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窦娥冤狱的再思考——从《窦娥冤》关目中的两处矛盾谈起

《窦娥冤》关目中存在两处矛盾 :一、蔡婆婆再婚与否及窦娥的罪名 ;二、桃杌太守受贿与否及窦娥冤狱的成因。《元曲选》本《窦娥冤》对蔡婆婆没有再嫁张驴儿之父的表述是非常明确的 ,而这与窦娥“药死公公”的罪名构成矛盾 ,这是故事演变过程中所遗留下来的痕迹。桃杌太守在被定格为贪官的前提下却没有受贿的情节 ,这是剧中另一处矛盾 ,它由剧作内在的矛盾所决定 ,窦娥冤狱的发生因此而不能归因于官吏的贪赃枉法 ,而应归因于中国传统的司法制度。     

蔡婆婆是否搬家

钟林斌同志的《中国古典戏曲名著简论》,在分析《窦娥冤》时说:“戏剧地点不在楚州而是在山阳县城了。因为蔡婆婆搬了家。”又说:“‘楔子’里写到窦娥原名端云,第一折里提到蔡婆婆一家已由楚州搬到山阳县。”按《窦娥冤》第一折并未提蔡婆婆搬家,这一个新说,关系到剧情,有必要弄清楚。实际上,蔡婆婆并没有从甲地到乙地的大搬家。这只要细读剧本便不难知道。第二折张驴儿拖窦娥去见官是在楚州衙门见的楚州太守桃杌,说明蔡婆一家及赛卢医此时仍住楚州。第三折窦娥罚下三桩誓愿。说“从今以后,着这楚州亢旱三年”,又在《一煞》曲中唱道:“做甚么三年     

金锁的隐喻：从关汉卿的《窦娥冤》到张爱玲的《怨女》

关汉卿《窦娥冤》杂剧采取多层叙事策略,不仅写出了一件由地痞流氓、糊涂官吏等共同制造的冤狱——显型悲剧,还写出了在礼教熏陶下年轻寡妇窦娥只能在苦苦煎熬中度过一生的无可逃遁的隐型悲剧。明传奇《金锁记》杜撰出一个明智的提刑官和窦娥的丈夫蔡昌宗,《窦娥冤》的双重悲剧被消解。清乾隆年间《缀白裘》选取的六出《金锁记》折子戏,淘汰了蔡昌宗赴考及其与“金锁”相关的情节,是向《窦娥冤》悲剧精神的回归。罗瘿公编剧、程砚秋主演的京剧《金锁记》多次赴沪演出,给张爱玲创作同名小说提供了灵感。张爱玲每看京剧必有独到见解,并且常常借题发挥,作为其小说的隐喻。《金锁记》中曹七巧的悲剧命运与窦娥相似,小说中的“金锁”,从男童佩戴的护身饰物被置换成束缚她一生的“黄金的枷锁”。《怨女》中主人公银娣的遭遇,属于每个女性身上都会发生的普通事件。银娣为夫家生儿育女,传宗接代,此时“金锁”还原为男童佩戴的护身饰物,成为传续家族香火的象征。     

《窦娥冤》发微

一、窦娥的卒年和贞节观念《窦娥冤》对窦娥一生经历作了概察:她七岁别父,作了童养媳;十七岁与夫成亲,不上二年丈夫“害弱症死了”,接着守寡三年;正当她孝服将满的时候,遭张驴儿的坑害,被贪官杀死。照说她死时正好二十二岁。但《元曲选》中的《窦娥冤》在两个地方出了破绽:一是第一折窦娥的自白:     

窦娥悲剧意义再论

关汉卿是我国戏曲史上最伟大的作家之一。《窦娥冤》是关汉卿公案剧中最杰出的作品,也是元杂剧中最著名的悲剧。作品通过窦娥和黑暗社会现实的冲突,表现了封建社会里妇女的悲惨命运、勤劳善良的高尚品质和她们的反抗精神。戏剧开场便写了窦娥的苦难身世,三岁丧母,七岁又离开了父亲。窦娥因为父亲窦天章借高利贷被抵债卖给蔡婆做“童养媳”,这是窦娥悲剧命运的开始。好不容易熬到十七岁与丈夫成婚,生活刚刚有了一线希望,可不久丈夫偏偏又死了,她从此跌进了漫长无边的痛苦生涯。她开始对命运产生怀疑。残酷的现实使得窦娥放弃了对今生…     

论窦娥性格的文化先定性

在杂剧《窦娥冤》的研究解读中,如果我们不仅仅停留在它的社会批判意义上,而是更深入地挖掘它的深层文化模式的话,我们就会清晰地看到,这是一个“天人感应”、“善恶果报”的传统母题的再现。同样,当我们将观照的视角透射到窦娥反抗性和斗争性的深层原因上,她的人格的文化构成,便清晰地呈现出一个“道德意志”的结构模式来。而这一故事的文化原型和人格结构,在古代戏曲小说等文学作品中,无疑具有普遍的意义。     

