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经济学对理性选择理论的挑战及贡献

实验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构成了对理性选择理论的颠覆性挑战。其中彩票选择实验发现的“同结果效应”、“同比率效应”、“偏好颠倒”现象对预期效用模型中关于个体偏好的公理化假定进行了挑战。最后通牒博弈实验、公共产品投资实验发现的“公正观念”和“行为规范”的存在对预期效用最大化的行为模型提出了挑战。基于咖啡杯交易实验中发现的禀赋效应而形成的“期望理论”最有可能成为理性选择理论的替代。     

方法论革命与制度理论的复兴——现代政治学发展视野中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

在批判行为主义和选择性吸收理性选择理论的基础上,理性选择制度主义重申制度在政治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以理性人假设为起点,融合了政治学中的制度理论和经济学中的行为理论,以行动者为中心考察制度与行为的互动关系。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假定行动者的理性动机外生于制度环境,坚持功能主义的视角,这也导致其相关分析陷入诸多困境。     

感性选择与我国乡村社会秩序的构建

理性选择理论自从提出以来,不仅在经济领域得到广泛应用,还扩展到了社会研究领域。但是理性并不能解释人类的所有行为。尤其是对于我国乡村社会这样一个＂熟人＂社会来说,其感性特征更为明显,因此,本文认为要构建我国乡村社会的良好秩序,必须将国家的外在制度选择和制度安排与乡村社会内在的文化传统、自发秩序结合起来。     

贫困农户教育选择的模型分析

贫困农户很少有富裕资金用于教育投资,且相对于普通农户更易受流动性约束的影响,所以贫困农户的教育选择可能更加保守。本文通过建立农户教育投资模型,在微观层面定性研究了贫困农户教育选择的预算约束和教育投资与收入的代际流动,并以此为基础,对贫困农户的教育选择问题进行分析。     

贫困农户教育选择的模型分析

贫困农户很少有富裕资金用于教育投资,且相对于普通农户更易受流动性约束的影响.所以贫困农户的教育选择可能更加保守.本文通过建立农户教育投资模型,在微观层面定性研究了贫困农户教育选择的预算约束和教育投资与收入的代际流动,并以此为基础,对贫困农户的教育选择问题进行分析.     

金融市场中的主体选择行为

本文的主旨在于说明: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决定投资者选择行为的不确定性。文章在梗概分析理性选择和非理性选择的基础上,指出金融市场中的主体选择行为是理性选择与非理性选择的杂然并存;继之,文章分别对个体和集群的选择行为进行了探讨,认为随着人们对信息和环境等不确定因素的认知变化,个体选择行为的理性和非理性选择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而金融市场中的集群行为在这种变化的影响下会经常表现为非理性选择;最后,文章概要地分析了个体选择行为由理性向非理性的转变情形。     

个体和群体的理性与非理性选择

本文认为,考察人类的选择行为,应当区分个体和群体的理性和非理性选择,而界定理性或非理性选择,应当以主体是否进行理性思考和发挥认知为判断依据。文章在梗概比较主流经济学与行为经济学的选择理论的基础上,通过解析个体的风险态度,对个体选择行为进行了分析,并根据“大数定律”解说了金融市场和非金融市场中的群体选择行为。     

我国上市公司融资模式的现实选择——对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的思考

本文针对我国现时存在的上市公司对股权融资的偏好,从财务原理的角度对股权融资与债权融资进行了利弊分析,并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对股权融资其内在的原因。最后提出了我国上市公司应该权衡利弊,作出理性与合理的选择。     

生育行为中的性别选择与公共政策回应

生育行为是理性选择的结果,从当前我国的实际情况看,男孩偏好符合这种理性。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人们有强烈的动机通过性别选择来实现男孩偏好,而现代医学技术提供了这种可能。性别选择导致了出生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可能引起婚姻拥挤,危害身心健康。为改变这一现状,政府应制定相关政策,以降低男孩偏好、禁止性别选择。     

论理性选择理论的逻辑起点

本文探究的基本问题是理性选择理论的逻辑起点发展脉络是什么.首先对理性选择理论的几个核心概念追根溯源,从中挑选一些代表人物的观点,进行学术脉络的梳理,发现其内在的演变逻辑,在此基础上,提出有待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我国预算体制建设路径探究

我国预算体制建设路径包含外在联系路径和内在关联路径两方面:建立内核化新绩效预算的预算制度、建设理性化渐进的预算执行体系、构建一体两翼式的预算约束机制为要义的外在联系路径;同时,构建"预算制度——预算约束"、"预算制度——预算执行"和"预算执行——预算约束"为实质的内在性关联路径。     

预算约束、地方政府偏好与国有企业改革

构建对微观经济行为主体的激励与约束机制是促进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的政策行为选择.预算软性约束放大了地方政府的自利性偏好,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地方经济增长和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阻碍.改革方向在于通过完善地方政府代理人角色、确定合理的激励方式、加强预算监督机制以及提高区域间协调等进一步硬化预算约束.     

