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制度:现代政治合法性的"刚性"基础

政治学意义上的合法性是指某个政权、政权的代表为什么应该获得其成员忠诚的问题,它直接关涉国家政治体系的稳定程度与秩序状态.传统社会的政治统治一般把合法性维系在意识形态和有效性的基础之上,而现代社会的政治统治则更多地依赖宪政制度来维系其合法性基础.现代社会,随着人民主权观念的日益普及和增强,宪政制度已成为现代政治合法性的一个"刚性"基础.因此,加大政治体制改革力度,建构我国政治合法性的宪政基础,便成为中国共产党21世纪的一项重要任务.     

哈贝马斯的协商民主思想及其借鉴

现代社会世俗化的"祛魅"导致传统形而上学价值观的崩塌,主体哲学的进路已难以满足法律的正当性来源的探求。哈贝马斯从主体间性出发,回应了理性主义的局限和后现代主义的挑战,以交往权力重塑法律的合法性基础,引导人们在多元化价值符号中构建出基本价值体系的同一性,由此超越了价值相对主义和决定论的普遍主义。哈贝马斯以协商性民主理论,将自求于公民自身的合法性根基与宪政法治体制予以结合,由此超越了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政治哲学传统;同时凭借充分的私人自主和公共自主,以期在商谈程序中获得实体价值,在交往互动中达成理性共识,在自下而上的交往之流中影响行政中心,由此为转型时期中国的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借鉴路径。     

政治合法性危机与政治参与的相关性研究

政治合法性是政治权力能否在政治制度中实现有效管理的根本依据,政治合法性程度的高与低直接反应了公民对该政治体系的认同程度。在政治变迁与权力交替的过程中,不同国家终究会面临不同程度的政治合法性危机问题。合法性危机问题解决的好与坏一国政治系统能否健康发展,政治现代化进程的顺利与否以及政治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从技术上说,克服合法性危机的关键在于谋求支持。而在更基本的层面,则要确立宪政架构下的程序正当性,确保政府权力施用的社会公正性,确认国家共同体层次的广泛共识。作为近代公民实现权利、表达利益诉求的政治参与,是合法性危机问题的解决以及政治系统的健康发展的现实路径选择。     

宪政的法哲学分析

宪政是人类智慧的产物,是人类政治文明和法治文明的结晶。回顾宪政的历史发展过程,宪政的思想渊源是自由主义、共和主义;宪政的制度构建离不开民主、法治和人权理论及实践;同时,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二元分立对宪政理念及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也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从法哲学的视角出发,以上问题分别构成了宪政发展的思想基础、政治基础、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对这些问题进行理性的思考和分析,特别是从法哲学角度的分析,能够为宪政问题的研究提供科学的理论根据。     

试论宪政的概念与中国法治

宪政的概念究竟能否适用于界定"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内涵,这是一个争论中的问题.这个问题至少与对宪政的理解有密切关系.中国学术界关于宪政的概念的争论集中于三个方面:其一,特殊主义还是普遍主义的宪政.     

紧急状态与社会治理——紧急权力理论基础述评

古代国家存在某种至上的“国家伦理”或者“国家价值”,推崇“必要性中无法律”的“正当性”.当外敌入侵或强大的国内阴谋将要推翻现存的政权时,基于国家理由的“正当性”就可以实施紧急权力.在现代,在“古典正当性”被“宪政”“民主”“人权”等现代概念耗尽的背景下,为实现保存国家这一目的,如何用成文宪法规范紧急权力已经成为看似矛盾但又必须实现的“合法性”问题.本文通过对历史上紧急权力理论的梳理,着眼反恐时代的美国问题,试图寻找紧急状态下行使紧急权力的思想路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建设——深化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必由之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建设既是中国宪法理论与实践的焦点和发展目标及方向,又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质内容和重要突破口,中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中许多问题的解决都有待于宪政建设的切实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建设与亟待推进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具有深刻的内在必然联系,这种必然联系决定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是深化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必由之路.坚定不移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建设应该成为当前全社会的共识.     

