、谋求和谈,或仍然视南京国民政府为正统并为之效力。     

国民党虚领下的南京蒋介石政权(1927-1937)

蒋介石南京政府名义上是国民党统治下的政权。然而在这个政权中,国民党的权力、所掌握的政治资源却受到有意的制度性限制,远不能达到垄断政权的程度。政府是权力的中心,军事力量也逐步独立于党。从党政关系看,党不敌政;从党军关系看,党不“统”军。     

再论南京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危机及其覆亡

在考察南京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危机及其覆亡时,制度（法理）的合法性问题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但不是最主要的因素。从当时中国的特殊情况看,政策的合法性问题及国民党政权内部的认同问题,才是最主要最关键的因素。相对于制度的合法性危机而言,政策的合法性危机及内部的认同危机,是导致南京国民党政权走向覆亡的更主要的原因。     

对中国\"农民负担\"问题的解读

\"农民负担\"一直是党和国家十分关心的问题,关系到我国农村社会的和谐,农业可持续发展以及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本文对我国\"农民负担\"的定义进行了界定,对农业税减免前后的状况进行了分析,并针对当前出现的新问题提出了对策.     

对\"两个务必\"的历史与现实的反思

通过对毛泽东提出、胡锦涛倡导\"两个务必\"这两个历史事件的对比分析,以期得到一些有益的现实启示.     

跳出\"周期率\"--论中国共产党的反腐败斗争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这几乎成了一个\"周期率\".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为跳出这一\"周期率\"展开了不懈的斗争.中国共产党80年的历史已充分证明,并且还将继续证明,中国共产党完全能够跳出这一\"周期率\".     

农村劳动力“剩余”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运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对农村劳动力“剩余”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内涵进行了理论分析,运用统计方法和数学模型对吉林省农村劳动力“剩余”的数量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数量进行了估算和预测,在此基础上对比分析得出“转移”的农村劳动力未必是“剩余”,“剩余”的农村劳动力未必就“转移”的结论,提出引导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途径。     

“三农”问题中政府角色的重新厘定

\"三农\"问题形势严峻,表现为经济贫穷、社会事业滞后,权益得不到保障等,这不仅损害了社会公平,也导致了效率损失.在中国,\"三农\"问题的产生中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政府角色错位、政府管制的资源配置不合理、管制过度与管制失效并存、管制成本过高等因素是引发\"三农\"问题的重要原因.寻求\"三农\"问题的解决必须对政府角色重新定位,使政府管制与市场机制形成良性互动.     

“设区的市”立法赋权的理论定位与行权的对策建议

赋予全部\"设区的市\"立法权,既是渐进式的纵向分权的体现,也是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最优路径。\"设区的市\"拥有立法权并非\"违宪\",而是宪法规范对社会的滞后性反应,从规范与事实的龃龉角度可以作出解释。《立法法》对立法权限的\"等\"字规定,应从立法实践与草案三稿变化得出\"等外\"之义,而对\"城乡建设与管理\"的内涵应从短期与长期两个方面作出理解。此外,新修订的《立法法》通过备案审查制度在制度框架内化解了\"较大的市\"立法事项收缩与法定事项以外的法规效力之间的张力。在\"设区的市\"行权问题上,未来的对策应从设置立法机构、强化人大对立法的主导地位等角度考虑,通过多层次的审慎举措推动地方立法实践的良性发展,使之契合国家治理的导向和良法善治的要求。     

\"公司+农户\"经营模式风险及其防范

“公司 农户”经营模式是杨凌农业产业化的有益探索,这种模式的发展和我国农耕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在实际经营中出现了各种风险,这些风险直接对公司的经营和农户的安全生产构成了威胁。只有不断地规范公司与农户的行为,完善管理体制,处理好公司与农户的关系,鼓励参加农业保险、加强技术管理、规范合约、参加知识产权保护,才能有效扶持龙头企业,带领农民脱贫致富,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     

农村“三变”法律风险防控研究

当前对农村“三变”的研究,涉及政策解读的较为普遍,有关“三变”法律风险的研究则较为少见。为了拓宽农村“三变”的研究领域,通过对法律法规、国家政策的比较研究,探究农村“三变”的法律风险防控问题。研究发现,公司法调整较为宽泛、空洞,但进口单一;合作社法调整范围适合风险小、成本低,但成效不足;土地承包法、物权法等规制较为严格,且回旋余地小,为农户、公司带来了一定的法律风险。针对法律风险提出的防控建议主要有：“三变”尽量进入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法的调整范围。农户要消除“等靠要”,增强法律意识,争当“三变”的主角;公司要积极参与,加深对公司法的理解,争做“三变”的主体;政府角色再定位,强化法律制度设计,成为“三变”的主导。     

农民科学素养与社会和谐发展

在科学技术日益普及的今天,农民科学素养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与农村经济状况和农民生活条件的改善.本文从科学素养与解决\"三农\"问题之间的联系论述当前农民科学素养水平对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影响,分析了农民科学素养较低的原因,提出提高农民科学素养的若干建议与对策.     

“五治融合”视域下乡村治理博弈范式分析研究——基于杜集镇L村实证调查

党的十九大提出健全三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随着基层治理实践的创新,传统“三治融合”转向政治、自治、法治、德治、智治,“五治融合”治理将是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五治融合”下乡村治理体系在于以政治为核心,自治为基础,辅之法治和德治,依托智治为支撑。“五治融合”将在三治结合基础上互嵌为治理博弈场域,而治理博弈下的融合要求乡村治理是属于多方参与者根据互相依赖的利益行事场景。在实践当中,五治融合有效运用到乡村治理是决策治理的变量博弈现象,最终会达到均衡状态,拥有稳健的治理模式,破除乡村治理新体系下的困境。     

困境与出路:后集体时代农村五保供养工作研究

实地调查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日益面临困境,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五保对象应保尽保难、供养标准落实难、全面实现五保难、实施敬老院集中供养难、地区供养负担不均衡。农村集体的消解和五保供养制度调整滞后,是五保供养工作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基于此,必须尽快改进五保供养工作,进一步明确各级政府在五保供养中的责任,及时调整五保供养制度,完善农村社会救助体系。     

新公共服务视角下农村公共服务制度与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研究——以河北省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使农村公共服务供给面临新的问题和困境,重新调整政府的角色定位、工作方式,积极培育农村基层组织,变\"管理型一元\"公共服务供给体制为\"服务型多元\"供给体制是新形势下提升农村公共服务和农村公共产品的要求和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