《儒林外史》的"三复情节"及其意义

《儒林外史》研究向来较少注意到它与《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前代小说传统的联系,其实此书暗用“三顾茅庐”之类“三复情节”模式不止一端,其用笔隐微几于使人不觉,而作品的讽刺意义因而更为深广,如马二先生游西湖是从“食色,性也”角度写他内心理欲之争等。这既是前代小说“三复情节”模式的影响,更是古代礼数观念和社会上“事不过三”等重“三”的风习潜移默化的结果。这一发现使中国古代小说“三复情节”模式的普遍性获得新的证明,也使“三复情节”概念对于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理论意义得到加强。这对于总结中国古代小说艺术的民族特点以及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关于中国古代文学的理论也应当能有所帮助。     

兆战命运：谈古希腊和中国元代的悲剧精神——以《俄狄普斯王》和《窦娥冤》为例

周春生在《悲剧精神与欧洲思想文化史论》中说,悲剧精神是欧洲思想文化的本质特征,即“人的理性和自然感性生命永远处于对立冲突之中,并且没有任何归结点,由此而构成一种命运。人虽然解不开命运之谜,却又勇敢地接受命运的挑战”,其发端是古希腊。这种悲剧精神反映到文学中,就是出现了大量的悲剧作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非《俄狄普斯王》莫属。而在我国,堪称“元代悲剧典范”的《窦娥冤》也体现了这种“勇敢地接受命运的挑战”的悲剧精神。本文想以这两部作品为例,从悲剧的情节、人物形象和表达功能方面比较探讨古代中西方(主要是中国元代和…     

关汉卿《窦娥冤》杂剧的“人民性”特征

《窦娥冤》是我国元代伟大的戏曲家、杂剧艺术的奠基人——关汉卿的代表作。这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元杂剧,历来受到后人的广泛关注。全剧紧密结合社会现实,通过精练质朴的语言、简洁完整的情节,深刻反映了当时黑暗的社会现状,并成功塑造了"窦娥"这一反抗压迫的妇女的典型形象。通过对作品以上几个方面的分析,有助于深入理解作品的价值内涵,体会关汉卿在《窦娥冤》创作当中的人民性特征。     

对《窦娥冤》中“本草”一词的解释不确

朱东润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下编第一册《窦娥冤》杂剧注释中,对剧中人赛庐医“行医有斟酌,下药依《本草》”语中的“本草”,释为:“本草,指《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等记载中药的书籍。”此解释不确。按《窦娥冤》是元人关汉卿创作的反映元代前期社会生活的杂     

电影《春桃》的美中不足

看过电影《春桃》,总觉得有些美中不足。某些镜头,诸如春桃上厕所,春桃把裤腰带搭在向高肩上,李茂洗澡等,不美,甚至给人一种丑陋和残酷的感觉。我疑心这是电影导演为了“票房价值”有意加进的“诱头”,于是便找来许地山先生的原著阅读对照。果然,原著中並无春桃上厕所和把裤腰带搭在向高肩上的情节和细节;李茂洗澡一     

论《窦娥冤》的美学思想

一、《窦娥冤》是一部普通市民的社会悲剧 《窦娥冤》是普通市民的社会悲剧,就是说,中国悲剧与西方悲剧有所不同,有自己的民族特点。西方悲剧的主人公都是英雄人物、王公贵族,普通平民,被认为是小人物,只能作喜剧的主人公,而不能作悲剧的主人公。中国悲剧一开始就没有这种限制。窦娥作为悲剧的主人公,既非王公贵族,也非英雄人物,不是大人物,而是小人物,是普普通通的市民。市民进入悲剧,作了悲剧的主角,体现了关汉卿进步的美学观。《窦娥冤》是普通市民的社会悲剧,它更接近元代下层人民的现实生活和斗争,与人民生活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它反映了元代人民反抗黑暗,追求光明的时代呼声。元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最黑暗的时代之一。元蒙贵族统治者除了武力镇压,实行种族歧视、种族压迫政策外,还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众多的冤狱。在元代,流氓恶棍横行,官吏贪赃枉法,吏治黑暗混乱,百姓无缘无故遭受横祸,弄得家破人亡,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窦娥冤》中的张驴儿、楚州太守桃杌,只不过是当时社会中许多这类人物中的代表人物罢了。作者善于解剖冤狱,通过冤狱深刻地揭示当时社会的     