以人为本与法治发展——兼论程序公正的权利表达

在法治发展中坚持以人为本,首先应通过法律尊重和保障人的正当权利。现代意义的权利理念是从西方起步的,但权利公理作为本土法律文化的一部分,其论证路径必定依循本国法治发展的内在逻辑。就当下中国而言,需要处理好民本的固守与正当性权利概念的引进、"国家悖论"与地方性权利的参与、回归政治国家与权利的程序法则三个基本关系。中国的权利公理在前现代社会是以福利为基点的,而在现代社会则是以权利为基点的。权利本位导向的"积极福利"理论应是法治发展的基石。权利公理的证成及"积极福利"理论的兴起,都要求在实现以人为本的法治建设中关注权利的程序性规范问题。在司法过程中,司法公正的特殊品质决定了程序公正优先,它是走出"丛林正义"、迈向法治社会的先决条件。     

"人肉搜索"的宪政之维——从《徐州市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的相关条款说起

"人肉搜索"既是正义之器,又可能演变为网络暴力.在公民社会与政府体制"双重不规范"和宪法权利"现实残缺"的条件下,"人肉搜索"实质上充当了宪政供给不足时的一种替代性机制.徐州立法禁止"人肉搜索",试图在保护隐私的法律精神下匡正"人内搜索"可能带来的个人权益侵犯,无疑是符合法治精神的,但却存在着管制色彩过浓与缺乏利益衡量思维两条硬伤.美国等国家的法治经验也告诫我们,对于"人肉搜索"的法律规制需要慎行,或许宪政视野下的网络公民社会才是我们更应该关注的话题.网络促进了当代中国宪政文化的整合与转型,"人肉搜索"中产生的网络言论自由膨胀和网络暴力也会在网络公民社会的构建中得以实现宪政理念下的自我规制.当然,为实现这一目标,需着力解决好塑造网络公民、推行网络自治和深化政治参与等三大课题.     

论为政以德对传统中国政治合法性的塑造和影响

西周政治家们用德来解释为政的资格问题，为现实中君权易位和王朝更迭寻找正当性说明，这是为政以德理念形成的源起。为政以德理念从三个层面对政治提出了具体的合法性要求，即以德配天的天命合法性、德政仁政的民心合法性和德化天下的文化合法性。为政以德是兼具规范和经验因素的合法性理论，体现了中国传统政治追求中“和”的精神。道势两立、君师分离传统在中国的确立，使为政者无法掌控对“德”的解释权，这是为政以德不致落空的一个关键。为政以德理念引导政治符合德的要求，也起到了规范和约束政治权力的作用。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法知识学特征分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中所蕴含的各种法治思想特征,分别表现为法哲学、法价值论、法制度论、法规范论、法行为论、法社会学等不同法知识学形态,构成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具体内涵。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博大精深,使其居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中"百科全书"的理论地位。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思想特征,深刻地体现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与其他现象之间的"十个关系"重要论述中,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学术体系以及话语特征使得习近平法治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提供了正当性基础,同时也使得我国的法学研究事业彻底地摆脱西式法治话语的影响,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法理学之路。     

法治的古典训诫

法治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政治理想,乃至政治正当性的基准。可以把它理解为"法的原则"与"治的原则"的互动关系。以亚里士多德和托马斯·阿奎那为代表的古典思想家对西方法治理论贡献卓著。亚里士多德把法治作为一项统治原则置于其对政体的讨论之中,阿奎那则在此基础上延伸了对法的本质的探究,从而把法治视为政制和法律体系运行良好的标志,是更为根本的法秩序固有特征的外在表现。从古典法治观向现代法治观的演进伴随着法的因素的增长,这也使得现代法治理论家倾向于以法的原则界定法治。     

宪政修养与宪政制度——中国共产党宪政修养与中国宪政制度发展探讨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其自身宪政修养的高低直接制约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制度是否能健康、顺利发展.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执政党和建设党,其法治宪政修养日臻提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发展趋势提供了基本依据.概括来看,其表现具有四种趋向:第一,20世纪80年代执政党接受了以宪法治理为核心的法治理念,开始逐步制约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权力;第二,20世纪90年代执政党以法治与宪政理念为价值选择,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第三,进入21世纪头十年左右执政党的宪政修养日臻成熟,具有较强的宪政意识,开始尝试宪政制度建构的具体实践;第四,可以预期21世纪头十年之后执政党的宪政修养会更加成熟,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将必然从党内制度迈向宪法法律制度,彻底完成从人治到法治、从宪法到宪政的转变.     