软预算约束产生的原因及硬化分析

软预算约束现象长期以来好像是"非理性"行为,但是这种说法是违反经济学的基本假定的.因而有必要在经济学理性的假定下,探究软预算约束产生的原因.通过梳理以往的文献,我们发现,软预算约束的发生实际上是融资方和被融资方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动机下的理性选择.通过引入申请成本、审查成本和监督成本等交易成本,我们可以发现原来软预算约束的条件可能不再成立,这样原来软的预算约束便硬化了.     

政治活动中伦理介入的基础分析

公共选择理论把经济人假设引入政治领域 ,赋予所有公共选择者以伦理平权的规定 ,从而阻断了伦理介入政治的途径。在考虑公共利益及其所要求的个人偏好调节的情况下 ,伦理平权假定应予修正。将公共利益沉淀进人性结构并用以调节自利和理性的政治公益人是可能的。为优化公共决策 ,需创造条件促成经济人向公益人的转化。为此 ,监督约束与激励倡导应当同举并重 ,法治与德治应当相辅相成。     

论当代中国法治价值目标的定位和选择

当代中国对法治价值目标的定位和选择存在着诸多失当现象 ,究其原因 ,主要是当代中国法治生成的主客观条件已经具备 ,但相当不成熟所致 ,特别是当代中国在法治秩序的建构过程中仅强调法治的外在价值及外在价值目标的选择而过分忽视法治的内在价值及对法治的内在价值的选择而产生的事与愿违的结果。本文认为当代中国在法治价值目标的定位和选择时必须全面认识法治价值 ,对法治价值目标进行双重的定位和选择 ,即不仅关注法治的外在价值及外在价值目标的选择而且关注法治的内在价值及内在价值目标的选择。     

理性选择理论的形式缺失与感性追问

人的选择行为不仅可以由理性思维支配,而且也可以由感性意识支配,并且后者有更基础的支配作用。韦伯强调了从意识形式上评价选择行为的合理性;西蒙在韦伯的基础上提出了理性选择的条件限制问题,并建立了有限的过程理性理论,进一步明确了从意识形式研究理性选择的必要性与意义。但是韦伯和西蒙都忽视了选择行为中的感性意识形式,因而他们对选择行为的分析都具有片面性。凡勃伦和波兰尼等人论述了经济行为中的感性意识及其重要作用,为研究感性意识支配的感性选择行为做出了必要的理论准备。     

理性的嵌入性与选择的文化性

理性选择理论作为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在社会学中的应用面临一系列的理论困境和难题.诸如个体行动与集体行动、完全理性与有限理性、理性计算与感性冲动等重要概念之间的关系,前辈学者已作了有益探讨,然而理论普遍主义与情境特殊主义之间的矛盾却为相关研究所忽视.在梳理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理性选择置于宏观与微观情境交织互构的文化制度背景下,提出理性的嵌入性与选择的文化性这两条重要路径,并结合中国文化情境分析理性选择理论的本土化问题,有助于解决理性选择理论在社会学研究中的“分析短路”问题,实现理性选择理论在中国社会学研究中的调试、修正与发展.     

人类认知与“理性选择”

“理性选择”假设由于其认识论和认知心理学基础上的缺陷,导致建立于其上的经济学对人的行为的研究必然存在某些先天不足,而其合理性则会使现代经济学在吸收批评性观点的同时,努力延长其理论寿命。     

法律经济学逻辑起点研究——理性选择理论的内涵、反证及其补充

作为法律经济学的逻辑起点,理性选择理论的内涵至少可以具有四种,即解释性含义、预期效用含义、自利含义和财富最大化含义。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认知心理学和实验经济学的研究对理性选择理论提出了诸多反证,如有限理性的反证、有限自利的反证等,并由此对传统法律经济学分析造成了强有力的冲击。正因为存在诸多反证,使得建立在理性选择理论基础上的传统法律经济学分析显的并不那么可靠,社会规范理论由此产生并作为理性选择理论的补充而日益为人所重视。     

论知识产权行政处罚制度的选择——公共选择理论的视角

文章从公共选择理论的视角对理性经济人在我国知识产权行政处罚制度中的选择行为进行了比较分析,结合制度内不同行为主体的制度偏好、行为策略和效用追求,提出了以促进社会福利最大增量的总体效率作为判断制度优劣的标准.并认为.以特定时期内优先确认的群体利益为核心对知识产权行政处罚制度进行制度安排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制度选择途径.最后.文章以上述标准考察了我国现存知识产权行政处罚制度存在的制度性问题,并在阐释阻碍和推动制度变革诸多因素的基础上,探讨了我国知识产权行政处罚制度进行制度选择的方向和措施.