中国古代小说“三复情节”的流变及其美学意义

中国古代小说“三复情节”的构想源于先民对数字“三”的特殊认识。由先秦“卜筮不过三”、“礼以三为成”演为后世“事不过三”，中国古代小说乃有了“三复情节”现象。“三复情节”萌芽于汉魏六朝，形成于唐代，宋元时的《三国志平话》至明初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使之发展到成熟，此后祖构者众。其美学意义在于体现了美的比例、尺度和节奏，合乎中国人的审美心理和习惯，是中国古代小说一个具体而鲜明的民族特色。     

生者与《死者》——悖论中的精神顿悟

在短篇小说《死者》中詹姆斯乔伊斯运用了悖论这一手法，通过在情节、意象、情境方面匠心独运的矛盾冲突的设置，深刻展现了爱尔兰人民的“麻痹”状态，事物对立面摩擦出的火星也点亮了故事主人公的“精神顿悟”，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彰显了小说的深层主题，这些对立冲突所形成的艺术张力也有助于理解乔伊斯本人对爱尔兰民族及现实与人生的深层思考。     

审美的实现——雷毅《深层生态学思想研究》读后

以精炼、概括的风格 ,雷毅的《深层生态学思想研究》 (以下简称《研究》)评述了当代深层生态思想的缘起、理论、渊源、实践、得失。限于篇幅 ,本文仅想就其中所介绍的深层生态思想的核心———自我实现准则阐发一些感想。　　一、关于自我实现准则据《研究》介绍 ,人的“自我实现”准则是深层生态学最高准则之一 ;另一最高准则是“生态中心主义平等”。这两个准则体现在深层生态学创始人奈斯说过的一句话里 :“深层生态学的一个基本直觉是 :若无充足理由 ,我们没有任何权利毁灭其他生命。深层生态学的另一基本准则是 :随着人类的成熟 ,他们…     

柔石在狱中对鲁迅的称呼

新版十六卷本《鲁迅全集》,对鲁迅的作品,都据手稿或初版作了认真的校勘,是较为令人满意的版本。虽如此,但亦偶有疏忽之处。如《南腔北调集》所收《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中所引录柔石狱中致冯雪峰信中的三处称鲁迅为“大先生”,刊误作“周先生”,却未据鲁迅手稿校正,这不能说不是一个疏漏。查1961年8月北京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鲁迅手稿选集》,三处“周先生”均作“大先生”。我又托上海鲁迅纪念馆杨志华同志,核对了柔石在狱中致冯雪峰信原件和鲁迅抄件的复制件,也都作“大先生”,可知鲁迅在撰写《为了忘却的     

窦娥的悲剧——传统司法中的证据问题

本文以元曲《窦娥冤》为材料分析该剧隐含的几个重要的法理学问题。作者论证了,剧本中没有证据表明窦娥的悲剧是官员贪污腐败的产物,不是官员的司法道德问题,而主要是由于裁判者的认知能力和传统中国社会科学技术不发达的局限;同时,分析了当代语境中的“铁证如山”、“无罪推定”、“刑讯逼供”等法律问题在历史场景中的意义;此外,对该剧的人物性格和戏剧结构以及中国传统的部分鬼戏作出新的解说。     

上博楚竹书中的"诗论"文献及范型

根据上海博物馆公布的该馆所藏并整理的一批“战国楚竹书”材料 ,可以发现传世文献未曾记录的两千多年前的《诗》篇和“孔子诗论”的内容和形态 ,这对于比勘传世文献 ,研究经学史上诸如版本、异文以及相关诗学批评形态等一系列重要问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在相关数据库的支持下 ,结合有关古文字古文献 ,对比考释“战国楚竹书”中的《诗》篇和“孔子诗论”材料 ,可以部分呈现中国现存最早的诗学形态和后世批评模式的深层结构     

关于《窦娥冤》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本文认为 ,只有正确认识关汉卿名剧《窦娥冤》中几个难点重点问题 ,即高利贷问题 ,封建道德问题 ,三桩誓愿问题 ,鬼魂问题 ,清官问题 ,才能准确把握《窦》剧的思想艺术和人物。     

如何面对窦娥的悲剧——与苏力先生商榷

本文对苏力《窦娥的悲剧———传统司法中的证据问题》一文提出商榷,主要观点是:1.在元杂剧《窦娥冤》中,桃杌把窦娥判斩并不如苏文所说“是在可能的条件下做出”的“基本合乎情理的判决”;2.在法庭上,原告张驴儿的陈诉并不比被告窦娥的申辩更可信;3.即使在古代,窦娥在刑讯逼供下承认“药死公公”也不能称为“证据之王”;4.窦娥的冤案不是由于科学技术不发达造成的。文章提出,在进行“法律与文学”的研究时,务必要注意二者的区别,切勿步入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