国民党统治时期自由主义法治思潮初探

国民党统治时期自由主义法治思潮以当时的民主宪政运动为背景 ,以中间党派及自由知识分子为主体 ,其目标是通过议会主导的权力分立的政体设计 ,培育国人的法治观念与习惯 ,以达到制约政府权力、保障人民基本权利的法治之境。笔者以为 ,自由精神与权利意识的缺失是近现代中国宪政与法治建设屡遭挫折的原因之一。因此 ,总结与反思半个多世纪以前盛极一时的中国自由主义法治思潮 ,无疑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     

探寻中国法律传统语境下"法治"的意义

本文从思想史的角度解析了"法治"一词的内在含义,并重点解构了"法治"现象的社会一政治结构.在此基础上,作者考察了中国古代法律传统,认为中国古代法治与西方现代法治存在结构上的差异.最后,作者分析了当下中国法学几个热点命题,揭示出这些法治命题所存在的理论缺陷.     

正朔论与政治统治的更迭和延续

这里说的正朔论,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又被称为正统论、正闰论.其本质的内容与特点,是通过运用天人感应、五德终始、伦理道德、政治道统、文化传承等理论,来论证统治者的地位之"正".这种观念是古代政治思想在史学上的一种反映.从史学发展过程来看,正朔论在魏晋南北朝之前.更多地表现为以"天统"来证明"政统"的合法性与合理性.随着历史的发展,理论探讨也不断地具有了新的形式与内容,文化修养、政治功业等因素被更多地纳入对政治统治合法性的考虑之中.     

论执政能力建设的合法性维护意蕴

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失业下岗问题、贫富差距问题和“三农”问题等为代表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及其政治后果 ,使得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危机走向显性化。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是共产党治理显性化合法性危机 ,践行合法性维护的理性自觉行为。以合法性维护理论为工具探讨加强执政能力建设这一政治决策的本质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省宪运动与"联省自治"——中国近代联邦主义的萌芽、省思与启示

"联省自治"和省宪运动是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盛行一时的宪政思潮和政治运动.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联邦主义萌芽形式,省宪运动和"联省自治"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中国追求宪政的百年史上的重要一环.省思在国家结构问题的历史实践和现实选择,对当代中国国家结构形式的制度设计有所启示.     

构建和谐社会:司法的功能、作用和使命

法治是和谐社会的政治基础。作为法治代言人的现代司法,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法治功能是现代司法的应然功能,主要体现在司法权在宪政结构中对权力的制衡调控功能和对权利的保障协调功能。司法法治功能的实现对落实宪政、维护国家统一、促进社会和谐有着巨大的作用。面对转型时期的中国司法,应当将法治功能与中国社会的本土特性、时代特点相结合,发挥司法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的巨大推动作用。     

身份焦虑:社会工作机构的合法性困境及其突破

社会工作机构"身份的焦虑"并非仅仅是机构自身的焦虑,其折射了社会组织的集体焦虑以及整个社会治理体制转型的焦虑,是理解经济社会新常态下中国社会发展内在逻辑的重要切入口.从系统理论来看,社会工作机机构的合法性困境是合法性系统的"同一性"困境,既有内在同一性困境,也有外在同一性困境,主要表现为内部合法性与外部合法性的认同隔阂、政治合法性与社会合法性的整合失调以及专业合法性与职业合法性的衔接脱节;其成因既有宏观生态环境的冲击,也有在地化情境的消解,还有自身权威建构过程的束缚.因此,重构机构合法性,应以重塑机构合法性的专业内核为基础,再造其"多元交代"的责信格局,并整合其生态结构,多主体协同为其健康成长营造绿色生态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